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当代价值

（一）儒家文化的当代命运——曲解误读者众

儒家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两千多年，也成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人文信仰。当我们面对诸如“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之类的说法的时候，本可以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但是儒家文化在当代却遭遇了太多的曲解和误读，导致回顾民族历史的时候似乎唯有不断反思和自我否定。以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为骄傲还是因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感到自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以说事关千年大计。对儒家文化肯定或者否定的不同观点，虽然其出发点都可能是为了国家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向好发展，但是对未来中国的走向和实际效果之影响绝非单一维度的认知可以预测和把控的。无论理论倾向如何，作为论者，不可曲解或者误读儒家文化应该是一种基本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还原真实的儒家，才能形成能够以理服人的学说评判。欲灭一国，先灭其文化。对儒家文化正确解读的意义，上升到这样的思考高度，可能也绝非危言耸听。

试举几个简单的语句理解问题作一现象说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很多人认为应该理解为：温习已经学过的知识，从而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这样的理解正确吗？现在我们一个小学生都应该掌握、具备这种“温故知新”的方法和能力。其实，这是《论语·为政》中出现的孔子之言，此句应该是说从政的问题，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更为正确：“温故”是熟知历史，从中可以总结政治兴衰的规律，“知新”是根据所获知的政治兴替规律，就可以预测未来政治的发展，如果具备这样的能力，就可以为师去传道、授业、解惑了。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误读儒家的一个典型。还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很多人理解为孔子在告诉统治者如何愚民：要让老百姓顺从，不能让他们有太多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解读实在于理无据。孔子周游列国，不为求官或发财，而是为了让政治统治者行仁政，仁政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孔子本人愚民的动机何在？抑或孔子的弟子在整理孔子言论的时候会将明显与圣人之道相悖的言论编入《论语》中吗？我们只有综合分析才能够正确理解这句话：孔子和同时代的老子、佛陀都认为人生最深刻的道理和真相是需要自己体悟的，而这些道理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的表达来代替人的亲身感悟的。佛家说实相“不可思议”，是指实相不是通过思维和语言能够表达的，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是这个道理。普通百姓是没有办法达到认识天道境界的资质，因此圣人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切实知晓天道的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但是可以让他们过上合于天道的生活方式。这和佛家所讲的“佛渡有缘人”是一个道理。因此，此话应该被理解为：假使没有办法让大众知晓天道的奥秘，也可以使大众遵道而生活。还比如“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很多论者将“无讼”解释为让老百姓厌诉，或者解释为儒家不重视法律而只注重道德，或者推出无讼表明儒家文化与西方法治文明相差甚远之类的结论。无讼乃没有纷争之意，没有纷争当然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相反，我们很难说一个法官年审判两三百件甚至更多民刑事案件这样一种社会矛盾纠纷突出的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难不成就因为表明了大家都“重视法律”因此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就判定这种“重视法律”是理想状态？虽然我们从《论语》颜渊篇无法看出孔子此言的具体语境，但是此处之无讼至少是表明通过法律裁判，使矛盾彻底化解之意，化解之后双方就此问题再无纷争。这难道不是我们现代审判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效果吗？因此，“无讼”和“不重视法律”之间扯不上一点关系，但是却被以讹传讹，成为很多现代论者的“重要研究成果”[19]和各种理论的“事实前提”。上述几个例证，只是儒家文化出于各种原因被误读和曲解的冰山一角。儒家文化为何遭遇如此这般的解读？今日与传统之“文化断裂”造成儒家文化没有被很好地传承，因此出现了对文言文“望文生义”的误读是其一；为了是我而非他，很多论者故意曲解古人之意以凸显自己推崇之理论，此为其二。当然，这与人类几百年来的大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文化需要自信，误读和曲解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自信。古人已故，我们今天应该正确解读儒家文化，一是应该给古人一个公正的评价；二来最为主要，正确解读之后我们才能够知晓儒家文化会带给我们什么，这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子孙后代。

（二）还原真实的儒家文化——知行合一准则

我们现在公认，汉武帝在董仲舒的提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确立了官方的正统地位。我们也经常从政治视角进行考量，儒家的学说服务于封建统治者，而封建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剥削制度，因此儒家被普遍认为是服务于封建政治统治的工具，亦因此遭到批判。当然，还有诸多批判视角，如儒家文化没有科学精神，其文化正统地位导致中国古代未能产生科学。种种观点，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涉及政治领域的观点普遍混淆了真正儒家文化和利用儒家学说进行政治统治的区别。儒家是要维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天下定于一尊、天下属于君王一人之私的政治状态吗？答案是否定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才是儒家所真正追求的理想。而且儒家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真正去践行这样的理想。只求“坐而论道”的不是儒家，而很可能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包括佛家、道家也从来都不提倡坐而论道，而都是积极入世的，只是入世的方式有差别，加之后人的误解，才让儒释道统统带上了许多诸如消极避世、愚民之类的“大帽子”。我们熟知的“孟子见梁惠王”的典故，孟子敢于当面批评梁惠王非仁政之行为，劝诫君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才是儒家对政治的态度。真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为臣纲”这种无论昏君明君皆以死效忠的号称“儒家”者，是在政治领域异化过的假儒家。换言之，真儒家心中的最高准则是“道”而非“最高政治权力”。这是我们定位和判断真假儒家的标准。然而，历史是复杂多面的，要求每一个人都具备某种纯粹也是不现实的，如果每个人都实现了纯粹，那么历史上就是圣人遍天下了。我们在历朝历代政治领域所观察到的人和事，往往是一种受儒家文化影响和左右的现实结果，而并非等同于儒家文化本身。所以，经过政治异化的儒家，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之后，实行“儒术”统治而非践行“儒道”，将儒家可资利用的部分加以利用以实现现实的功利主义政治目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儒们的学说，除被政治异化之外，还存在对儒家义理的篡改而使儒家学说发生了较为根本的异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误解或者恶意曲解就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被认为是一种彻底的奴化，也就是此种观点代表了最终所有人都是皇权的奴隶这样的指向，因此说儒家是替封建统治者奴化人民的学说。但是当我们真正去找寻历史上的真相的时候会发现，这又是一种向儒家身上“泼脏水”的结果。这种断章取义的“三纲”，与董仲舒原来所表述之意完全悖离。简言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强调的是君王的仁政是其以德配天的必然要求，君王仁政是君为臣纲的前提，君王不仁政，则理应是后人所演绎的“君不正，臣投他国”。“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春秋繁露》中“基义”中的完整义理，论述的是一种君臣之间符合阴阳平衡的理想状态，如果是一个暴君还要成为臣之纲，这绝非董仲舒所言的理想状态或正当状态。如果一个以协助君王“奴役”他人为己任的人，会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大儒”，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历史怪事。还比如朱熹所言的“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经过别有用心之人的断章取义、一番歪曲之后才成了批判的对象，大家所批判的内容，绝不是朱熹的本意，这是对朱熹之言说进行简单考证就可以得出的结论，却被视而不见。《礼记·乐记》即提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即是现代社会比比皆是的无所敬畏的为了个人欲望为所欲为者；《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对此问题的看法是：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晦菴集》表述“古人为学，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实，渐次解剖，人欲自去，天理自明”；因此朱熹言：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感悟圣人教化世人如何超凡入圣的道理，与帮助封建统治者愚民毫无关系。

当然，还有另外的事实需要考证。譬如学术界对于宋代大儒朱熹之研究表明，朱熹虽然身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大儒，却曲解了儒家义理，导致当时之程朱理学虽居于正统然却违背儒家真谛的情况。朱熹对于《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三纲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之阐释出现了诸多问题，朱熹在晚年方才悟得真意。列举其对于“格物”之理解为格物乃格外物之理，而非向心内求法。大儒王阳明按照此法“阳明格竹”，多日之后至头晕眼花亦未能格出道理，然后才有“龙场悟道”。此后王阳明针对当时的功利盛行、“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抒其伪也”之时弊，以“知行合一”理论为法，以“致良知”为要，成就了今天广为流传的“阳明心学”。[20]王阳明不仅被认为是中国儒家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人物，即使在今天，其提出的“知行合一”亦应当成为我们对真儒家的界定和判断的准则。(www.xing528.com)

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已经发生过太多广为人知的探讨、争论，形成了诸如“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等诸多论点。这些不同论点源于对知和行的不同定义，或者虽然定义相同但是认知存异。此处只依据王阳明之理论加以描述。格物是正事之意，意即在行为中时时事事皆做到心正，因此格物并非探求外物之理，而是在行为中对自心做功夫；致知是致良知之意，即对自心做功夫、以良知为准则和目标。因此自心之良知和心正之行为具有一致性，所以说知行合一。这种一致性达到了“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境地才算成功。有些人“明知”良知要求下应该如何做，但是却未能如此来行为，这也是知行合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称此意思为遮蔽、去蔽——只是这种“明知”不是发乎本心的良知，良知被物欲所遮蔽，因此不是真知，也就是心还没有修炼到纯粹秉承良知这样的程度，表现为言行不一或者欺世盗名，难破的“心中贼”是也。知和行本身并不是分离的，只是为了便于传授才提出知与行之分别，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良知与善行浑然一体，这才是儒家君子的修为。知行合一是超出了“意识与行动”这一范畴的关于心性本体的内求问题，对其本意之理解可以参照佛家所言“明心见性”；如果不在心性本体这一层面探讨，则对知行合一的理解就偏离了真意。因此，衡量真假儒家，知行合一理论是一个可行的检验标准，是试金石。如果说将历史上打着儒家旗号的伪君子和冠以儒家之名的人间恶行笼统归于儒家，这着实不公允。即便对孔子本人，也应知晓其超凡入圣亦是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以“造神”之姿态将其每个人生阶段的一切言行皆教条化地奉为真理，否则就对知行合一的过程性和不间断性产生了误解，也就不是儒家的本义了。

对于知行合一，一般容易与后来所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混淆，实质二者所讲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王阳明所言的知行合一，由于“知”是“致良知”，因此其所描述的是“心性本体”的问题，而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外在于心性本体的一种系统化的语言表述，理论可以描述心性本体，但是绝不等于心性本体本身，而且理论可能完全悖离人的心性本体“本自具足”的良知。因此，后来出现的各种所谓“知易行难”或者“知难行易”甚至“知行合一”与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完全不是一回事。总之，如佛家所讲的心性本体一样[21]，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是在探讨同样的心性本体，这也如同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探讨的灵魂本体问题。因此，没有对心性本体的承认、认知和体悟的学说，便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儒家文化体系的解构——永恒之道与应世之法

儒家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对于儒家文化体系作出全面地解读，对研究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困难到何种程度？历史上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研究者断不敢轻言读明白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言之见地，遑论践行并体悟到了儒家真谛。正如我们可能说我们到了不惑之年，即四十岁，但是四十岁是圣人孔子的不惑之年，普通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未能摆脱外物、外境之诱惑与内心之困惑、迷惑，甚至对“不惑”一词本身亦未能准确理解。所以说，对儒家文化体系的解构，只能是笔者的个人浅见，但是这种浅见也是让人生变得更加透彻的必经之路。参考前贤之学说，笔者认为儒家学说可以被划分为“不易之道”和“应世之法”。我们不能把儒家当成教条来看待，孔子提倡因人施教，就是因为每一个个体情况不同，因此达到目标的方法和路径必然存在差异，何况针对每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必然要因时因地变换应世之法以求不易之道。那种认为儒家是否过时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区分儒家的不易[22]之道和应世之法。

儒家文化首先是认同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天道”，天道既可以是宇宙的本体，也可以解读为宇宙运行的终极法则。儒家所谓“人能弘道”“大道之行”等都指此“天道”，儒家也以弘道为使命。儒家的“道”是一种人无法改变的终极指代，但是人却是可以认知天道、与道合一的。如果不躬身力行去体悟认知道而是盲从，则是不知而信，即为迷信。大儒宣扬道的前提是自己已经体悟到了道，甚至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了。如果自己都没有真实体验这种道的境界而以道“教化”他人，要么是自己盲从、要么是自欺欺人，现代社会诸多所谓“有毒的心灵鸡汤”式之“传道”即属此类。正因为大儒们明白知晓悟道过程之艰辛，所以才不会强制要求别人来信仰，这也能够让我们明白轴心时代的贤哲们为何不在悟道后以创立宗教甚至发展到分宗别派、力争统治地位的形式弘道，而是因材施教、方便说法，意即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有针对性地授予方法，并且强调不要拘泥于“经”和“典”的文字本身而是强调“明理”并“亲修实证”。因此悟道的方法是变化多端的。与此同时，大儒无论是否论及或者相信鬼神的存在，都认为人自己应该成为自己的主宰，而不是成为神的附庸或者权力的奴仆。每个人都是性本善的，人在至善处即达到最高的平等，人即使未达到至善之境界，但是人人秉承良知，亦是一种确立平等之基础，通过入世的方式更有利于磨炼心性，儒家是让更多人在格物中追求至善。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存在，更应该肩负起“天下为公”的道义责任，抛弃一己之私而弘道，但却不是在义利之辩中要求所有人都“灭人欲”以“存天理”，不可将精英的自我要求普遍化为对大众的道德绑架。对于大众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属正常，精英的责任在于为大众创造适合民众的幸福，“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之境界只能是颜回这样已经悟道的儒家精英的自我要求，正如“礼不下庶人”一样。总的来说，儒家是让每个人以合适的方式追求人生的至理、明了人生的意义，这是天道加之于人的不易之人道，谓之德，德的核心和根本是仁。而仁虽然本在人心，但是由于功名利禄的诱惑导致被蒙蔽，所谓“三千年读史，无非功名利禄”（南怀瑾语），因此人人必须以符合“道”的方式生活，这种合道的生活方式称之为“德”，通过“德”来去掉仁心的蒙蔽。因此，不同的人回归“仁”的方式不同，也就是“德”体现为不同的方式，“德”是以“仁”为核心的具有多种形式的实际样态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