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尔斯顿指出：“当人类进入自然舞台时，他们在这方面应遵循大自然。”[19]“与其他动物一样，人这一动物似乎也服从现今的所有自然规律。”[20]德国学者兰德曼也指出：“人没有单一的、只适合于他的环境，在每一种新的环境中，他都能发展出适合于环境的行为，并以此保护自己。”[21]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少数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尊重大自然的生态理念，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环境保护等具有积极作用，有效地保护了贵州的旅游资源。
1.村规民约。有的民族以村规民约的方式对自然生态进行保护。譬如，贵州省贵定县音寨村依靠严格的村规民约保护生态环境。音寨村创建生态家园的理念由来已久，保护和创造自己的绿色家园，已经成为广大村民的共识。布依族人民为了保护自己村寨的自然环境，由族长组织群众讨论，制定了一系列适合管理本寨自然环境的村规民约。据《贵定民族志》记载，清道光30年（公元1850年），甘塘等16寨（今新巴乡所辖布依族村寨）乡老合议订立乡规，保护庄稼、山林、村寨安全等条款，并刻碑立于寨前，即“甘塘乡规碑”。[22]“大跃进”时期，贵定县许多村寨树木被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由于音寨村民的齐心协力，音寨村侥幸逃过一劫。现在音寨村村寨规划对生态环境保护也约定了很多内容，要求村民们自觉严格遵循。这些村规民约在村寨里得到严格执行，已经形成了村民的共识。据说曾有位村民砍了一根风景林树枝，全寨人开会进行批评教育，并罚款500元；还有一个村民因烧草皮灰引起山火，虽未造成损失，仍被罚1000元。正是得益于音寨村民强烈的环保责任意识，音寨村至今仍然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2.自然崇拜。宗教世界观同一切宗教意识一样，“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不过这种“超人间的力量”在原始社会只是“自然力量”的化身。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人们无法控制和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原始的村民们竭力把依赖寄托在那些具有保护意义或与日常生活有重大关系的事物上，对其加以崇拜。正是在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中，产生了最先的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譬如，从江县的岜沙苗族崇拜树木，特别是枫树，他们自称是枫树的后代。在岜沙人的心目中，树木就是他们的生命，由此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从而认为它们具有人格意识，求子、求财或家运不景时，或者重大节日活动都要烧香、纸，用米饭、酒和鸡鸭等物献祭，祈求它们的庇护和帮助。岜沙人自己煮饭烧的柴，都是他们从山上砍回来的，但是他们砍柴，都只是选一些已经死掉的或长得不直的“不成材”的木材。岜沙人也会砍一些木柴去县城里换点钱，但是经过寨老和寨民的协商，只允许岜沙人挑柴去城里卖，绝对不允许外面的人开车到岜沙寨来购买，因而岜沙四周树木保护良好。[23](www.xing528.com)
3.民族习俗。贵州黔东南侗族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如天柱县、锦屏县被誉为“林海”和“杉木之乡”，有历史悠久的植树造林传统。据了解，在天柱、锦屏等县许多侗寨流传种“嫁妆树”的习俗，即孩子出生之后，便为之栽种100株杉苗，作为儿女嫁娶的费用，有的地方母亲还专门为女儿栽种“嫁妆林”名叫“十八杉”，也称为“姑娘林”。“嫁妆树”习俗推动了侗族地区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交往中，侗族人民还形成了打草标的习俗，即用茅草、芒冬草或稻草等结成疙瘩、田螺或箭头等形状，用以表示特定意思，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主要有山标、水标、田标等，其中山标意为不让人随意去砍柴、割草和放牧或拿走砍好的柴草以及打算耕种的荒地等。[24]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传统和民间习俗在民族地区广泛流传，使该地区的动植物长期以来保护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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