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福特纲领》指出宗教是私事，但社会主义作为世界观也需表明对宗教的立场。
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有表面的亲缘关系：二者都起源于穷人和被压迫民众运动；都需要忍受迫害和殉教；都信仰和传播穷人对抗富人的使命；都相信一切人平等，尽管基督教平等是死后在神面前的；都呼吁同胞之爱，原初基督教还由此推出与社会主义同样的共产制，只是基督教共产制是消费共同，而非生产共同；都把同胞之爱推向全人类，谴责暴力、约定地球和平。假如世上从未有过基督教，或许便不会有社会主义。
二者的差异在于，社会主义伦理核心是社会连带（团结），基督教伦理核心是爱邻如己（如表7.7）。
表7.7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伦理核心的比较
但不能认为基督教不是成熟的社会伦理，社会问题实际处于基督教伦理视野外、其立足点的下方。基督教要求忍耐不正义、不抵抗恶，一切正义伦理和制度，如国家、民族、法、工作和文化在原初基督教伦理看来是虚无的，在神面前只存在个别人及其灵魂，在可怕的孤独中每个人与神面对面地终极对话。这是一种根本的个人主义，这种被割离共同体的孤寂正如社会伦理一样，也植根于诸如分娩或垂死之时的人类体验中。
但灵魂纯粹性这一个人主义伦理还只是伦理学而不是宗教。宗教的本质根本不问应然与罪过、善与恶：“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宗教普照着一切，无论正义与否都答之以“是”和“阿门”。为表明宗教是所有思想行动的必然终点，一切人生问题被概括为：“既有死，何必生？”我们踏入自然王国，但不久已届垂暮，自然僵硬麻木地无视我们的不幸、幸福和价值，人类一步步接近死亡，随之感到恐怖、无意义、对目的和价值的无知。自然根本不知价值和目的，这些只是人对自然的设定。于是人类发现了一种自身能力：可以与自然、实然对立设定理想和应然，浮现出一个理想的、以价值和目的王国为使命的、真善美照耀之下的主观的世界。于是人的创造意志就把握自然并努力为理想服务。情感屈从于新的法则，技术、文明、习俗、法和国家成为崇高人类活动的准备阶段，真美善的理想在科学、艺术、良心中“道成肉身”，文化金字塔层层升高。但对人生意义的憧憬还不能就此而止，尘世之痛随文化高度而达到极致，浮士德也喟然长叹“我们只能一无所知”。文化工作的全部收获只是自然最终留下的恐惧、徒劳和怀疑，人生意义在死时和生时一样茫远。
但纯洁的自然总是给人新的生命开端，人类和世界到底还是善的，虽历尽生之悲与罪、迷惑与残缺，但我们还活着：“吾生不知其故，死不知其期，行不知何往，奇哉吾甚悦兮！”。这种超脱万事肯定生命的欢乐正是一种宗教，在尚不知神、来世、圣经、信仰、圣职和教会之时已然有之。当然这不应是常态，否则会成为精神鸦片，使一切理想激情、对世界的批判、斗争和劳动的喜悦衰退。宗教是对尘世失意者的暂时庇护和拯救，一种深层喜悦和终极乐观主义使其区分于其他王国，自然不再是恐怖的禁锢所，理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而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性质；文化不再是永无止境的工作，而是每个瞬间幸福的工作状态。人只要活着，宗教就深藏于其内心，它正是对那个生命永恒意义问题的回答。
无产阶级必须意识到，他们正是在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感而活着，否则会因外部贫困而无法达到肯定生命的突破，反而因外部贫困而窒息内心的冲突，即拯救原罪的强烈渴望。无产阶级须感到自己是人类原罪的最大受害者，是他人罪孽的牺牲品，肩负与不正义斗争的使命，而无必要屈服于仁慈的教条。只有当消除了不公和贫困，无产者的灵魂之路也能畅通无阻，宗教时刻才能真正开始。
两位女社会主义者体现着纯正社会主义的深层宗教感。玛格丽特·麦克唐纳舍弃个人宗教经社会主义踏上人类的伟大赎罪道路：“我的社会主义全由我的宗教成长而来”，生活在敬畏、庄严肃穆、喜悦欢乐的焦虑之中。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写道：“接受一切，承认万事皆善而美，……唯一正确做法是接受人生，无论何种境遇始终感到幸福。终此一生我从未失去任何不愿失去的，也不想得到任何未曾拥有的。”“我总是毫无理由地沉浸于喜悦中。……希望您穿着这件镶满星辰的大氅经历人生，以保护您免受一切狭隘、琐屑和忧惧之害。”这件大氅无非是宗教。神和极乐不是宗教，只是神学，甚至不算是好的神学。
本节中，拉德布鲁赫讨论了社会主义在民主观、民族观、法律观、家庭观和宗教观方面的意识形态，比较全面地阐明了他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www.xing528.com)
民主观方面，民主是听命于多数决的国家形式，也是听命于强者的，它允许社会主义方向的势力在力量角逐中脱颖而出，对社会主义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可以纳入未来民主政治形式中，拉德布鲁赫赞同通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党组成联合政府，通过德国政党政治适当灵活化，通过议会的观点交锋，通过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通过政治家和官员阶层来逐步实现民主。
民族观方面，拉德布鲁赫认为民主中的个人与世界中的民族有可类比之处，坚持一贯的作品文化主义主张，他认为个性和民族性不是通过刻意追求而是通过忘我投身事业而事后获得评判的。文化的繁荣会带来某种军事优势，但最本质性的文化往往不会立刻转化为军事实力，文化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实力）来评判的。和平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这些主张与他对战争、侵略扩张、沙文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法律观方面，拉德布鲁赫认为个人主义法律观是只看到孤立的个人，与此相反的是社会主义中的个人形象——社会中的人，因此认为刑法从根本上应该是刑事政策，来弥补社会政策的确实带来的犯罪损害，相应提出诸多刑法改良主张：引入社会救济逐步替代刑罚、缩减自由刑、微罪不处罚、罚金刑和缓刑的适用、保安处分等；此外，劳动法和财产法等方面也体现出更多社会化的特征。
家庭观方面，拉德布鲁赫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本为共同体的婚姻家庭关系解体为个人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无力抗拒这种解体，无法解决个人主义时代留下的婚姻不稳定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家庭无法回归共同体状态，必须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
最后，宗教观方面，拉德布鲁赫认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有很多共通之处，只是前者的伦理是共同体伦理（社会连带），后者的伦理基础是“爱邻如己”。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价值超越的态度，是一种根本的个人主义。宗教的本质是不问罪与非罪、善与恶，人类在向死而生的孤寂中探寻生的意义，终于浮现出一个理想的应然世界，最终超脱了万事而进入宗教的极乐状态中，文化成为人幸福的每一瞬间，宗教也牢固扎根于心中成为对永恒问题的解答。无产阶级的信仰与宗教信仰在信仰的状态本身上是类似的，其使命是与不正义进行斗争、消除不公和贫困。宗教可以使信众沐浴在庄严喜悦的幸福中，社会主义的信仰也是如此，因此广义的宗教是可以包括各种能够解答人生终极问题（生的意义）的信仰，而不仅仅是有神论者的专利。
拉德布鲁赫通过《社会主义文化论》一书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也表白了个人的政治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特点包括：以“共同体”或称超人格的作品主义理想为核心，政治上不支持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接受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式，反对为推行民族文化而进行的战争，维持个人主义的家庭形式，提倡教育刑等社会性的刑法理念，同时，社会主义信仰可以与基督教相容。作为古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建于1863年）在二十世纪初的意识形态，这些政治主张在当时亦属较为平和软弱的，没能承担起振兴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使命，几代政治家建立起的民主制度终在1933年被纳粹党政府破坏，掀起了世界史上的一场腥风血雨。
【注释】
[1]拉德布鲁赫著，米健译，《社会主义文化论》，法律出版社，2006。见德文全集卷4，第102-163页。日译者野田良之、山田晟，见日文著作集卷8。
[2]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埃尔福特大会纲领，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指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提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近期任务。该纲领成为第二国际各党制定党纲的范本，但回避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
[3]Der Arbeitermann节选大意：“老婆，我们有个孩子、有张床！我们还有工作，有雨、风和太阳，我们像鸟儿一样自由，除了小事一桩：只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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