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历时态与共时态的考察

我国古代的史学家司马光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在《补编》中梁启超提出：“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给现代人应用”[1]。我国当代的史学家庞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我们想知道一个东西的性质和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知道它的过去。”列宁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2]。所以，要研究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的价值，也必须对体育课程价值的来龙去脉追根溯源。考察我国体育课程价值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助于我们了解体育课程价值，分析得出影响我国体育课程价值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从而也为我们构建现代体育课程价值内容体系提供了事实基础。

首先，研究的路径。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要了解一个事物发展的真实状况，必须掌握该事物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把握事件的整体性。对于百余年体育课程的把握，也必须从体育课程与整个基础教育，甚至整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去把握。本章以时间为线索，以百年来几次大的体育课程变革为重心，运用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方法及比较方法，对各个时期的体育课程价值取向及体育课程价值内容进行文本解读，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各个时期的体育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体育教科书及与中小学体育教育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包括“教学计划”等课程文件分析，属于静态的研究。

研究路径：在宏观上，结合各个时期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背景，从大的框架上对体育课程的价值取向及价值内容的变化进行把握；在微观上，结合各个时期作为体育课程载体的体育教材及相关的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宏观课程价值取向及其课程价值内容进行必要的具体的说明。

其次，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逻辑上说，课程价值定位准确与否，一个首要的衡量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一定时期国家的教育宗旨的要求，这是课程价值定位的原则性根据。然后看是否具有与其价值定位相一致的价值内容，即是否有支撑其课程价值实现的课程内容。最后看上述目标和内容在教科书中的体现如何[3]。所以，分析体育课程的价值，需要分析各个时期的国家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及纲领性文件，这是课程价值定位的原则性依据。在了解了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文件基础上分析体育课程有关文件、体育课程的目的和目标、体育课程的价值，看体育课程的内容是否能够达到体育课程价值，看体育课程的目标、内容在各个阶段的教科书中是如何体现的，也即体育课程的价值在体育教科书中是如何体现的。

一是对体育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分析。首先必须对体育课程目标的“价值定位”的分析。“课程目标”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教育知识中的一种价值宣言。“课程标准”中的“目标”（教学目的）部分标明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课程编制者对于课程的价值定位，其“内容”、“纲要”及“要点”之类的部分则显示着课程被锁定的价值取向的基本架构。课程目标是在价值观念上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吻合程度最强的一个课程范畴，其吻合程度远超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课程授受”等其他课程范畴[4]。“我们往往把教育价值的讨论集中在讨论课程中特殊科目所要推动的各种目的上。”[5]“课程目标本身已构成了一种价值体系，已成为国家在教育知识中的一种价值宣言。”[6]所以，通过对体育课程目标的分析，可以透视体育课程目标背后的课程价值取向，以及体育课程内容的具体内涵。

二是对课程内容的分析。如果说目标是课程的核心，课程内容则是构成核心的筋骨和血肉，如果没有科学的内容体系，很难支撑起课程目标，课程对教学的指导作用就会受到影响。“课程内容是按照课程目标选择和组织的课程基本材料”[7]。课程的内容要与课程目标之间保持一致，这也是保证课程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8]在实践中，课程内容的选择、加工、组织的变化往往不能跟上课程目标的变化节奏，原因在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宗旨随政权的更迭而变化，这种不合拍在政权交替的初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考察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是检验课程价值能否实现的重要内容。(www.xing528.com)

三是关于体育教科书的价值体现分析。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具体体现，是课程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教科书承载着课程改革者太多的诉求。教科书渗透的价值取向对学生的思维习惯、学习方式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毫无疑问，教科书应该体现课程标准中的目标与内容要求，但是，由于编写者对课程标准的认识体现差异，不同的编写者对标准认识不同，教科书所传递的或明或暗的信息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价值总有某些偏差。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都展开了对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的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课程研究的一个热点。

1965年，美国的谢弗在《学校研究》秋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省、价值标准和社会学科教科书的论文，使用频率统计和内容分析法对93本美国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努力向学生灌输某些抽象的政治准则（如平等、民主、自由和宽容等），特别强调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的政治观念。英国的杨与伯恩斯坦在1971年出版的《知识与控制》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一书中提出了从社会学角度对教科书进行分析的思想，建立起教科书分析的理论，并认为政治经济对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教育知识的分配具有重大作用，探讨了知识与价值、知识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台湾学者欧用生系统分析了台湾国民小学“生活与伦理”和“社会”两科的教科书，认为教科书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是传统导向、国家至上、领袖崇拜、我族中心、男性独尊。

吴永军教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套初中历史教科书后认为我国历史教科书隐含的价值取向是：皇权崇拜渗透历史教科书；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历史观逐步被取代；官本位意识阴魂不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历史人物的沉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该忽视的历史，如工商人士在教科书中没有提到，少数民族的历史也较少涉及[9]。

傅建明《内地香港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比较研究》的内容从宏观上分为两大类：从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内容比较及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呈现方式比较。微观上分为教科书选文标准的比较、教科书编排结构的比较、教科书性别意识形态比较、教科书人物形象塑造比较、教科书科学教育要素比较、教科书道德教育要素比较。

本书根据研究需要，既有量的分析，如价值内容出现的“频度差异法”，也有定性的描述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教科书等等课程教学文件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其价值定位与内容的组织本身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存在科学性问题。因此，结合各个时期的关于课程价值定位的有关学术讨论，有助于深入了解课程价值定位及课程内容背后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