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与当代情感表达的意义

如何才能重构传统、重建身份，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话题。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动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强势侵入，文化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标准把持，在音乐文化上的表现即西方音乐强势植入，中国传统音乐体系在音乐教育和基础教育中因无法获得东西方平等的认同，而产生了一种音乐发展价值观念和形态上的依附性。随着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传统文化意识在不断增强，同时由于人们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趋同性中，需要寻找一个心灵港湾的归宿，民族民间文化意识，包括民间音乐文化意识在现代性之下猛然苏醒。工业化的发展，使文化也如工业产品一样，具有标准化的特征，千人一面无个性。现代化的进程使所有的传统文化艺术都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筹下，从2001年开始公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保护传统文化。人们有表达自我的情愫，而地域化、个性化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恰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

音乐作为一种形象鲜明的情感艺术，其感染力十分强烈。音乐的审美，就美的属性而言，有因情感体验不同而带来的差异性和文化传承的延续性、超越性的特征。但是，一个人对音乐的接受欣赏能力、理解感悟能力和审视批判能力，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也很难自发生成，其产生是音乐审美教育发展和普及的结果。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的民间音乐文化的现代表达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当代的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教育，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享受音乐、享受音乐带来的独特审美和愉悦体验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千人一面的流行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个性化的追求。然而，目前在文化艺术界甚至在政府层面，在民间音乐文化，甚至整个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仍存在一个误区，即提到民间音乐文化，就会联想到某种传统民间表演艺术，对待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当作舞台表演艺术。由此而产生一种附着于表演艺术身上的“精品”情结或“精品”意识，而对于蕴含于传统音乐文化内部的复杂的地域因素、族群因素及文化个性等要素及隐藏于音乐文化身后的社会性因素，却很少去思考。

传统民间音乐承载着一个族群生产生活的各种民风民俗。民风民俗是民间流行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对人们影响既深且远的俗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沿成习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拉法格在研究了世界各地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后认为：“在各族人民中，婚姻曾产生了为数甚多的民歌，同时形成了稀奇的礼俗。”[15]婚恋丰富了歌谣，歌谣记忆着婚俗，将民歌与民俗参照研究对解读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意义甚大。事实上，不仅婚恋歌谣，所有的民间歌谣，都与特定的礼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抽出了这种联系，单纯的民歌就失去了立身之所。美国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反对把一些重要的仪式庆典当作烦琐过时的东西抛弃。她说：“我们可能忘了，仪式庆典中固有的程式化为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中体验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这些艺术本身是重要的集体信仰和真理不可或缺的饱含情绪的强化刺激。在把这些当作太烦琐或太过时的东西抛弃之时，我们也就失去了艺术对生活的中心地位。于是，我们也就取消了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和经过时间检验的那些理解人类生存的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艺术就是作为塑造和美化我们生活中重要而严肃的事件标示出来的过度的超常的手段，我们放弃的与其说是我们的虚伪，还不如说是我们的人性。”[16]

民俗和宫廷礼仪存在着一种由“江湖之远”向“庙堂之高”逐步发展的联系，与此相联系的是，民间音乐文化与高雅音乐的关系，自古以来也存在着“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交相影响的现象。早在《诗经》时代，就有将民间歌谣进行“文而化之”“雅化”而关入庙堂的事例，《诗经》中的不少诗歌，就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这个传统到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将农村山歌改造为城市小调的潮流，各种时调小曲层出不穷。明代沈德符（1578—1642）的《野获编·时尚小令》对俗曲的流行状况有常为近人引用的论述：“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新文化运动以来，更产生了以刘天华为代表的音乐家，有意识地运用西方音乐体系记录和创作民间乐曲。(www.xing528.com)

这种现象在当代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中依然存在。“在中国乡土文化一段，至今仍然存在一个文化植被群落，或曰原生文化带，其中含有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占绝大多数的，依附于传统民俗环境并带有整体性和原生性文化特征的民歌、民间器乐、曲艺和戏曲民间艺术文化品种；而在精英文化的另一端，则有自古以来便受到文人阶层和宫廷文化保护，近世以来虽然脱离了原来的文化保护环境，但又得到市民阶层或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垂爱，在表演艺术和曲目内容上得到后者许多加工锤炼的部分艺术精品。”[17]原生文化带与艺术精品之间存在着彼此呼应的关系，在现代节奏快速的都市生活中，原生文化带的存在宛如一根连接现代与传统的脐带，给人以某种身份确认的感觉。它使疏离民间传统的人们从感性上体验和思考自己所在的城市应当有一种让它的市民引以为自豪和共同感兴趣的东西，这种东西要让人们能够明白自己的来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引起全国文艺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纷纷采取措施响应号召，开展和加强民族民间音乐教育正当其时。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者必发于声音。”[18]因为“乐”可以使民心向善，感人至深，最容易移风易俗，所以上古帝王无不“功成作乐”。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们更应该树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承担起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任务。这种传承发展要注重活化，要进入校园，把重点放在青少年学生身上。民间音乐文化传承教育的重点不是音乐表演艺术本身，而是隐藏在表演艺术背后的文化个性因素，使传统文化能够在学校教育中得以延续和发扬。正如埃伦·迪萨纳亚克所说：“艺术就像我们的恋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上帝一样，（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并且是生活绝对必需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