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记：解方少将的预感与使命

解方，原名解如川，曾用名解沛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曾任东北军少将师参谋长，是中共秘密党员。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所以有人称他“双料少将”。抗美援朝战争中，每当彭德怀筹划部署作战行动时，总喜欢叫“诸葛亮”来谈谈。这个“诸葛亮”指的就是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请缨北上，保卫国防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解方正在武汉疗养。海南岛战役胜利后，解方想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好好休息休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兵干涉朝鲜内政，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解方出于军人的职责和政治敏感，预感到这场战争将对我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他顾不得继续休养，立即给第四野战军首长写信，主动请缨北上，保卫东北边防。

7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第13兵团和第42军以及特种兵共计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担任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并决定由解方任新的第13兵团参谋长。

在研究兵团领导人选时，中央军委曾确定第43军军长李作鹏为参谋长，尔后又决定由解方担此重任。这其中的变化，应该与解方的军事才能和他主动请缨有关。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几十年的戎马生涯，造就了解方坚决服从命令的性格。中央军委将第13兵团参谋长的重任交给他，他深感这是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同时也感到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接到命令后，他立即打点行装，来不及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儿子，匆匆一路北上。

解方到安东后，立即投入到战前的准备工作中。仅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很快了解熟悉所属部队的全部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并掌握了有关朝鲜战场的大量情报。他把全部的思想和精力都集中于临战准备中。

预测敌军将实施侧后登陆

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最初的打算是备而不用，但到8月中旬朝鲜局势发生了变化，朝鲜人民军在洛东江与敌形成胶着状态，出兵援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敌从人民军侧后方实施登陆，东北边防军怎么办？以现有兵力和装备能否阻止美军的进攻？采取什么样的战法才能阻止美军的进攻？东北边防军跨过鸭绿江后，如何开进、如何保障通信联络、如何保障物资供应等问题时常在解方头脑中盘旋，同时他还就上述问题与其他领导人及作战部门交换意见。

经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解方初步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军入朝的目的，以歼灭敌人并求得迅速结束战争为有利。根据主客观条件，是否能达成此目的，是值得研究和考虑的。关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他认为我军在数量上占有相当优势，在质量上也占有优势，政治觉悟高、勇敢耐劳，并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敌人技术装备好，火力强，并有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近海作战还有海军支援。敌人的防御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因此，现代战争固然主要依靠步兵，但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资条件和技术水平。如果我无必需的空军参战，现高射炮火又很少，将对运输供应，部队的运动、集结、进攻造成威胁，步兵威力的发挥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为达成速决歼敌的目的，除部队加强防空力量外，还要争取大量空军参战，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取得空中优势。

关于朝鲜地形对战争的影响，他认为，朝鲜半岛狭长，三面环海，境内多高山河流，特殊的地形将对双方作战产生极大影响。美军可利用海空军优势，从我侧后登陆，以收外线作战之利。山地河流等障碍，对我实施包围迂回断敌退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仅靠正面进攻容易打成消耗战和击溃战。相反，敌人据险顽抗，节节抗退，不仅可发挥火力的优势，而且可以节约兵力。只要部队加强山地作战训练和教育，发扬刻苦耐劳的精神，迂回切断渗透任务仍能达成。

关于供应问题，他认为，朝鲜国土狭小，物产不富，加上敌人的轰炸破坏，我军入朝作战物资供应主要应由国内供应。仅以20万人、2万匹马计算，每天需要各种物资百万斤以上。这些物资国内能拿出，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及时将物资运到前线。组织运输将是一件极艰巨的工作。建议加强后勤，准备足够的运输工具、兵站、医院，并在预定作战地区囤积一些物资，必须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及时的供应。

关于作战方针，他认为，我如果出兵参战，则应力求速战速决。除再调两个兵团并加强部队必需装备（各种大炮，尤其是防空和反坦克炮火和坦克）之外，应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配合作战，以绝对优势兵力、火力猛打猛冲压倒敌人，消灭敌人。假如苏军在空军和技术装备上能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保证。如我空军条件不成熟，以推迟出动时间为有利。参战时机与地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不仅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军事上也是有利的。

关于对朝鲜战局的判断，他认为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过去，战争已走向长期性。人民军目前要改变此种局面，恐很困难。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以一小部分兵力于现地与我周旋拖住人民军，其主力在我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

解方将上述分析、判断和想法向邓华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做了汇报，并得到他们的赞同。邓华决定由解方执笔，以邓、洪、解三人的名义，起草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报告。该报告于8月31日发出，9月8日，林彪将此报告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批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酌办。

这份报告对未来作战的特点以及应注意的问题和入朝后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做了精辟的分析，尤其是对敌可能在侧后进行大规模登陆的判断，很有预见性。

与此同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也得出与第13兵团相同的结论。9月8日，柴成文在报告中认为，朝鲜人民军在洛东江的进攻被敌人阻止了，双方形成僵持的态势，估计敌人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区登陆。

朝鲜战局的发展果然逆转。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兵分两路向汉城、水原方向实施进攻；正面洛东江防线的美军4个师和南朝鲜军6个师，在美第8集团军的指挥下趁机反扑。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转入战略退却。

研究入朝作战新特点，做好渡江准备

正是在敌人仁川登陆前后，第13兵团的战前准备工作也进入紧张阶段。根据解方拟定的战前训练方案，部队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班以下战术、技术训练，以及排、连的进攻战术训练；同时，还以研究朝鲜地理状况、熟悉美军作战特点、明确我军作战方针为内容，集训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开办了防空和反坦克骨干训练班。

1950年9月21日，解方在兵团第二次军事会议上，对部队的战备军事教育进行了总结和部署。他指出入朝的作战特点：一是现代化的作战。美军是现代化，我军也是现代化，只是程度悬殊而已。这就要使我们的干部具备现代兵种配合作战的知识和思想。二是山地战。在战术上，要有连续突破、连续攻坚、连续发展的思想。对筑城地带的攻击主要是夺取制高点要地。要避敌之优，扬我之长。发挥我军善于夜战、近战的长处。

对参谋业务教育，解方十分重视。他指出，今后作战司令部工作的任务很繁重。首先，作战组织的复杂性。我们的装备复杂，美军的装备更复杂，再加上我与友军的配合作战，要保证指挥就必须有周密的计划。这就要求各级司令部，必须学会现代化的指挥方法。第二，作战的连续性。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配备是纵深的，我们突破其第一道防线，还有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必须连续打下去，迅速扩大战果，求得包围歼灭之，因此要求司令部工作必须有持久性的准备。同时，每个战斗过程又会是很短的，因此要求司令部在搜集提供首长下达决心的各种准备上要有预见性。第三，作战的突然性和迅速性。因为我们是出国作战，不打则已，一打应必歼，给敌人以突然迅速的打击。所以，我们一切工作都必须在很机密的情况下进行。比如，将来开进时，为使敌不过早发觉，必须仍然保持无线电静默，这样问题就来了，部队在运动中，又不能使用无线电联络，但又必须掌握部队的行动，这就要求司令部解决如何保证与部队不间断的联系问题：战斗的发展也将是迅速的，在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的情况下，司令部如何保证首长不间断的指挥，是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必须根据这些特点来准备。他对参谋人员在作战各个阶段分别提出了最高和最低要求。如战斗阶段最低要求是：一是保证上下左右联络畅通，及时下达上报，对情况的掌握与登陆，做到对答如流、精细准确；最高要求是：一是能将一天的情况或一个阶段的情况做出综合性的总结，要有分析判断，提高到战术水平。二是能掌握战机。对总攻方向，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梯队到达的位置及使用时机，以及组织、检查以炮火掩护二梯队的运动，保证及时投入战斗等。

在志愿军入朝之前，解方向彭德怀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志愿军过江时为防止“联合国军”轰炸桥梁，需将志愿军入朝部队全部集结江岸待命，在夜间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3个渡口过江，以防止过江后兵力不足，陷于被动；二是入朝作战难于就地补给，应有一切靠国内供应的充分准备，要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战役供应点、线。彭德怀赞赏并采纳了解方的建议。

志愿军25万大军如何渡过鸭绿江，做到既迅速又隐蔽、不让“联合国军”发现，是部队出国作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彭德怀和第13兵团首长要求制订出周密的过江计划。解方根据兵团首长的意图，在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从9月开始，他即令兵团司令部作战科、侦察科带两个工兵团干部到鸭绿江各渡口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听取汇报后，他同意在3处铁路桥上铺设枕木通过人马、车辆，但认为这样还不够，还需选适当地点架设浮桥，才能保证25万大军在两个夜晚渡江的需要。根据2个工兵团的器材仅能架设一座浮桥的实际，解方同意在长甸河口架设一座浮桥的建议，并提出再搞些器材在辑安架设另一座浮桥。工兵团遵照解方的指示，在辑安架设了一座浮桥，并利用夜晚反复演练架桥技术，做到两个小时即可架好浮桥，一个小时即可撤卸浮桥。这样，做到了黄昏前能架好桥，保证部队夜间通过，拂晓前迅速撤卸，将器材隐蔽起来，而不被“联合国军”发现。(www.xing528.com)

10月19日晚，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美军拥有现代化侦察器材和手段，飞机一直在鸭绿江上空盘旋。志愿军25万大军连续几个夜晚，迅速、秘密地渡过鸭绿江，而美军没有发现中国军队大规模入朝，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正是解方和司令部门精心计划、周密组织的结果。

组织精干的指挥机构，当好彭总的参谋长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10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第13兵团领导机关与彭德怀的指挥所合并，组成司令部、政治部等领导机构，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解方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后，他顿时感到身上的担子沉重了许多。他要尽最大努力去当好这个参谋长，在军事上切实保证彭德怀对全军的作战指挥。指挥现代化战争，必须要有一个高效率的指挥机构。解方很重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

解方对组建司令部的原则是，不求人多，但要精干，工作要协调有序、快速准确、有效率。志愿军在朝兵力最高曾达到100余万人，而司令部才100多人。同时，他要求司令部人员精通参谋业务，做到“读、记、算、写、画、传”样样都要过硬，还制定了“严、细、快、准”的四字工作标准。严，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严格遵守志愿军的各项纪律、规定；细，就是要过细地完成首长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不能有半点粗枝大叶；快，就是要迅速、及时，否则会贻误战机；准，就是要准确地上呈下达，否则会影响指挥员的准确判断和作战指挥。

解方对这些要求和规定，总是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身体力行。他向彭德怀汇报情况时，总是以精炼、简明、扼要的语言，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数量、方位等，都准确无误，从来没用过“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模糊词语。对于参谋人员起草的作战文书，他总是亲自修改，认真核实，连错别字也不放过。他还经常自己动手起草文电，或口授作战命令，总是以迅速和准确赢得大家的赞誉。

在解方的主持下，志愿军司令部迅速在炮火硝烟中组建起来，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战斗力强、效率很高、指挥灵便的战斗集体，在作战指挥中立下汗马功劳，多次受到彭德怀和其他首长的好评。

为了把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大大提高一步，进一步建设现代化战争的大兵团司令部，解方还在1953年上半年，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部署司令部的业务整顿。通过业务整顿，把苏军、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经验，与志愿军的现实经验结合起来，制定出司令部的工作条例和各处参谋细则，从而使司令部工作更加科学化。1953年3月6日，解方做了《把志愿军司令部工作提高一步》的业务整顿报告。报告将司令部的基本效能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准确记录、迅速传达、组织计划、督促检查、分析综合。6月16日，解方又做了司令部业务整顿的总结报告。可以说，解方为志愿军司令部建设和司令部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志愿军入朝后，解方一直伴随彭总左右，并以他超常的记忆、敏锐的思维、深邃的谋略和出色的工作，很快赢得了彭总的信任和器重。

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经过第一次战役的实践，解方也发现部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即后勤供应问题。

在美军飞机的轰炸下，汽车损失较大，部队随身携带的粮弹消耗后，无法及时得到补充。这就影响了部队的连续作战。解方协助邓华、洪学智副司令员认真研究，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一次秘密行动。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总部始终没有发布战报，国内的报刊也没有宣传志愿军的情况。在朝鲜人民军总部发表的战报中，也没有公布志愿军参战的消息。这一做法，有效地迷惑了敌人，掩蔽了战略企图。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11月5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德怀，指出：

为了迷惑敌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

彭德怀司令员对第一次战役战报新闻稿很重视。开始，作战处起草了一份新闻稿，彭总看后不满意。最后由解方亲自起草。战报内容如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表公报称：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战之下，人民军在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匪军第二军团四个师及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逃至清川以南。

彭总对解方起草的战报很满意，一字未改随即签发，上报毛泽东主席阅示。11月7日，新华社以援引新义州电台广播的形式，正式发表了由志愿军总部起草的战报。

多谋善辩，展露军事外交才华

1951年6月底7月初，战争双方商定举行停战谈判。在考虑志愿军谈判代表人选时，彭德怀一下子想到了解方。一天上午，彭德怀把解方叫到他办公室，说：“我建议让邓华和你代表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中央已经同意了。听说你懂得外国话，谈判也不外行，相信你能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别的就不多说了，我只有一句话，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让解方出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可谓知人善任。他精通日语，粗通英语，过去也参加过军事谈判。

在谈判中，解方在代表团党委的领导下，与李克农、乔冠华、邓华、边章伍等人密切协作，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决策和指示，坚持公平合理的和平外交原则，与美方代表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斗争。他立场坚定、思维敏捷、灵活机动、坚持说理，有力地揭露了美方拖延、破坏谈判的各种阴谋，尽量使谈判向着有利于朝鲜人民的方向发展，为实现朝鲜停战做出杰出的贡献。对于解方的军事外交才能，美方谈判代表的评价是：“难对付”“望而生畏”。彭德怀称赞他是“军事外交人才”。

1953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解方为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由李达接替志愿军参谋长职务。6月，解方从朝鲜战场返回祖国。

为表彰解方在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政府先后授予他自由独立一级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