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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商贸公司的成功例证

时间:2023-07-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奋进号返航后,班克斯很快就成为英国最著名的博物学家。东印度公司可以利用班克斯的博物学知识和他与政治高层的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班克斯则可以借助公司在全球的网络,为自己的博物学采集和研究工作服务。随着贸易额的逐渐增大,东印度公司为了方便交易,在全球各地设置了多处联络点,安排人员长期驻扎在那里,为公司寻求物美价廉的商品。班克斯与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合作方式之一是殖民地植物园的建立。

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商贸公司的成功例证

工业革命促进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商人纷纷将视线转往海外,他们要求成立商业公司,开展海外贸易。对英国政府来说,这种全球性的贸易活动不仅可以为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更可以进一步击败欧洲传统列强,夺取海上航路和贸易垄断权,控制对本国商业活动有利的据点和地区。在这种背景下,1600年1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它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的。公司最初的名称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特许状,授予该公司在东方贸易的专利权,这是英国在东方,乃至全球贸易走向繁荣的开始。到18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已经初具规模,由最初股本3万英镑的小公司,发展为总资产320多万,股东3 000名的大公司(张亚东,2004:84-87)。贸易范围也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了,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东印度的船只穿梭于世界大洋之间,在亚洲、非洲、北美、大洋洲都能见到公司人员忙碌的身影。

奋进号返航后,班克斯很快就成为英国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加上他与国王、海军部的私人联系,使东印度公司管理层更乐于与他合作,双方建立起日益紧密的互惠合作关系。东印度公司可以利用班克斯的博物学知识和他与政治高层的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班克斯则可以借助公司在全球的网络,为自己的博物学采集和研究工作服务。1788年班克斯主动致信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商讨茶叶育植事宜(Banks & Chambers,2009:370)。1789年,东印度公司主席戴维内斯(William Devanes)[11]致信班克斯,商讨优质绵羊引进和育种问题:

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已经从印度弄到一只绵羊和卡希梅利安(Cassimerian)公羊,希望提高英国绵羊的品种,产出更优质的羊毛。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想要将它们呈现给国王,并委托我来咨询您,以什么样的合适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绵羊现在已经在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上岸了,我将非常荣幸能收到您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Banks & Chambers,2010:17)

这些活动让班克斯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随着贸易额的逐渐增大,东印度公司为了方便交易,在全球各地设置了多处联络点,安排人员长期驻扎在那里,为公司寻求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在18、19世纪的英国,恰好博物学和园艺事业蔚成风气,这保证了旅居海外的英国人中,有许多工作人员对博物学充满兴趣且有相当的知识。他们因地之便,也就成为班克斯所倚重的最佳博物学收集者,长年累月从世界各地为班克斯收集博物学标本。按照身份,范发迪将他们称之为“贸易者兼博物学家”(范发迪,2011:10-12)。因此,班克斯也可以反过来利用东印度公司在全球的领地和工作人员来从事博物学收藏和经济作物移植实验。

比如,18世纪晚期,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商馆大约有12名正式员工,到19世纪初期,这个数目增长近一倍。这些员工中,大多是吃喝玩乐之徒,但也不乏出身良好、认真追求学问之人。英国汉学鼻祖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don)[12]便是其中一位。他与同时代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一样,对植物学相当精通。后来的马礼逊(Robert Marrison)、里夫斯同样对博物学有浓厚兴趣,对班克斯充满敬佩之情,于是便主动承担起为班克斯收集中国珍稀物种的任务(范发迪,2011:13 14)。而公司配备的医师邓肯兄弟(John Duncan & Alexander Duncan),则是想利用班克斯与东印度公司管理层的密切联系,为自己谋取实际利益。在获得班克斯的鼎力相助之后,便投其所好,长期担任了班克斯的采集员(程美宝,2009:147-148)。

与采集标本一样,把动植物从世界各地运回英国,也得仰赖东印度公司的人员、机制和船只。这些博物学物品需要占据船只的一些空间,如果能用来多装载商品,公司便可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能将这些“毫无价值”又占地方的收藏品放到船上,也是仰仗了班克斯的地位以及在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另外,“干燥的种子、球茎、活株植物、宠物家禽统统被装上船,与茶叶、瓷器、大黄、肉桂和其他中国商品堆放在一起……要让这些异国植物平安度过如此漫长的旅程,对那些晕船的园丁来说不是件小事,这在当时是能让很多大博物学家头疼失眠的事”(范发迪,2011:29)。

博物学收藏品上船之后,就得听任船长和海员处置。碰到爱好植物且有相关知识的船长,运送植物活株和标本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反之,碰到对植物没有兴趣,或者空有兴趣、热情,但又缺乏专业知识的船长,博物学家辛辛苦苦收集到的珍奇动植物,就可能会葬身大海。班克斯利用自己在东印度公司高层的私人联系,尽可能将来之不易的远方收集品交给可以托付的船长。这些船长大多收入很高,普通的小恩惠并不能唤起他们对植物运输的热情,因此,班克斯总是试图让他们享受学术荣耀,比如将某种奇花异草引进英国的第一人称号赠送给他们(范发迪,2011:l 2),或者将他们引荐给王室或海军部。

班克斯与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合作方式之一是殖民地植物园的建立。班克斯重视殖民地植物园的建设,是想利用植物的商业价值大英帝国服务;同时,利用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习得精湛的地方性知识和技术。而东印度公司则利用班克斯的知识和影响,在殖民地移植经济作物,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为公司员工在新殖民地的生活提供保障。从这个层面看,班克斯在本质上就是一位扩张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他坚定地相信,英国是这个世界文明化的最大推动力,有责任推动世界的文明进程(Synder,1994:93)。而植物园的组织和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力。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一些商品,如茶叶、棉花、亚麻,如果能在殖民地得到种植,就会为公司省下大笔的交易费用,因此公司也欣然同意班克斯等人的建议,在世界各主要殖民地建立大型植物园,以种植英国需要的农产品。如西印度群岛的圣文森特植物园和圣托马斯植物园,印度的加尔各答植物园,以及锡兰植物园(Brockway,1979:75)。

东印度公司也发现了博物学活动的价值。1785年12月9日,班克斯写给阿美士德(William pitt,Earl Amberst)[13]的信中曾提到,东印度公司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在阿美士德所率领的开往中国的大使团中,提供博物学活动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储备。信中还提到公司为博物学工作者提供的薪水,以及对他们的要求,班克斯也允诺,定会帮助公司处理博物学家采回的植物(Banks & Dawson,1958:18)。

这些植物园虽然并不隶属于邱园,但从规划、建立到运行模式,都大量借鉴了班克斯在邱园的管理模式。殖民地植物园的管理者与班克斯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或者深厚的私人感情。从建园策略、管理模式到种子来源、种植方法,无不接受班克斯的直接领导和指示。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者基德和后来的管理者罗克斯伯勒,经常就植物育植方法和种子来源求助于班克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殖民地植物园是邱园在异域的翻版,或者说是分支。东印度公司提供土地和所需要的资金,班克斯则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在遥远的殖民地,为邱园建立起众多的卫星植物园,或者干脆称之为异域邱园。(www.xing528.com)

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几届领导,几乎都与班克斯保持了合作关系。东印度公司对植物经济效益的追求与班克斯对植物栽培的热情及为国家谋取财富使命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1801年l月,东印度公司主席英格利斯(Hugh Inglis)[14]致信班克斯,言辞恳切:

我很感激您为亚麻种子的事所付出的劳动,但如果您能把操作说明一起传递到受托人多米尼克斯(George Dominicus)手中,那就更好了。请你把这个过程的花费告知于我,我将指示工作人员尽快按照您提供的数目做出补偿。再次向您表达我深切的问候。(Banks & Chambers,2012:247)

1801年4月24日班克斯又致信东印度公司,说应公司委托,随信附上了自己购买的亚麻种子,计划运往印度种植。随后班克斯还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的“无奈”:海军部的委员会如此信任我,以至于每次航海船只的筹备工作细节都要我来帮忙,这使自己压力很大(Banks & Chambers,2012:321)。同天还有一封信是写给东印度公司董事埃尔芬斯通(William Elphinstone)的,信中班克斯谈到皇家船只探索者号计划去探索范·达尔曼岛(Vandiemens Land,后重命名为塔斯马尼亚)与新南威尔士岛之间的海峡,这样东印度公司就可以去探索新荷兰海岸线或者其他海峡,如此效果可能更佳。公司可能会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还有可能在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王国有意外发现(Banks & Chambers,2012:322)。

5月份的时候,英格利斯又给班克斯回信,提到如何按照班克斯的建议给船上的博物学家、园丁、亚麻耕种者、矿工等人员提供资助,其中特别提到要为负责亚麻移植的人提供培训及尽可能的方便(Banks & Chambers,2012:330)。由此可以看到,班克斯与东印度公司的书信中经常充满着赤裸裸的利益考量。

另外,其他一些小商贸公司,如塞拉利昂也会向班克斯寻求有价值植物的利润实现办法,而班克斯则会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商贸公司和大英帝国提供建议。1793年8月16日,尼平(Evan Nepean)[15]给班克斯写了一封密信,书信传达了内政部官员邓达斯(Henry Dundas)[16]的愿望:从邱园和布莱(William Bligh)带回的收藏品中分发部分植物到塞拉利昂(Banks & Chambers,2011:148)。班克斯在同一天就给尼平回了信:

我即将暂时离开伦敦,因此无法遵从国王和政府指令,来答复塞拉利昂公司的申请了,虽然这些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且自己对此保有无限热情。

事实上我已经思考过问题的答案了。我认为,布莱船长带回的有价值的水果最好用到新殖民地建设上,这样会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效用;其中一些植物要留出来栽培到邱园,虽然它已经是欧洲最大的植物园了,但塞拉利昂地区的植物还很稀少。公司带回植物也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国王应该同意这样的请求。

如果国王愿意满足公司,我将很荣幸地指明满足公司申请的方式,我会写信给邱园的艾顿。(Banks & Chambers,2011:149-150)

从中可以看出,班克斯希望得到非洲塞拉利昂地区运来的种子和标本,以此扩大邱园的植物收藏,同时班克斯也希望能够帮助塞拉利昂的殖民活动,为殖民者提供有价值的植物和专业知识。班克斯凭借自身的地位和影响,使得商贸公司和政府在开辟新殖民地时总是要向他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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