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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成立史:是否为一个戏剧体系

时间:2023-08-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般来说,文明戏是一种清末民初在上海繁荣的戏剧形态。笔者曾经把文明戏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但文明戏又有跟现代话剧不同的戏剧特征,所以欧阳予倩、陈大悲、汪仲贤等人在五四时期曾严厉批评过文明戏。这些评论同时也说明“文明戏是区别于话剧的另一种戏剧样态,一直发展延续到了50年代,形成了中国现代的一种特别演剧体系”[

中国话剧成立史:是否为一个戏剧体系

那么通俗话剧和文明戏是否为一个戏剧体系呢?

一般来说,文明戏是一种清末民初在上海繁荣的戏剧形态。文明戏是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态,但文明戏中有很多戏曲的遗留物,其话剧特征并不彻底,所以将其和五四以后成立的(现代)话剧相区分,称其为早期话剧。笔者曾经把文明戏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9?—1907 萌芽期(学生戏剧时期)

第二阶段 1907—1913 创始、发展期(新剧时期Ⅰ)

第三阶段 1913—1917 全盛期(新剧时期Ⅱ)

第四阶段 1917—1949 衰弱、变质期Ⅰ(文明戏时期)

第五阶段 1949—1966? 衰弱、变质期Ⅱ(通俗话剧时期)

这是笔者在2005年2月出版的日文著作《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17]里提出的。同年7月,笔者在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以“试论文明戏的时期区分和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为题的报告,用汉语提出了这种将文明戏划分为五个阶段的想法。翌年,上海戏剧学院刊物《戏剧艺术》2006年第1期刊登了笔者的论文《试论文明戏历史分期和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同年8月,董健、荣广润主编的《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中华书局,2006)也收录了该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后,中国学者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其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反对意见的代表是袁国兴的《“文明戏”的样态与话剧的发生——兼及对“文明戏体系”说的质疑》(《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袁国兴先生的论文在2007年2月东京召开的“春柳社一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18]上宣讲,笔者是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笔者未能回应袁国兴先生的观点。袁先生是在笔者提出看法一两年之后发表该篇论文的,所以学术讨论并不需要像互联网论坛那样立即回应,笔者决定等待其他机会。两年后,即今天,笔者借参加这次研讨会,提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袁国兴先生说:“文明戏原本是使话剧与其他新戏样式得以区别的称谓,这与打着话剧旗号演出并不纯正的话剧、话剧的职业化追求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话剧的不成熟等是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文明戏到底是不是独立于早期话剧之外的一种戏剧样态,与对早期话剧的职业化表现形态认识相关,如果去除了早期话剧为职业化追求而采取的一些策略,即使这些策略有些妨碍了话剧的发展,文明戏还有些什么是与话剧不一样的呢?”(《“文明戏”的样态与话剧的发生——兼及对“文明戏体系”说的质疑》)

如上,袁国兴先生认为,文明戏跟(中国)话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笔者认为,文明戏既有跟话剧相通的戏剧特征,又有浓厚的戏曲遗留物等跟话剧不同的戏剧特征。因为有共同的戏剧特征,所以可以说文明戏是(中国)早期话剧,但正因为文明戏跟(现代)话剧不同,所以五四以后,即中国(现代)话剧成立之后,文明戏仍然作为一种戏剧形态一直存在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是戏剧形态的问题,不是职业非职业的问题。

文明戏跟话剧共同的特征是什么?主要是以对话为主的写实戏剧特征以及文明戏本身对(纯粹)话剧的追求。没有文明戏就没有(现代)话剧,这是肯定的。欧阳予倩、陈大悲、汪仲贤等现代话剧创始人都是文明戏出身。

但文明戏又有跟现代话剧不同的戏剧特征,所以欧阳予倩、陈大悲、汪仲贤等人在五四时期曾严厉批评过文明戏。欧阳予倩说得最彻底、最全面:“论话剧之将来,必先谈谈话剧与文明新戏——广东谓之白话戏的分别。(一)文明戏没有剧本,话剧则有完全剧本;(二)文明戏即令有剧本也是照旧戏或传奇的方法来组织;专以敷衍情节为主,话剧是根据戏剧的原则,用分析的技巧,表现具体的情绪,进展整个的行为;(三)文明戏虽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地方,亦能描写现实,但是文明戏的写实,不过真菜真荷兰水上台,真烧纸锭哭亲夫之类,话剧的写实是用锐敏的观察,整齐的排列,精当的对话,显出作者的中心思想,描写的是社会某种生活人物的某种性格,时代的某种精神;(四)文明戏多以低等滑稽,迎合低级社会之心理,话剧是拿严格的批评态度,站在社会前面,代表民众的呼声;(五)文明戏以浅薄的教训将就观客,话剧是以艺术的精神领导观众。我们所希望完成的话剧,绝对不是文明新戏。”[19]

20世纪50年代,通俗话剧评论家也注意到通俗话剧(文明戏)跟话剧不同的戏剧特征。“通俗话剧的演出形式是直接继承了我国戏曲的传统的。它的分幕结构并不机械地强调集中,戏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十分灵活。……总之,戏的结构应适应广大观众的文化程度和艺术欣赏水平,贵在浅显和有头有尾,眉目清楚。除了戏的结构适合中国人的看戏习惯以外,注意情节也是通俗话剧易于接近群众的优点。……好情节应该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使剧中人物随着不断发展的剧情逐渐展开和完成他的性格。……通俗话剧处理人物是善恶分明的,使观众感染到的爱憎也是比较强烈的。……在表演艺术上,通俗话剧也是按照传统戏剧的方法,按照剧中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而适当加以艺术的夸张的。这种艺术的夸张不是违反真实的虚构或者过火的表演,而是演员突破生活真实,赋予人物以光彩的浪漫主义手法。”(马前《谈通俗话剧的传统》)

马前认为通俗话剧演出形式有明显的跟戏曲相通的特征。这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通俗话剧一直继承了这些跟(现代)话剧不同的戏剧特征。

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很多戏剧界人士也都提出文明戏20年代以后衰落了、堕落了,但没有人说其消亡了。

1930年郑伯奇说:“在这篇谈到文明戏,大家怕要摇头掩耳。实在,文明戏已经堕落到大家谈到便要摇头掩耳的程度了。……文明戏的没落过程很可以供以后的新戏运动借鉴。”[20]

1941年上官蓉说:“要是一味痛诋文明戏在剧运前途上是毫无裨益的。……事实上游艺场里今天演《珍珠塔》,明天演《唐伯虎点秋香》,照样每场客满。”[21]

笔者认为这些评论都说明了文明戏20世纪20年代以后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通俗话剧即是文明戏,通俗话剧基本上保留着20世纪第二个10年最兴盛时期的文明戏戏剧形态。这些评论同时也说明“文明戏是区别于话剧的另一种戏剧样态,一直发展延续到了50年代,形成了中国现代的一种特别演剧体系”[22]。中国的戏剧学者、评论家谈论的主要内容是戏剧写实性彻底不彻底的问题,而不是戏剧职业化的问题。笔者认为文明戏是处于作为写实戏剧的话剧和作为写意戏剧的戏曲这两种戏剧形态中间的戏剧形态。这种写实和写意的中间形态(或者混合、过渡形态)的独立戏剧体系也出现于日本近现代戏剧界,例如新派剧、新国剧、新喜剧等等。新歌舞伎虽然不是一个独立戏剧体系(一般认为它是歌舞伎的一部分),但在日本近现代戏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名称中的“新”标明其写实的因素,与(传统)歌舞伎相区别。

中国的近现代戏剧跟日本的近现代戏剧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日本戏剧中出现过处于写实戏剧体系和写意戏剧体系之间的独立戏剧体系,那么中国戏剧中出现类似的独立戏剧体系也属正常。笔者对朝鲜、韩国戏剧的了解有限,但据说朝鲜、韩国戏剧学者指出朝鲜、韩国戏剧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戏剧形态(主要是20世纪初兴起的韩国新派剧或者韩国新派调剧,是日本新派剧传入朝鲜、韩国的体现)。[23]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要完全证明文明戏跟现代话剧演出形态上确有不同,并且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其作为一种戏剧体系一直存在,则至少要研究、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更深入地研究文明戏全盛期的舞台艺术形态,特别是表演形态,要剖析文明戏表演跟现代话剧表演、戏曲表演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二是要研究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笔者提出的文明戏发展第四阶段),游乐场等地演出的文明戏为何种形态。

在日本,有学者提出过和袁国兴先生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看法:文明戏不是话剧,总体来说文明戏没有话剧的指向性,早期话剧这个名称并不准确。笔者并不赞成此种观点,并曾多次在日本国内讨论过这个问题[24],在此不作进一步介绍。

【注释】

[1]李晓主编《上海话剧志》(百家出版社,2002年)。(www.xing528.com)

[2]王凤霞《从“文明”到“文明戏”——“文明戏”得名原因新探》(清末民初新潮演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指出:“它(文明戏)是‘使社会文明之新型戏剧’之简称。”王凤霞女士也指出“民鸣是替民众呐喊,为民请命的意思也包含在里面,替民众表达呼声的意思”(2009年12月29日王凤霞女士发给濑户宏的信)。笔者认为,使社会文明的戏剧本身需要文明,民鸣的意思是“民众的呼声”和“替民众表达呼声”没有矛盾。

[3]向阳《文明戯『西太后』考辯》(『演劇映像学2009』2010年3月,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GCOE项目“演剧映像的国际性教育研究据点”)详细探究了民鸣社《西太后》内容的来源。

[4]参阅濑户宏『民鳴社上演演目一覧』(翠书房,2003年)。

[5]朱双云《初期职业话剧史料》(独立出版社,1942年)。

[6]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

[7]从《申报》演出广告看,《新编三十五、三十六本西太后》和《三、四部后部西太后》内容一致。

[8]义华《六年来海上新剧大事记》(《鞠部丛刊》,交通图书馆,1918年)。

[9]周剑云《剧坛怀旧录》(《万象》第4卷第3期,1944年9月)。

[10]《通俗话剧、滑稽剧观摩演出广告》。转载于濑户宏『中国話劇成立史研究』。

[11]马前《谈通俗话剧的传统》(《文艺月报》1957第2期)。

[12]马前《谈通俗话剧的传统》(《文艺月报》1957第2期)。

[13]根据《传统剧目汇编·通俗话剧》第5集所载原文。

[14]松浦恒雄「再考文明戯历史作用」,高瑞泉、山口久和共编『在中国城市型知分子的主相』(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城市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

[15]《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史(1950—1994)》(上海话剧中心内部刊物,刊行年月不详)。

[16]无署名《通俗话剧、滑稽剧先后举行会演 演出日期和剧目配定》(《新民晩报》1956年12月27日)。
无署名《道道地地的上海本地剧种 通俗话剧滑稽戏观摩演出》(《解放日报》1957年1月9日)。
中原《通俗话剧老艺人欢聚一堂 八十老翁在舞台上身手矫捷——访〈珍珠塔〉中饰演陈琏的陈无我》(《新民晩报》1957年1月10日)。
无署名《上海举行通俗话剧和滑稽戏观摩会演》(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第2407期)。
无署名《上海举行通俗话剧观摩会演》(《人民日报》1957年1月11日)。
中原《“文明戏”——“通俗话剧”》(《新民晩报》1957年1月12日)。
何慢《富有民族艺术色彩的戏剧——谈通俗话剧〈珍珠塔〉》(《解放日报》1957年1月20日)。
无署名《上海通俗话剧、滑稽剧观摩演出结束》(《文汇报》1957年1月23日)。
无署名《上海举行通俗话剧和滑稽戏会演》(《戏剧报》1957年第2期)。
马前《谈通俗话剧的传统》(《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赵铭彝《读“新剧史”有感》(《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马彦祥《通俗话剧和话剧》(《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赵铭彝《通俗话剧的来历及其艺术特点》(《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徐卓呆《漫谈通俗话剧》(《剧本》1957年第8期)。

[17]濑户宏『中国話劇成立史研究』(东方书店,2005年)。

[18]该研讨会日文论文集是:饭冢容、濑户宏、平林宣和、松浦恒雄编『文明戯研究の現在―春柳社百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シウム論文集』(东方书店,2009年),主要论文的中文稿收录于《中国话剧研究》第11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20]郑伯奇《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艺术月刊》第1卷第1号,1930年3月10日)。

[21]上官蓉《文明戏与话剧》(《作家》第1卷第5期,1941年10月)。

[22]袁国兴《“文明戏”的样态与话剧的发生——兼及对“文明戏体系”说的质疑》(《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23]参阅李杜铉著,紫荆、韩英姬译《韩国演剧史》(中文版)(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徐渊昊著,伊藤好英、村上祥子译《韩国演剧史——传统和现代》(日文版)(朝日出版社,2009年)。

[24]参阅饭冢容、濑户宏、藤野真子、松浦恒雄、中山文、田村容子「座談会·中国演劇研究について―中国演劇の“現代化”を中心に」(『未名』第26号,中文研究会,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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