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从整个地域覆盖范围看，文化的特点是各地区文化有所不同，文化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我国文化是一个同心圆，发端于中原的文化流衍于东南西北四方，文化同化现象显著，但在文化本质特征相同的前提下保留着各地方独有的文化特色。余天休十分关注区域文化，他曾提出一种研究文化的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横或纬的研究。他的方法是先将中国文化现象分地区化制，以文物异同为出发点进行叙述调查，采用诸如收集文物标本、绘画图形的方式，将其分区后进行比较分析和断定证明，以确定各地区文化的关系，主要是区分它们间是相同的关系还是不同的关系，以此来研究地方文化。他自述这种方法仿照了地质学及生物学（余天休在美国读书时选修过地质学、生物学），现在用于社会文化调查。根据这种方法可以推论，假如某两地相隔几千里，但是出土的文物相同，两地关系必定非同一般，我们能够假定它们的文化接近；如果两地相隔很近，但文物差距甚大，则两地文化关系必浅。例如山西南部至关中长安地带，居民将书读作fu，将水读作fui，sh音都读作f音，但与长安过去的咸阳相距不过四十里，只隔一渭水，而渭水居民将书读作shlz，水读作suei音，因此渭水一带为另一语言文化区。[2]再如山东兖州藤县一带，距离长安不少于两千五百里，这两地的居民对于书和水的发音与晋南同，所以这两地文化上必有渊源。为何这两处相隔遥远不相邻的地区文化反而类似？查找文献后我们得知，原来是明初之际这一带人口由于战乱绵延被减灭不少，皇帝下令从山西平阳洪洞县迁移民至此。[3]这一带的移民还保留着原有祖籍的文化，所以山东兖州藤县和山西平阳两地居民的语言语音相同。
据上所述，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化的交流主要在于人员的流动。只要不同地区有较多人员流动，两地文化就会发生交流而相互影响，但若是隔了高山长水，交流必不易，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可能仅因隔一水或一山，便显著不同。如渭水南北文化不同，秦岭南北文化不同等，山水成了文化社会的分界线。反之，若无地理上的隔绝，即便相距甚远，也可以因为人员的快速流动而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人员迁徙带来相似的语言发音，例如江苏有江南江北之分，江北为下江官话区，民俗习惯接近北方，江南从武进、宜兴以东，属于吴语文化区，与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浙语同一系统。这种现象与古代交通不便有关。当今社会交通通信日益发达，全世界随时沟通信息，人员跨国流动，文化的趋同和相互作用将会更加明显，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日益缩小。
地区文化的划分重点在于分割线的确定，余天休论述了如何确定文化区域分隔线的问题。通过文物的地理分布，可以确定文化区域的界限，文物实际是日常所需物，或交通工具，或普通常用的吃住用品。例如骆驼生活在北方，活动范围东到北京，西南除青藏高原外只到渭水，秦岭以南再无骆驼的踪影，这么多地区使用骆驼必有其相似之处，它们可以自成一个骆驼文化区。而驴骡的使用也有区域，东南不过淮河，西南不过汉水，驴骡构成一个文化领域。住的也是如此，西北穴居名为土窑的，东不过平汉线，西南不过秦岭。北方的土炕，东南不过徐州，西南不过秦岭。吃的方面，淮河汉水以南，民众习惯与北方大异，民众食稻米，淮河以北，大小麦高粱为主要食粮。由此我国南北分野，不在黄河长江，而在淮河秦岭之间，从此以北的为北方，以南的为南方。据此规则，北方可分为炕文化区或通古斯文化区[4]、东蒙文化区、布利亚德文化区[5]、准部蒙古文化区[6]、天山北路文化区[7]、东突厥文化区[8]，骆驼文化区或草原地文化区或包之文化区、华北穴居文化区、骡车文化区或华北平原文化区等。[9]将这些文物作为文化分区标尺也是有道理的，人们常用的吃穿住行的工具虽不昂贵但每日不可或缺，代表当地人的最大需求，若无这些物品则不能生存，它们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有理由以日常物为代表来划分文化区。
此外，语言也可以是地区文化分界线，语言的发明表明人的抽象思维以符号指示事物的能力增强，语言直接表达文化，可谓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说同一种语言，或多数发音相近的地域，其文化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据此原理，可以依据语言给文化区分类。北方除塞北和天山南北等地以外，语言比较统一，所以整个北方在语言上同一，南方各地语言复杂，语音多样，适合根据语言划分文化区。如下江官话区[10]、上江官话区[11]、皖方言区、吴语方言区、闽方言区、潮汕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黎语区、苗瑶语区、猡猡语区[12]、川滇黔方言区、西番文化区[13]、金川文化区[14]、西藏文化区[15]、僰人文化区[16]、撒拉尔文化区[17]等。根据各地语言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文化进行叙事调查，然后予以比较，确定文化的源流及分布，能够了解我国文化和社会的原理。[18]北方话比较统一，北方地区基本说相似的语言，南方方言形式各样，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南北差异较大。[19]南方话的差异使语言更可以作为南方不同地区文化特征划分的标准，从中区分出不同文化区。
余天休重点探讨了粤语和客家话。广东话分粤语和客家话，说粤语的为本地人，与客家话区别开来，本地人是先从北方迁入者，先到为主后到客。客家人也来自中原，因其后入岭南，乃称为客家。客家话是处在粤语和南方官话中间的一种方言，说客家话的人居住之地为高原山地，因平原被先到的本地人占领，所以客家人和本地人常为争夺资源而械斗，有不解之仇。客家人也有居住在平原及沿江海的，如东江惠州，珠江口的赤溪、新安等地，但为数较少。[20]这是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分野。
余天休又探析疍（蛋）族及潮汕方言。广东沿海有一种族群名为疍家，地理分布南自广东，北至浙江温州，语言风俗均与当地人相同。他们的生活地域有限制，只生活在名为“艇”的小船上，以打鱼为生，偶有海上行劫行为，不准在陆上居住，不能购置房产地皮，只能在江河湖海上活动。疍族以船为家，船艇中间为居室，内部构造如日式小房子，地下铺草席。由于无恒产，所以不读书，前清时代朝廷不许其参与科考，何以如此，原因不明，有说其来自南洋外族，后与沿海居民斗争，但屡战屡败，终致其永不许登上陆地。温州以北有畲人家，来源也不甚明朗，抑或与疍民族同族。潮汕方言分布：自福建漳州、厦门沿海经广东潮州、汕头等地，再沿广东海岸至海南岛，长约2 000里，所经之处，居民都用此方言，只限于沿海岛屿。一经大陆又是其他方言区，珠江口中山县一些小区域也用此方言。这是一个怪现象，据说浙江温州一些地方方言和潮汕方言同。[21]疍族畲族是否同源有待考察，但畲族疍族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引起了学者的关注。(www.xing528.com)
图6-1 余天休在西北
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分析中，余天休考察了苗瑶黎语言分布的社会背景。苗瑶黎族是从高原向深山处分布的古代遗留下来的土著居民，为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古代散居于中原，因不肯接受外来文化发生内在变革而被驱逐于深山之内，与自然为伍，居住在岭南诸地、湘桂滇黔各省。这是苗族的上古时期经历。余天休主编的《社会学杂志》一篇论文中具体描述了苗族的历史风俗，其内容如下：苗族相传有三，一为古三苗之后，一为盘瓠之子孙，一为黄帝曾孙卞结之后，无列传可考。苗族2 000年前住在黄河流域，后南迁至山岳重叠中，现多分布在贵州、云南，在四川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亦有一部分存在。苗族居山，山间有无数部落，纯粹苗族有纯苗宋家、蔡家、龙家、棘人、洞人、蛮人、杨保、土人、狪獞等，又依据衣服颜色分为红苗、青苗、黑苗、白苗、花苗等类。苗人分生苗和熟苗，生苗居于丛山深处，熟苗与汉人交通，从事耕作。苗人尚武，善于制作武器，手持长枪投掷猎物，能发小弩，技术熟练，中者百发百中，箭头偶喂毒药。遇疾病请巫女祈祷，称巫女为大溪婆，碰到不明疑惑之事，也请巫女开导，巫女因而受到敬重。苗族依山建筑，聚族而居，屋内房间少有隔断，内部功能不分，牛马可与人同居一室。苗人好饮酒，自制苗酒，客至不醉不归，狗肉为上品食物，祭祀祖宗山村鬼神皆用之。苗人勇敢善群，若遇兵匪水火灾，一人持大牛角登高力吹，四邻皆至，土匪畏惧其强不敢侵扰。
苗族有语言无文字，称父为阿林，母为阿麻，男孩为冬打，女孩为冬采，喝酒称固唛，早饭叫唠差，午饭为唠莽，晚饭为唠棱。苗民男子衣裤与汉族同，唯头上不分寒暑扎一块青布大包巾。妇女不着裤，裹青带，外罩素青布或红白花青布百褶裙一条，花苗妇女裙上青带系悬铃。妇女之别，看梳头型，苗妇将发合挽一高髻，盘于额上，苗女将前面发剪短披额，后面发挽一小髻，立于头顶，内衬一青色三角形缎包，围插首饰。苗族女人颈戴项圈，或金或银，其轻重显示富贵程度。苗人对男女之事较为开放。每逢二月花会或三月清明，苗族男女衣着鲜明，喝酒奏乐，吹六笙或木叶，相亲聚会。所奏歌曲为摇马郎之类的思念之歌，若男女心有所属，则交换手镯、手帕等信物，此后交往，直至婚嫁。“苗族喜音乐，每年暮春之际，天气清明之夕，择平旷之地为娱乐场，男弦女歌，相聚戏谑，父母在旁观之不禁，名曰跳月。随意者合，随而奔之，有子后方过聘礼。”[22]三日归宁，新郎回自家，新娘留母家，直到生子，才回夫家，若不生子，则不能回去。元明清对苗族皆设土官治理，清朝酋长称为改流，意为改土入流，雍正后设汉官管理，苗民入版籍，称为苗户，民国时期土司权被夺，但尚有土州土县之名，松桃、威宁等地仍有土守备把总等官，出门威风凛凛。苗民不事工商业，清季用钱，以轻重视钱多少。此外，苗人还有放蛊一说。[23]这篇文章生动地说明了苗族生活风俗的详细情形，对于现在来说也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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