战时共产主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的矛盾。
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余粮收集制（实际是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大量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收队的暴行，陷于极度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明确纲领的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其队伍最多时达5万人，有25%—30%的农民参加了暴动[97]。
直接促使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喀琅施塔得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历来是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但到1921年初却明确倒过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了，而且与彼得格勒的工人罢工相互呼应。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政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矛头直指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98]。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时召开的。大会开幕后即派出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起义引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极大震动。因此，也正是在俄共（布）十大上，为了消除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病，给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开辟新的道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作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决定。
新经济政策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我们今天的改革是调整、改变和革新过去几十年所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而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具体的经济体制也还在探索、建立过程中。所以，新经济政策只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调整、革新，而不是在这种体制建立后对它的变革，两者不能等同起来。
当然，从适应生产力实际需要而对生产关系加以变动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说，新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改革。列宁当时也正是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或者特殊地，在针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意义上，而使用“改革”一词的。
我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以及有关国际共运史的一系列著作中，均将新经济政策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这里，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体制上所作的变动和改革，将新经济政策分述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以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也是最主要的内容。粮食税额比粮食征收额低。每一农户的税额取决于它的土地数量、家庭人口、收成或财产状况。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归农民自己支配。粮食税的征集方法先是采用实物征集，即按产品类别分别地规定应交的实物。后将各种税务改为“统一农业税”，并将其一半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最后又改为全征货币税，国家所需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一律通过市场收购。
第二，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允许进行小工业商品和农产品的私人贸易。
这项政策最初是规定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实物交换，它是一种特殊的不包括货币关系的商品交换。但这种交换一展开，很快地就突破了地区限制，并使货币交换自发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因此，苏维埃政府后来便取消了地区限制，并使商品交换、工资、税务等都逐步货币化。同时，苏维埃政府还调整国内贸易，加速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使商品交换制转为货币交换制。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租借租让政策。
公布租让制法令，把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大企业、矿藏、森林、铁路等以租让的形式租给外国资本家，规定国外承租者的权利、义务以及必须遵守的法规。同时，把原来没收的中小型企业以租借的形式租给私人经营，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没有收归国有的小企业仍归业主所有。采取措施发展私营企业形式和合作社形式的手工业和小工业。国家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调节、管理制度。
第四，调整经济管理体制，组建计划委员会。(www.xing528.com)
将工农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国家总计划委员会和地方计划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国家总计委规定统一的经济计划，协调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并监督各类计划的执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各种计划和工业方面的总的经济指令的机关。国家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把各生产部门和相当数量的大型、重要企业集中在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苏联成立后，又将整个工业划分为全联盟、加盟共和国和地方工业三类。重工业和军事工厂以及一些大企业主要直接集中归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中的最大型企业由加盟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其余的企业则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
即按经济核算制的原则，把每一工业部门中最大的、技术装备最好的、地理位置最合适的企业联合起来，建立大型的中央托拉斯或地方的地区托拉斯。后来一切没有出租的国营工业几乎都实行了托拉斯化，托拉斯成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组织国营工业的主要形式。托拉斯取代了总管理局制度，其活动以业务职能分散的原则和实行经济核算制所必需的经济独立性和责任制原则为基础。为了保证托拉斯的采购、销售、经营活动，调节和影响市场，后来又发展了辛迪加的组织形式。
整顿财政制度，加强财政监督，建立国家银行，恢复信贷系统，稳定货币，使卢布在金本位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流通。开源节流，加强税收，增加预算收入，节约各种开支。废除用供给制办法提供服务的制度和无偿调拨产品、供产销均由国家包下来的制度，对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和独立的会计制度，促使企业精打细算，提高效率。逐步使国民经济按客观经济规律运营和管理、调控。
第七，改革平均实物分配制，实行按劳分配。
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将个人劳动成果与工资收入挂钩，在承认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以工人熟练程度和生产能力为标准的劳动报酬级差制度。后又实行集体合同制，根据不同部门、企业的劳动条件、生产特点和经营成果，确定工资总额和具体的劳动报酬。除此之外，还实行不同形式的奖励制度。
第八，调整农业管理体制。
所有国营农场分成两类：一类是从事科学研究试验的农场，仍归农业人民委员部管辖，由国家预算维持；一类是生产粮食类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农场以及种子农场，交给省地政局管辖，取消国家供给和拨款，按经济核算的原则活动。国营农场向粮食机关交一定量的实物税，剩余产品归自己支配。1922年开始，国营农场也实行了托拉斯化。集体农庄的比重不大，并略有减少。农庄的形式发生变化，其中公社的比重下降，而劳动组合数量增加，共耕社的比重显著增长。
新经济政策本来应该长期坚持下去，但苏联领导层对它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结果实际运行不到10年。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99]
几个月后，斯大林对“把它抛开”作出了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100]
于是，1929年底，新经济政策被抛开了。
新经济政策为什么会夭折？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通过挖掘大量文献资料，并以现代化为切入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我国有的学者考察了这些研究成果，认为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夭折，主要是因为：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工业化方针引发危机直接导致新经济政策被抛弃，斯大林集团与布哈林集团的斗争。专家认为，由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决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新经济政策最终被取消的命运[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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