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考古与民国名媛主题民宿设计研究

陈晨

（金陵科技学院）

历史是一门鉴往而知来的现代学科。人们可以通过解读发生在某地某时代的事件，把握引发事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脉络，进而发现各个文化圈之间的碰撞与交流。美国历史学家William McNeill在《世界史》中就提出以文化圈作为分析历史的核心，研究不同时期各文化圈发展、演进、交流、灭亡的过程，从而形成跨时间、地域的世界史观，而非拘囿于某个朝代和国家的编年体历史与国别史。此外，由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历史可为当下的个体与社会群体行为提供启发与借鉴，并持续性地影响到将来的事态发展与环境变化。台湾佛光大学文化资产与创意学系副教授蔡明志从建筑史在当代之为用的角度提出将建筑史知识作为城市博物馆与城市规划单位协作的重要媒介，可以使建筑史的读者跨越建筑专业圈而及于一般大众。民众借由城市博物馆的展示教育，可以深刻认识城市发展脉络，进而协助城市规划部门描绘美好的城市未来图景，实现建筑史形塑未来的作用。

对于民国名媛主题民宿设计课题来说，其一，需要理解设计中的历史因素，通过研究设计现象的源流与更迭换代过程，建立起动态、延续性的历史思维；其二，链接历史研究与课程设计，在触及实物和解决现状问题的过程中，可形成设计史的价值判定，发掘设计史在当下场地环境中的可利用性；其三，从历史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将时间轴由过去、现在、延续到未来，思考发生在过去的设计现象，在应对未来社会需求与文化价值评判时，将发生怎样的演进、变化，在此基础上描绘构想。

历史不是静态、片段、单向度的知识陈述，它是一个发生在过去、辐射当下又启示未来的连续体。它根植于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交流的土壤中，受其滋养成为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有机体。这是本设计课题所依托的历史学逻辑基础与思维方式。

本课题的历史因素是民国名媛。透过民国名媛的日用陈设与起居空间，解析民国上流阶层女性的家庭地位、婚姻生活、受教育背景、职业情况与审美取向，进而对照当下，将民国名媛的生活态度与精神诉求延续到民宿室内空间中，期待为未来的民宿界提供更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设计策略。

民国时期涌现一批光彩夺目的名媛，是与晚清以后“开女智”的都市文化思潮，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以及女性解放运动密不可分的。以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大公报》为例，它在创刊的1902年，就担负起反对女子缠足、倡导新式婚礼、主张自由恋爱和结婚、提倡兴办女学、鼓励女性就业的“开女智”的社会职责。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一批学者、教育家如梁启超、胡适等，也意识到要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意识，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亟须唤醒“蒙昧”的中国女性，提高女性的智识，倡导她们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民国以后，伴随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流播国内，开埠城市与通商口岸首先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反帝爱国的时代呼声之下，发生了由解放身体向尊重女权、支持自由的婚恋家庭关系，以及承担社会职责的职业女性的缓慢变迁。置身这一社会环境中的民国名媛，因其高贵的出身与充裕的经济实力，势必身先士卒地践行都市女性颠覆传统、追逐奢侈生活、倡导独立自主意识的时代思潮。与当时生活在传统社会规范同现代都市文明夹缝中，主体意识初步觉醒的女性相比，民国名媛的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使得她们的独立性别意识能够超越历史局限性，进而引发时代示范效应，推动民国女性解放运动向更深层次的精神诉求发展。

由于受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社会地位等决定身份特征的因素影响着民国名媛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女性主体意识与生活空间的形成，因此，明确其身份特征是研究本设计课题的基础。

通过收集、整理一批代表性的民国名媛生活简历，笔者发现民国名媛的身份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身

一般而言，民国名媛非富即贵，其中不乏富商、官员、名门之后。如：沪上名媛严幼韵是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严信厚的孙女。严信厚曾做过李鸿章幕僚，为洋务派干将，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第一任董事。作为其独子的严幼韵父亲——严子均继承了严信厚庞大家业。严幼韵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自幼生活富庶，据说每日更换最时髦的新衣，出入就读的复旦大学都是乘坐车牌照84号的汽车，故有“84小姐”之称。民国四大才女之首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是清末进士，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碧城12岁时即因诗书画造诣颇高，而与其姐吕惠如、吕美荪并称为“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二）受教育情况

沈家骥在《子女教育问题的响应》一文中说道：“‘男女平等’、‘女子解放’的实现，绝非空言所能达，最重要的当使女子的程度提高，欲使女子程度提高，当竭力提高女子教育。”对于普通女性，尚且呼吁要实现教育平等，那么对于名门显贵之后的名媛来说，她们的家庭更有足够财力与明确的教育意识，来支持名媛们的求学生活。因此，民国名媛几乎都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大多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石评梅，1919年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曾经为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高君宇反帝反封建的演讲所震撼，加上五四运动对民主、自由、女性独立意识的倡导，石评梅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并取笔名“评梅”，寓意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应该说，这一笔名极具女性个性解放之意。1928年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吴贻芳，出生于没落官宦家庭，她1916年考入金陵女子大学，1926年赴美留学。在异乡遭受民族污蔑之后，她奋笔疾书，在《密执安大学日报》上发表了捍卫祖国尊严的檄文。

（三）家庭婚姻关系

五四运动期间，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包括名媛在内的知识女性率先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中，一些接受西方教育、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高知女性，更是为恋爱、婚姻自由奔走相告。但是，由于“女子不事生业，嗷然待哺于人，一生之苦乐，胥视一人之好恶”的传统婚姻关系在当时的父权社会中仍居于主流，即便是鼓励女性走向社会，为妇女争取解放权益的开明男性，也常常以男性视角希冀女性兼顾家庭职责。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婚恋观冲突，女性独立意识觉醒而封建社会的大男子主义依旧强势的时代背景下，民国名媛的家庭婚姻关系大体表现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与追慕自己或自己爱慕的志同道合、门当户对的男子，互相尊重、相知相爱，如名媛严幼韵曾告诉母亲，“未来的夫婿不仅必须赢得她的爱慕，还必须是她尊敬的人，是否有钱无所谓”。她的首任丈夫杨光泩，继任丈夫顾维钧，皆因同样的家世良好，受过较高等教育，互相爱慕，喜结连理而成。她与顾维钧偕老半生的浪漫爱情，至今传为佳话。另一种是因不满夫权和包办婚姻对自己的束缚，或者因为男性的背叛而终身未嫁。如上文提及的吕碧城因不堪早年退婚之辱，选择了终身未婚。生于无锡望族的杨荫榆不满定亲所成的荒诞婚姻，而于新婚次日回娘家，之后投入学术研究，终身独居。

（四）社会活动情况

《读崨君的〈重男轻女的习惯怎样革除〉后的我见》一文说道：“无论任何职业，女子都有参加的权利，女子有了职业，经济当然独立。”在女性有了职业，能够经济独立的同时，其中的高知女性更是能够进入律师界、银行界等一度被男子垄断的领域，从而打破了传统妇女就业领域狭隘的局面，也赋予了这类女性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她们在所投身的职业领域与社会活动中，起到了谋求女性独立，推动女性解放的积极作用。如名媛杨荫榆1924年任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离职后又在苏州女校、东吴大学任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女学的发展。浙江江山名媛毛彦文1935年以后迁居北平，与丈夫熊希龄共同经营香山慈幼院，1945年以后当选国民党北平市参议员和“国大”代表。此外，尚有从事报业编辑、政府职员、译著家、作家等职业的，她们依托这类职业平台，逐步争取到支持女性婚恋自由、鼓励女性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唤醒女性主体意识等方面的言说权力。

（一）民宿的女性意义内核

民宿的雏形，据说发端于西方的朝圣活动。由于当时的众多朝圣者到达朝圣之地无处住宿，因此，当地居民便自发地提供住处与食物，满足朝圣者的客居与饮食需求，这可以被视为最初的民宿。之后，伴随着知识分子、皇室贵族憧憬浪漫而理想化的田园生活情调，18世纪的法国农村兴起了从提供饮食住宿服务，到自然景观、人文特色与住宿餐饮服务相结合的新度假形态。不过，当时并无“民宿”之说，而是以Bed and Breakfast、Family Hotel、House Stay，等等相称。“民宿”一词源于日本的民办旅店（Minshuku）。在甲午战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以后，日本的民办旅店传到台湾，台湾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又于20世纪80年代影响到大陆地区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形式。关于“农家乐”和“民宿”的异同之处，民宿界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产业形态相对稳定成熟的台湾民宿协会出台的《民宿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的“本办法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提供乡野生活之住宿处所”来看，大陆地区的“农家乐”是一种更侧重餐饮体验和农事活动的乡村旅游形式。

由上述国内外民宿的起源可以发现：民宿是根植于农业、手工业文明的集住宿、餐饮与乡村体验于一体的旅居形式。民宿浓烈的乡村文化内涵与家庭经营模式，赋予它慢生活、家服务的亲情体会与感性空间。即便在民宿产品趋于多元化、特色化与创意性，同时大力发展城镇精品民宿的今天，这种抛却工业文明焦虑感的与世无争的旅居体验却是一以贯之的。在这里，“农业、手工业、慢生活、家服务”等语词皆指向共同的情感体验——功利化的工业社会与信息时代逐步遗失的“安居乐业”、“知足常乐”。憧憬中世纪田园生活的19世纪设计理论家约翰·拉斯金曾经说道：“只有那些有闲情逸致的、把美丽的东西放在身边赏玩的人，才有可能创造出优美的作品来。”虽然，拉斯金所言并未涉及缘于村居生活的民宿，但他所赞美的无疑是与村居生活密不可分的农业与手工艺劳作，一种19世纪中后期的都市人逐渐淡漠的乡土体验，一种充满雄性荷尔蒙的工业生产与殖民扩张之前的母性情愫。由此，乡村文化孕育出的民宿，将安居、知足、闲逸的生活还给都市人的同时，也与农业生产、手工劳作中温和、优美的女性意义内核产生联系。（图一）

既然女性的知觉空间与情感体验是塑造民宿的底色，那么，本设计课题以拥有独立性别意识的民国名媛为历史因素，以她们的日用陈设与起居空间为原型，设计本特色主题民宿，似乎也无不妥之处。

（二）以民国名媛日用陈设与起居空间为原型设计主题民宿

以民国名媛日用陈设与起居空间为历史原型定位民宿主题，首先需要解析这一历史原型的特点，以便明确该主题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进而形成历史原型在现代民宿设计中的演绎过程。

图一 意大利卡萨奥利韦乡村民宿，传达温和优美的女性情愫

1.历史原型：民国名媛日用陈设与起居空间

上文说道，民国名媛因其出身显贵，受教育程度较高，而率先接受到“开女智”的都市文化思潮与流播国内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她们大多以其卓越的才情和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抗拒着男权社会的传统婚恋观，呼吁并践行着互相尊重、相知相爱的家庭婚姻关系。同时，因为她们较高的学识修养，而拥有比一般女性更广阔的就业领域和社会活动空间，其中有不少任职政界要员、媒体编辑和教师，从而增强了她们争取女性解放权益的言说力量。这样的身份特征与价值取向，就使得价值观与社会思潮的物化载体——民国名媛的日用与起居空间，也留下鲜明的女性主义与都市文化的印迹。

为了体察民国名媛的日用陈设与起居空间，笔者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搜集相关资料：

（1）实地调研代表性民国名媛的餐饮、卧室、待客空间以及专属女性的陈设、日用品。在这方面，由宋美龄选址并亲自监督设计方案的南京小红山官邸（又名：美龄宫）的起居空间、家居陈设堪称典型案例。

（2）收集展现了民国名媛及其生活场景的图片、影像资料。这类资料是当时的画师和摄影师对名媛生活状态的真实记录，具有较高的实证价值。在这方面，民国早期风俗画家陈映霞的画作，风行沪上的月份牌，主要描绘上流阶层女性休闲生活的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代表性民国名媛居家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旧影像，以及《民国日报》、《申报》、《红玫瑰》、《红杂志》等上海热销报纸和杂志上登载的商品广告和配图等，皆直接或间接再现了民国名媛的生活图景，是解析其日用陈设与起居空间特点的历史依据。

通过整理、分析上述资料，笔者发现民国名媛起居空间及日用陈设特点，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从人的使用功能与便利生活的需求出发，经营女性起居空间的位置与格局。那种基于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被边缘化处置的女性空间已不多见。

这方面，由美龄宫中宋美龄卧室开阔敞亮，其内大衣柜、片子床、梳妆台、壁炉流线型排列可以窥见一斑。这与汉地传统民居中女眷集群社交的鸳鸯厅，中轴对称而逼仄狭窄的空间格局，以及架子床、梳妆面盆架、衣箱等拥挤地环列在闺阁内，是完全不同的居住体验（图二）。同样，1842年开埠的五口城市，因为最先接收到租界西式折衷主义以及新艺术运动建筑的影响，致使汉地传统起居空间重厅堂、书房而轻卧室的设计意识受到剧烈冲击，加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随租界和海外求学的知识分子引入国内，曾作为外人禁地的卧室，尤其是女性就寝空间也开始摆脱礼制的束缚，转而践行重实用的设计观念，促使女性起居空间开阔、体量明显增大，这在诸多沪上月份牌以及陈映霞风俗画中可以见得。

图二 汉地传统民居女眷与民国名媛卧室空间格局比较

1.《清·孙温绘红楼梦》之女眷卧室图 2.美龄宫之宋美龄卧室（自摄）

（2）名媛就寝、社交空间的装饰与日用陈设，整体呈现“尚西”趋向，但是，因为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历史变迁、地域文脉与个人审美取向不同，又在不同地域与时代存在“尚西”与“尚中”的分化。

这方面，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与六朝古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名媛空间装饰与陈设，便有较明显的差异。

从风行沪上的月份牌、陈映霞风俗画与名媛影像资料来看，弧形楼梯，西式凹槽立柱，白色木质跌级线脚，新古典主义的书桌，工艺美术运动风格的沙发，Art Deco风格与现代主义的梳妆台，三脚架钢琴，体量颇为小巧的立式钢琴，钢管椅，铺设白色桌布的麻将桌，折衷主义风格的壁炉，装饰卷草、玫瑰花、百合的地毯与方格状地铺，内附遮阳帘的长条窗及其上彩色玻璃，等等，都是频繁出现的装饰手法与室内陈设，它们共同指向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流行的复古风格、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Art Deco风格以及现代主义设计。其中，弧形楼梯、书桌、梳妆台、钢琴以及女性色彩浓郁的地毯装饰，多半是此前从未出现在中国传统女性起居空间的物件，它们一方面折射了沪上名媛热烈的崇洋之风，另一方面，如书桌、梳妆台、钢琴等应是为女主人量身定做的家具，又传达了这批拥有较高文化素养，且娱乐休闲生活方式逐步西化的沪上名媛已经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表一）

表一 民国上海名媛起居空间与日用陈设

此外，大部分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在表现上海上流阶层女性户外生活的同时，也向后人呈现了名媛们置身的物质环境与精神需求。与上述月份牌、陈映霞画作相似，塔司干立柱、木质百叶窗、绸布遮阳伞、彩色玻璃镶嵌的气窗、车木栏杆等纷纷活跃在她们集群社交的场所——庭院或租界公园中。甚至在女人们参加茶会与联欢会的画面里出现源自奥地利的手风琴，如1919年《仕女奏手风琴图对瓶》（夏鼎臣作）与同年的《旗下奏琴仕女图大瓶》（洪步余作），它们皆描绘了一女子熟练操作手风琴，众女子静气聆听的美妙境界，可知当时的名媛受西方文化熏陶之深，以及对悠然自得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图三）如果查阅《民国日报》、《申报》、《红玫瑰》、《红杂志》等沪上报刊与杂志，又会发现其上登载的广告信息中，有不少是同女性专属名牌牙膏、香水与时髦衣铺店相关的，如“伊莉莎白雅顿”、“密丝佛陀”、“苏广成”是最活跃的品牌信息，可见沪上名媛的崇洋风尚以及对华贵的物质生活的追求。当然，在所收集的上海名媛起居生活图片与影像资料中，也不乏“尚中”的日用陈设与空间装饰手法，如园林月洞门、镂空花格窗、瓷板镶嵌方胜纹装饰的栏杆、栗色中式立柱、拥有拐子纹挂落的游廊、清式八仙桌、粉彩与青花瓷盆等。但是，据笔者整理、统计发现，这类装饰手法与日用陈设风格，在所收集的图片资料中约占四成，其中有不少还是出自民国早期画师之手。（表二）由此可见，“尚西”依然构成沪上名媛起居空间装饰与日用陈设的主旋律。

表二 民国早期名媛起居空间与日用陈设(www.xing528.com)

与沪上相比，生活于国民政府南京的名媛起居空间则是另一番景象。在此，以名媛的代表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行宫——小红山官邸为例，分析宋美龄就寝、就餐、待客与户外活动空间、日用陈设的装饰特点。小红山官邸美其名曰是蒋介石拜谒中山陵的中途休憩之所，但是从其建筑风格、装饰题材，以及34根平台雕凤栏杆同建筑竣工时正值宋美龄34岁的巧合来看，小红山官邸应该渗透了女主人的设计构想与审美意趣，堪称是为女主人打造的美丽宫殿。首先，从建筑外观来看，抱厦、庑殿顶、绿色琉璃筒瓦、昂头、霸王拳、旋子彩画、鸱尾、飞椽、栗色中式立柱，以及二层观风台上的雕凤栏杆，均体现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形式特征，同时也与乳黄色的砖砌墙体、饰面水泥共同营造出温婉的女性气质。（图四）其二，蒋宋卧室、私人西餐厅，以及宋美龄次卧中的空间装饰与日用陈设，也不失时机地传承汉地传统建筑与家居陈设的特点。如私人西餐厅入口侧墙处有一接近半圆形的红木色备餐台贴墙放置，其造型仿若江南私家园林里同样贴墙摆放的半桌。备餐台左侧也贴墙置有一对明式四出头官帽椅，它旁边的长条窗一侧放一件简洁素雅的中式红木色高几。又如宋美龄次卧正中的方桌上有一镂空花卉木质插屏，贴墙而置的大衣柜与梳妆台，其帽头与柜门上皆有中国传统花卉、植物装饰，堪称“新民族形式”家具的典范。此外，红色绒布遮阳帘以及角隅、边缘装饰花卉的红色地毯，也折射了女主人独立自主、富于激情的生活态度与审美取向。（图五）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夫人，宋美龄的言行举止在当时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加上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展现出的巾帼风采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因此，她对起居生活的经营以及对日用陈设、空间装饰风格的取向，势必影响到生活于南京的上流阶层女性，进而自上而下地发挥时代示范效应。因此，有理由相信，南京的名媛在追崇西化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依然会在起居空间装饰与日用陈设中传达“尚中”情趣。

图三 《仕女奏手风琴图对瓶》之一（夏鼎臣，1919年作）（南京博物院藏/自摄）

图四 小红山官邸（美龄宫）的古代官式建筑形式特征与女性气质（自摄）

1. 2. 小红山官邸正面图 小红山官邸俯瞰图

图五 小红山官邸（美龄宫）女主人起居空间与日用陈设的“尚中”情趣（自摄）

1.私人西餐厅 2.宋美龄卧室的大衣柜

在西方物质生活伴随殖民文化与海归知识分子引入沿海开埠城市与通商口岸的时代，置身上流阶层且频繁出入名流社交场所的名媛们，最先接收到这一西化的时代讯息，并在吃穿用度与娱乐休闲生活中滋生、蔓延起“尚西”之风。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制定民族复兴政策，加上地域文化传统不同，群体审美取向变化，“尚中”气象又逐步复苏，中、西之间由碰撞而汇流。然而，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经济财力丰厚的民国名媛们来说，她们有意愿和财力支持其追崇华贵、新奇的西化物质生活，因此，“尚西”在她们的起居空间中依然居于主流。同时，流播国内的女性主义思潮与民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也使得女性主体意识率先觉醒的名媛们的起居空间与日用陈设传达了新时代女性风采，这是她们不变的旋律。

2.民国名媛主题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从过去、当下、未来是一个连续体的历史认识论来看，解析民国名媛起居空间的特点，将其作为原型来主导本特色主题民宿的设计，有其值得关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历史意义

从历史意义来说，上文分析了民国名媛起居空间因政治制度、时代思潮、地域文脉、主人审美取向不同而存在“尚西”大背景下的中西分化现象，在此，依旧以沪上名媛与南京名媛起居空间分化为例，管窥民国名媛主题的历史意义。

①上海民国名媛起居空间的“尚西”之风。第一，折射了1842年五口开埠以后租界的居住环境与西方生活方式对华人的吸引力，以及以太平军攻打上海为契机，原初的“华洋分制”转变为“华洋杂居”之后，“崇洋”之风在逃难至租界的富户家中蔓延的史实。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就说：“租界内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众多沪上名媛风俗画与影像资料即说明当时西式生活东渐开埠城市与通商口岸的情况，这是充满屈辱地被迫国门洞开与客观上推动现代都市文明形成、发展的矛盾集合过程。第二，折射了西方女性主义流播国内以及女性解放思潮在民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它直接促使文化素养较深厚、社会地位较高且有自主言说权力的民国名媛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诉求上有了男女平权的意识，进而，一步步摆脱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与世隔绝生活，开始积极参与集群社交活动。她们大胆地追求时尚、华贵的物质生活与闲散悠然的精神乐趣，而不再被一味地束缚在伺候公婆、相夫教子的辛劳中。这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样也在接风气之先的沪上名媛起居空间中有着更明显的印迹。

②南京民国名媛起居空间中显现的“尚中”之风。第一，折射了蒋氏国民政府借由民族文化复兴政策传达政治正统性的文化象征意义。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实施了《首都计划》，特提出在行政办公建筑、文教研究机构建筑、陵墓纪念性建筑及其陵墓风景区的官邸中表达“中国固有形式”。美龄宫地处钟山风景区，势必以传统官式建筑为原型，表达复兴“中国固有形式”的坚定意愿。第二，映现了一个历史背景：首批留学归国建筑师在外籍建筑师并不垂青的南京找到了用武之地，学院派受教育经历使得他们擅长采用中西折衷之法，执行“中国固有形式”的建筑政策，同时，借此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结。当时，富家大户、政界名流时常邀请这批建筑师打造自己的栖身之地，如童寯、杨廷宝皆为党政、军政要人设计、建造过住宅。因此，建筑师复兴民族形式的主观意愿，多少会通过“尚中”的建筑外观与空间呈现出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名媛们的起居空间。第三，折射了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加上它开埠时间晚于上海半个世纪，因此，西化、现代化进程不及上海迅捷。这就使得当地人的安居之所与生活方式，依然保留了较浓烈的传统地方特色，以至于南京最先受到西化生活方式影响的名流起居空间中，也会饶有兴味地安置一些富有中国传统意蕴的日用陈设。第四，宋美龄虽就读于美国卫斯理学院，受到美式生活方式的影响很深，但由其衣装打扮，以及跟随张大千学国画的经历，可知她传统文化情结之浓烈。因此，也映现了宋美龄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引领了南京上流阶层的“尚中”风潮。

民国名媛主题民宿设计的历史意义，正在于紧扣民宿的女性意义内核，回顾在女性主体意识开蒙的时代，名媛们生活起居的物质空间与精神追求，并发掘其缘起与更迭演替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脉络。这亦是动态、延续性历史思维在设计应用中的体现。

（2）现实意义

历史有值得今人引鉴之处。当它延续或影响至今，触及当今生活环境中的现状问题时，便可发挥历史的可利用性。今天的人们，可以借由它历经时间之河洗涤后的经典文化价值，审视、评判、解决当下问题，进而应对未来的社会需求。那么，如何看待以民国名媛这一历史因素定位本民宿主题的现实意义，同样需立足上述连续体的历史认识论来分析这一议题。

在此，通过回顾民宿的女性意义内核，梳理当今大陆地区民宿设计的现状问题，即可发现拟定民国名媛主题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民宿根植于乡村土壤，发端于农耕生活方式与手工艺生产形态中，它应工业文明背景下都市人憧憬与世无争的旅居需求而生，与充满雄性荷尔蒙的工业社会相对，慢条斯理的农耕与手工业社会成了温存的母性象征。因此，从民宿的缘起与功能诉求来看，它的女性意义内核是显而易见的。纵观中国汉地的女性生活史，民国之前汉地女性的物质与精神空间是晦暗扭曲的。由于长期受制于皇权、夫权的压迫，传统社会的女性终日过着人格泯灭与禁欲的生活，而在特定时代，为了满足男性的变态审美需求，尤其是官宦之女、名门之后，更要承受身体的摧残，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正是传统女性血泪史的集中呈现。晚清以后，为了救亡图存、强国保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从成立“不缠足会”开始，引发了女性身体与独立性别意识的解放运动，加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入，民国以后的上流阶层女性逐步拥有较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权，对自我与自由意志有了较明确的认知，并在婚姻家庭、职业领域与社交活动中掌握了自由言说的权力。从此，民国上流阶层女性的生活空间变得敞亮、时尚，成了敢于传达女性主体意识的物化载体。可以说，促使当今都市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不再被控制、被压制，以及她们的生存状态发生根本转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正在这民国女性解放运动之后。这其中，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物质追求等方面，亟亟于传达女性主体意识的民国名媛们，堪称中国女性史中敢为天下先的“革命者”。

基于此，将民国名媛起居空间与日用陈设所承载的新女性主题，与民宿的女性意义内核相链接，可赋予民宿更显著的时代风范，同时，也是对当今男女平权的社会价值诉求的积极回应。

第二，从当下大陆地区的民宿设计现状来看，由于大陆民宿尚处在刚刚脱胎于“农家乐”的起步阶段，虽然民宿种类繁多，数量与日俱增，但是，服务质量以及包括室内装修、民宿产品创新在内的“硬”实力却同日益庞大的民宿产业不相称。产量巨大的民宿产品趋于单一化、同质化，从建筑外观、室内设计到服务内容千孔一面、如出一辙，无法依据形式、风格等方面细分民宿类型，因此，民宿产品单一、吸引力差，整体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是当下大陆民宿产业的最大问题。与之相对，台湾的民宿产业由于起步较早，目前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产业形态，它们不论在建筑外观、室内装修、服务设施、主题特色等硬实力，还是人员素质、环境氛围、服务质量等软实力方面，皆为当地的旅游文化品牌建设树立了标杆。这其中，民宿产品类型细分程度与产品特色化是反映民宿产业形态成熟度的重要指标。根据《两岸民宿比较研究》一文整理出的“台湾民宿产品类型”图表可知，台湾民宿根据外观、地区地理条件、独特的体验、主题特色等可以分为四大类，其中，依据主题特色细分民宿，又可形成音乐、巧克力、Hello Kitty等个性主题，以及异国风情、家庭温馨、怀旧复古、田园乡村、人文艺术等众多主题民宿。可以说，台湾的民宿产业基本走向产品特色化、类型多元化、品牌形象优质的深度发展之路。（图六）

图六 南京公塘头民宿与台北儿童主题民宿的主题特色比较

由此可知，以民国名媛日用与起居空间为原型塑造本特色主题民宿，也是应对“千村一律”的大陆民宿设计现状问题的必要措施，同时，旨在抛砖引玉，深化大陆民宿的文化内涵，推动民宿产品向主题化与特色化方向发展。

（三）基于连续体认识论的设计过程图示

根据上文所述民国名媛主题与民宿女性意义内核的关系，以及民国名媛起居空间与日用陈设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笔者立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体历史认识论，着手本主题民宿设计的思考与实践。在此，以图示的方式呈现从历史原型分析、场地现状分析，到原型要素在现代空间中演绎、发展的主要过程。

1.过去——历史原型分析

①从汉族传统民宅女眷卧室到民国名媛起居空间格局的变化：

②月份牌中名媛的日用陈设：

③陈映霞风俗画中名媛的起居空间：

④美龄宫之宋美龄卧室的日用陈设：

⑤美龄宫之私人西餐厅的日用陈设：

2.现在——场地现状分析

①建筑原始结构现状：

②大陆地区民宿设计现状：

3.未来——原型要素演绎

随着大陆旅游业从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的新旅游业态转变，根植于农业、手工业文明的集住宿、餐饮与乡村体验于一体的民宿产业，在进入21世纪以后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发展如此“迅猛”，主要表现在：大陆地区的民宿产量逐年提升，民宿的种类日益多元化。通过比较两岸民宿设计情况可知：与台湾地区民宿细分类型较多，建筑外观、室内装修的主题特色鲜明形成对照的是大陆地区的民宿起步晚，陷入了追求数量与规模的粗放发展的泥沼中。民宿产品单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是大陆民宿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其中，尤其在民宿设计的主题性与特色化方面尚有较大的可发掘空间。

对此，课题组基于连续体的历史认识论，首先，从分析民宿的源流与更迭入手，认为民宿在农业与手工业土壤中成型与成长，她在满足都市人乡村深度体验游的需求的同时，也传达了与世无争、和风细雨、温情有爱的女性情愫。因此，民宿的女性意义内核是促使其不同于精品酒店、商务酒店与度假村等旅居形式的重要因素。

其二，回顾、梳理了中国女性生活简史，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两性关系变迁入手，得出结论：民国女性解放运动之后，民国名媛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物质追求等方面，亟亟于传达女性主体意识与“尚西”风潮，她们堪称中国女性史中敢为天下先的“革命者”。她们为当今城市女性能够实现男女平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将民国名媛主题与民宿的女性意义内核相链接，通过解读历史原型——传达身份特征、女性主体意识与群体审美取向的民国名媛起居空间、日用陈设之历史特点，并尝试推衍运用于现代民宿的空间设计中，可体悟到本主题民宿设计的现实意义：一是积极回应当今男女平权的社会价值诉求，赋予本设计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二是应对大陆民宿千村一律，主题特色不鲜明等现状问题的必要措施。

回顾历史原型的设计特点与历史意义，直面当下大陆民宿设计的现状问题，旨在启示未来，形塑未来，推动大陆民宿产品走向主题化与特色化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