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史学史研究》文选：深入考察中国古代历史进程

《汉书》固然有浓厚的正宗思想和天命思想，这是时代打上的烙印。然而，我们又应肯定其中有重视历史时势的进步思想。

刘邦为什么能“无土而王”，迅速建立起汉朝，这是西汉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班固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中对此做了分析。他总结自虞夏至秦之得天下，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创业：虞、夏之兴，“积德累功”数十年；商汤、周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而后成功；秦的帝业，先由襄公崛起，经过文公、穆公、献公、孝公、昭襄王、庄襄王历代经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刘邦得天下却与历代君主相去天壤，“无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大变局？班固认为，这是因为秦始皇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为刘邦的迅速兴起准备了条件。秦始皇本来冀图以取消分封制、销毁天下兵器、禁绝儒学、大事征伐等等，巩固其统治，“用壹威权，为万世安”，结果恰恰激起人民的反抗，“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适戍疆于五伯，闾阎逼于戒狄，响应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乡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这样，刘邦“无土而王”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新格局，就完全可以用能够确切指明的时代条件来解释。班固用“势”的命题对此加以概括，云：“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业，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班固对于历史时势的看法，是在司马迁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司马迁极为重视秦亡汉兴的历史教训，《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他论述刘邦得天下的原因云：“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司马迁确已论及秦的暴政为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表现出其卓识，他感慨“岂非天哉”，其中也确有历史时势的意味。但是不能否认，司马迁讲的“天”又含有命定论的意味，所以他称刘邦为“受命而帝”的“大圣”。换言之，司马迁的议论中重视历史时势与命定论二者兼而有之。相比之下，班固的认识明显地提高了，他完全以历史时势来解释，摆脱了命定论的影响。这是观点上的一大进步。与此相联系的是，班固批评司马迁引用贾谊的一个论点：“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班固认为，这是对历史的客观趋势判断错了，“不通时变”，不知“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史记·秦始皇本纪》附录）班固所论显然比较符合历史时势。

藩国问题是西汉史又一大问题。司马迁的时代，西汉朝廷与藩国斗争的过程尚未结束，过程中矛盾的各个侧面尚未充分暴露，因而他不可能做全面的总结。班固后来居上，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能够俯瞰西汉初至武帝时朝廷与藩国斗争的全过程，从而在《史记》的基础上，对此做出较全面、深入的总结。这也是《汉书》的突出贡献。(www.xing528.com)

《诸侯王表序》中肯地描述了藩国势力对西汉国家的危害：“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尾大不掉，构成对朝廷的严重威胁。对西汉朝廷与藩国势力做斗争所经主要阶段，班固也做出了正确总结：“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标志着严重的藩国问题得到解决。这些论述提纲挈领，接触到历史的实际情形，向来成为后人论述西汉藩国问题最权威的依据。《汉书》贾谊、晁错两传，详载他们向文帝、景帝郑重提出的削藩主张，显然都是班固有意为之，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还想讨论《汉书》有关篇章中所反映的藩国问题的曲折性、复杂性，限于篇幅不能展开，只能简略提出三点：第一，班固论及汉初分封同姓王，在一段时间内对于韩信、彭越等异姓王起到制约作用的问题。如讲“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汉书·诸侯王表序》）第二，贾谊反复陈述侯国必然造成祸乱，危害朝廷：“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他所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实际上成为解决西汉藩国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而在具体做法上，贾谊甚至提出以藩国制藩国的策略。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后，贾谊建议文帝大封皇子武（淮阳王）为梁王，封国占有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大片地方，以起到“捍齐、赵”和“禁吴、楚”的作用。班固特别载明：至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乱时，“合从举兵，西乡京师，梁王捍之，卒破七国”。（《汉书·贾谊传》）还在《叙传》中概括《贾谊传》的撰写意旨：“建设藩屏，以强守圉，吴、楚合从，赖谊之虑。”赞扬贾谊的预见性，同时反映出在一定时期内亲近的封国对疏远的封国的制约作用。可见，《汉书》论述藩国问题，既从总体上看到藩国必乱的结局，又能有分寸地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封国的积极作用。包括藩国问题的解决在内，历史发展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它只能走曲折的道路，这是历史辩证法的体现。笔者认为，《汉书》记载的这些问题，至今仍有丰富我们的认识、启发我们的思维的作用。第三，《汉书·晁错传》比《史记》更公正地评价了晁错主张削藩的贡献。晁错是景帝时期代表西汉朝廷对藩国坚决斗争的关键人物。他明知将由此立即引来杀身之祸，而毫不动摇。对于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班固做了公正评价：“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汉书·晁错传序》）肯定晁错为国尽忠，后人世代承认。比较《史》《汉》对晁错的评价即可发现，班固的评价，采用了司马迁的正确部分，而纠正了《史记》中自相矛盾的见解。《史记·晁错传》赞曰：“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并没有肯定他主张削藩的积极作用，相反地，责备他的动机是“欲报私雠”，做法是“变古乱常”。这些都是不恰当的。然则，司马迁毕竟要写出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实录”，因此他记载了邓公称颂晁错和批评景帝的话，称他建议“削地以尊京师”是“万世之利”，是一个“忠臣”。在《吴王濞列传》中，司马迁也称晁错“为国远虑”。这样，司马迁对晁错的评价就自相矛盾。班固纠正了《史记》的矛盾说法，把其中正确部分吸收过来，并加以提高。《汉书·晁错传》中详载其事迹，并将他施行于世的言论采辑于篇，客观上讲，是表现了封建阶级上升时期，这样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冒险患难的可贵精神。班固这样做，就为那个时代，同时也为《汉书》增添了光彩。

班固评论武帝时期人才之盛也很精彩。他认为，武帝时期大批人才的出现是由历史时势造成的。这一观点见于《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的论赞。班固讲，这三个人在武帝时分别身居丞相、御史大夫之位，可是他们都出身贫贱，或放猪，或放牛，或当伙头。这样低微的出身，“非遇其时”，能够上升到高位吗？班固认为，这正是时势造就人才的结果。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代，已经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大有作为了。当时要做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开拓边境，奠定版图；二是需要建立一套礼仪、政治、法律等等制度。“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时代需要大量人才，人才便成批涌现出来。当时各方面都有不平常的人物施展才智，如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兒宽，荐贤的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的赵禹、张汤，文学家司马迁、司马相如，天文历算家唐都、洛下闳，音乐家李延年，理财家桑弘羊，外交家张骞、苏武，大将卫青、霍去病，一共举出十四个方面二十七个特出人物。

依靠这些特出人物，使武帝时代达到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这又寓含着杰出人才推动社会前进的可贵认识。班固认为，汉宣帝时代也颇有作为，“纂修洪业，亦讲论六经，招选茂异”，举出当时在儒学、文章、将相、治民等方面“有功迹见述于世”的人物，如萧望之、刘向、赵充国、龚遂等。总的讲，班固认识到时代的需要造就了有作为的人物，人物的作为又推动时代前进，不但论述问题完全从时势着眼，而且体现出从许多个别事例中概括出共性的道理，一点也没有掺入天命、迷信的意识。班固所论述的，自然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人物产生及其作用的原理无法相比，但其中有相通的地方，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一千九百年前的班固能达到这一认识高度，说明他有非凡的历史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