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碑蔚为壮观，是陕西古代墓碑最主要的部分。分析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隋唐对墓碑有了礼制规定，墓碑体例较为统一
隋唐之前，关于碑的使用并没有明确规定，碑的形状、高低、大小尺寸、题字、碑首碑趺雕刻、纹饰图案等，一般随丧家经济能力和时风所好而定。随着唐代碑文化的繁荣兴盛和人们对立碑的高度重视，丧葬礼制对碑的使用有了明确的规定。据史书记载，唐时朝廷对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在使用碑碣的形制尺寸等方面，都有严格区别，并将之纳入了法律条文。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墓碑“龟趺螭首”，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官员的墓碑“方趺圭首”，高为四尺。“若隐纶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唐以后各朝都沿袭了这种使用碑的等级制度，各朝只在具体规定上略有不同。礼制的规定，使得唐碑在形制上高度统一。
（2）唐代墓碑数量多，形制成熟高大
从《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来看，唐代帝王陵墓墓碑较多的有三原县高祖李渊的献陵、乾县高宗李治的乾陵、富平县中宗李显的定陵、蒲城县睿宗李旦的桥陵，但最多的还是礼泉县太宗李世民的昭陵。
因昭陵诸碑多为名人名碑，故历代金石文献多有记录。清代学者叶昌炽云：“昭陵为唐碑渊薮，撰人、书人，皆一时之选，学书者所当奉为楷模也。”（《语石》卷一）这说明了昭陵墓碑件件堪称艺术珍品，可代表唐代墓碑的整体风貌。
现存于昭陵博物馆的墓碑约有42通，其碑额在装饰雕刻上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碑额左右各雕刻三条并头吐气的蟠龙，称为“六螭下垂”，形象饱满矫健，栩栩如生。碑额形式表现如一，统一的螭首，在圭形内题额。
昭陵墓碑形体高大，气势雄伟，可谓丰碑巨制。一般身首通高达3～4米，厚25～30厘米左右。由高宗李治“御制御书”的《李勣碑》，通高5.7米、下宽1.8米、厚0.3米，其龟趺虽大部埋于地下，从地表可见横宽约2米、纵长近3米，为昭陵陪葬墓碑之冠（图2-19）。仅次于《李勣碑》的是《尉迟敬德碑》，螭首方趺，碑身高4.45米、宽1.49米、厚0.52米，碑形丰伟，为其他唐碑所不及。
较之前代墓碑，唐代墓碑从整体上趋于巨大。由于唐碑的大小与官职有着密切的关系，官职越高碑也越大，一般的大碑仅碑身和碑首就在3米以上，动辄四五米高，加上底座就更高大醒目了。
（3）佛教塔铭兴盛，其功能与墓碑无异，墓碑与塔铭各有所用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僧人的地位显著，因而葬塔和墓碑也很多。从现存的唐代墓塔来看，其建造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它们往往用覆莲做须弥座的装饰，有的则在须弥座上再用仰覆莲承托八角石灯。这些塔葬都有塔铭，其意义跟墓碑相同，但碑面装饰不多，只用于书写铭文，尺寸不大。陕西保存的塔铭不多，主要是一些僧侣的墓碑。
图2-19 李勣碑
佛教界为扩大宣传和影响，也请文人书法家为已故的名僧撰写碑铭，如德美、空藏去世，金紫光禄大夫、侍中于志宁撰文。现存著名的佛教墓碑，如《化度寺碑》为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道因法师碑》为欧阳通书（图2-20a、b），《信行禅师碑》为越王李贞撰文、薛稷书，《大智禅师碑》严挺之撰文、史惟则书（图2-21），《不空和尚碑》为徐浩书（图2-22），《大德大证禅师碑》为王缙撰文、徐浩书，《玄秘塔碑》为裴休撰文、柳公权书等。这些佛教墓碑的形制体例规格非常高，或为螭首龟趺，或为螭首方趺。
图2-20a 道因法师碑全拓
图2-20b 道因法师碑局部
图2-21 大智禅师碑局部
图2-22 不空和尚碑局部
现藏于碑林博物馆的《比丘尼法婉禅师碑》由刘钦旦书。从形制来看，在比丘尼墓碑中算是规格最高的。
（4）唐代墓碑雕刻华美，技法精湛
墓碑从东汉发展到唐代，形制高度统一。如东汉的圆首碑，发展为雄丽的螭首；东汉的方首碑，成了独立的碑身；东汉的圭首碑，这时则化为题额寓于螭首之中。如乾陵《无字碑》、《皇甫诞碑》、《颜勤礼碑》、《大智禅师碑》等较为重要的墓碑皆为螭首，曲身缠绕的龙的组合丰富，雕饰华丽。《无字碑》碑身由一块通高7.53米、重98.8吨的巨型青石雕成，碑首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龙，鳞甲分明，静中寓动，为中国历代石碑之巨制。(www.xing528.com)
唐代墓碑特别是佛教墓碑，其雕刻纹饰非常丰富。碑座除了龟趺，还有须弥座，如《玄秘塔碑》、《大德智该法师碑》就是采用须弥座。在须弥座的四方雕刻不同的图像，如《大德智该法师碑》底座正面为二龙戏珠，碑座两侧及阴面的动物形象具有很强的动感，其中老虎身上的纹饰刻画更清楚地说明了对写实风格的追求。墓碑碑首雕饰一些佛教画像，这在北朝时期的墓碑中已出现，但唐代墓碑在表现技法上更胜一筹。如《道因法师碑》碑首刻释迦牟尼、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三像，并刻其名，把碑首装饰得十分美观。《大智禅师碑》碑高3.45米、宽1.14米，螭首作左右各三条并头，碑额周缘刻云纹，三角形处刻一坐佛。
唐代佛教墓碑的两侧、碑阳文字四周、碑座都是纹饰最佳表现之地。其装饰题材上除了神鸟瑞兽、方相神怪、宗教人物外，植物、花卉开始成为装饰主题，卷草纹、宝相花、联珠纹、绶带纹等都是墓碑常用的装饰纹样。装饰手法有写实的，也有夸张变形的，构成巧妙，气韵生动。
除了佛教墓碑外，很多唐代墓碑在碑侧和碑文四周饰以纹饰，如《常允逸神道碑》碑侧纹饰内容不多，仅用线刻，辅以少量的减地手法使植物饱满厚实，在卷草纹中点缀瑞鸟，刻画得非常写实精确。除了传统的线刻技法外，浅浮雕、高浮雕、圆雕在墓碑上多有呈现。这些技法大多运用在墓碑碑额的螭龙、碑座龟趺的形象雕刻上。
（5）唐代墓碑书法法度森严，为楷书典范
隋唐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楷书，法度纯熟，结构森严，成为千年楷书的典则。在此背景下，唐代墓碑几乎尊尊楷法严整。
唐代书碑名家，留给后人的书法代表作，主要就是墓碑。如欧阳询的《化度寺碑》、《房彦谦碑》、《温颜博碑》、《皇甫诞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李邕的《李思训碑》、《卢正道碑》、《大照禅师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颜真卿的《藏怀恪碑》（图2-23）、《宋暻碑》、《李玄静碑》、《元结墓碑》、《颜勤礼碑》（图2-24），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徐浩的《不空和尚碑》、《大德大证禅师碑》，柳公权的《李晟碑》、《冯宿碑》、《苻璘碑》、《玄秘塔碑》（图2-25）、《刘沔碑》、《高元裕碑》等等，都是非常著名的书法佳作和学书典范，其中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最具代表。
【《平淮西碑》被磨重刻】
唐宪宗元和九年八月，吴元济据淮西反，诸将讨伐，历久无功。元和十二年八月，以宰相裴度前往督师，唐、随、邓节度使李诉以精锐骑兵乘虚入蔡，擒吴元济，平定了抗命五十三年之久的淮西镇。群臣请刻石纪功，明示天下，韩愈奉诏撰《平淮西碑》。因韩愈亲自参与了淮西战事，又是当时公认的古文大家，由他来撰写碑文自是情理中事。碑文完成之后，宪宗命抄录数份，分赐淮西立功诸将，并刻碑于蔡州紫极宫。
然而当时最初进入蔡州擒获吴元济的是李诉，因此对于碑文中过多的渲染裴度史迹，李诉愤愤不平。李诉之妻出入宫中，哭诉碑辞不实，于是宪宗下令磨掉韩愈所书之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刻石。可以说，这篇碑文给韩愈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之后又使他蒙受了极大的屈辱。
图2-23 藏怀恪碑局部
图2-24 颜勤礼碑局部
图2-25 玄秘塔碑局部
此外，在以楷书书碑为主的唐代，也出现了像李阳冰和史惟则这样难得的篆书家和隶书家，他们的书法艺术在墓碑中皆有体现。李阳冰在唐代篆书家排名榜上雄踞首位，他的篆书题额作品——《高力士碑》额题“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20个篆字，用笔粗细圆匀，稳健自然，体现了李阳冰的篆书面貌，为该碑增色不少（图2-26a、b）。史惟则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并称唐代隶书四家，《大智禅师碑》是其隶书代表作。此碑笔法和结体受楷书影响，苍劲庄严，颇具骨力。清孙承泽等推其为开元第一。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隶书，现存于世的《王仁皎碑》即为其手迹。
图2-26a 高力士碑题额
图2-26b 高力士碑局部
唐代墓碑在碑文书写上还有一大突破，以行书入碑。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的行书，用行书写碑开了一代书风。但毕竟不是法度严谨的正体，难免因其流美的笔姿冲淡“碑”（悲）的庄严肃穆感，所以，虽然由于帝王的喜好而兴盛一时，但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多。较为著名的行书墓碑有高宗李治撰文并书的《李勣碑》，高正臣书《明征君碑》，李邕书《李靖碑》、《叶有道碑》、《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张少悌书《高力士碑》等[13]。
（6）唐代墓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些碑石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据载，唐时吏部考功司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行状，若死，“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新唐书·百官志》）。可知当时碑铭所述，须经有司审查。这些文字从内容到形式上，虽然未脱六朝浮靡之气，然于生卒里居、官爵事迹，仍较翔实。碑铭所载，于两《唐书》或可纠谬，或可补阙，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总之，唐代墓碑形制高大规范，纹饰雕刻精美，书法艺术高超，碑文文辞华丽，是真正的艺术精品，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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