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旧军改造：直隶练军的典范

1．刘长佑所建的直隶练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绿营的无能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为了挽救统治，清政府从多方面对绿营进行改造和整顿，改造的最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练军，创建练军首先从直隶开始试点，随后它的成功经验被推广到全国各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一次被英、法打败，中英、中法换约之后，英法联军撤到天津驻守，清政府要员喘息刚定，恭亲王奕和桂良、文祥等人开始筹议善后大局章程六款，开始意识到自强、练兵以及边防的重要性，他们在1860年12月提出了旨在自强的办法：“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31]

因此，练兵作为一种强国之术，清朝统治者开始选定的练兵对象是八旗禁旅和近畿的绿营兵。而训练的方式则向洋人学习洋枪、洋炮以及相应的洋操。

同光自强运动之初，清政府想继续挽救和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的绿营，于是提出了对绿营进行改造和训练的计划。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进行训练的计划中，训练的绿营兵人数多于八旗军，并从受训的绿营兵中挑选了500人组成“洋枪队”，这个新建的洋枪队在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

首先提出从绿营额兵中另立营伍、建立“练军”建议的，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前湘军将领刘长佑。他建议重新训练大约15万名的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军队的编制进行改变。汛兵每500人组成1“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点实行定期的军事训练，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32]。

1863年7月，刘长佑初步拟定了练军规制，并上奏朝廷。其要点与湘军差异不大，只是进行了一些改进。如在营之上建立“军”，不同于湘军，湘军在营之上是统领或分统，以五营组成一军，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此外，刘长佑建议因地制宜，改长夫之制为军辆的配属，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33]。

此外，刘长佑强调，要以南省营制教练北省之兵，清政府也认为这是“最为善策”，只是直省营伍废弛已久，本地练勇积弊更多，此时就地选募新军，亦必须留楚省将弁，以资教练。刘长佑将所部兵勇按照楚营成式，参酌北地形势，另立规制，以500人为一营，设立营官、亲兵、哨队、官长，分别旗帜，队伍讲明号令，督令兵勇逐日操演，渐有改观^[34]。可见，清政府也基本肯定了刘长佑的练军做法。

其实，直隶练军的数量和方式，最初是依照薛焕的建议实行的，在直隶设立四镇，每镇人数一万，再于京师神机营增添两万人，分派这几次教练，饷源所出，则责成各省督抚联合筹措，用以加强畿辅的防务。

薛焕当时在总署办事，于1863年5月上奏朝廷，提出直隶练兵的建议，他把抵御外国侵略问题作为练兵的主要出发点。他说，方今夷商分布各口，天主教布满天下，探我虚实，侵我利权，干预我军事，夷人“负其豺狼之性，事事动形掣肘，稍不遂其所欲，辄以用兵挟制，若徒由总理衙门以口舌与之争胜而不求自强之术，恐口舌有时而穷，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京师直隶两处练兵，就目前陕西等处军务而言，实已不可稍缓，况夷人眈眈虎视，不能不豫为防范，未雨绸缪”^[35]。可见，他所提出的中国练兵的初衷，实为防夷人侵凌，得先自身强大，而自强之法在于练兵，尤其要训练京师直隶之兵。

刘长佑作为湘楚宿将、知兵大员，受命练兵后并没有按薛焕的办法，而是重新提出要练7军的建议。1863年11月，刘长佑提出了编练7军的办法。7军共2万人，就直隶当时现有的4万绿营中精选12500名步卒，2500名马兵。以步卒500人为营，5营为军，每军配马队500名，合3000人一军，共成五军；再募练4000步卒，1000马队，分为2军，组成7军，其营制均仿效湘军营制。议定后，即在督标、镇标中抽选兵丁，着手训练，分驻保定、河间、正定、大名、威县、宣化、天津七处，这是直隶练军成立之始^[36]。这七军之兵都集中在保定进行训练，练成之后再分驻于其余7处。

1866年，恭亲王奕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更多的财政支持。刘长佑就把从各标抽调出来的兵编入他所指挥的六个中心，组建起新的“练军”。所谓的练军，就是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十万两充当练军训练计划中的军火费用。但在1867年1月，恭亲王奕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攻击这个计划，结果受到很大的影响，慈禧太后最后削减了这个练军计划的财政开支^[37]。

刘长佑的练军计划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在当时它的确是改造和整顿绿营的一个办法，尽管有人认为它不是整顿绿营兵的一项普遍措施^[38]，但对于当时疲弱的绿营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改革。

刘长佑后来因为清政府的过于干涉，又对练军计划进行了一些改修和补充，一是他所挑选的对象划定就所列七处所原有防军中挑选；二是所谓的集中训练，改为就各驻所集中进行一月一次大操，就各营官处集中十日一次小操，平时无事，各守各汛。与他原来的练军计划相比，这样反而变退步了。

由于刘长佑的计划并不完善，他所建立的练军，既包括了绿营兵，同时还包括了营勇，所以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结果从1863年到1865年练了三年都不成功。对于绿营的改造方面，其最大的缺点在于，各就防地抽练、操演之后，又各归各汛，以致绿营的习性不能改变。另外，练军的协饷也不足，士兵训练并不努力，所以三年的努力仅成军8000人，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虽说成效不大，但对于改造和整顿绿营而言，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问题的关键是，刘长佑为何没有在直隶建立“练军”的同时，将其他没有抽练的防汛地的绿营兵废除呢？如果能汰弱留强，把没有被挑选的防汛地的老弱绿营全都废除掉，岂不是更好。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它涉及清朝的祖制，清政府并不想全面改掉其祖宗成法，所以不愿这样做，这是当时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所决定的，当时清朝掌权者没有这种彻底地进行改革的魄力和勇气。

1866年，恭亲王奕奏请改弦易辙，仍由刘长佑经营，共为六军15000人，分驻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古北口、宣化六处。每处步队2000人，马队500人。这次改变，有三个特点不同从前：首先，看重了边区的驻防；其次，防营各标挑选之后，即在驻所操练，成为独立的军伍，不再回归原营；第三，严饬各省照额数解饷，不得拖延。这样，练军虽出自绿营，但已基本独立。练饷也成为专款，各省不能虚应故事。练军、练饷的名称，至此基本确定下来^[39]。

刘长佑编练六军，在编制方面也有较大的改变，更多是采用淮军的成法和优点。其具体编制为：每军2500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设总统官一员，文翼长一员，武翼长一员；每营500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哨，设管带官一员，帮带官一员；每哨100人，分为四队，设哨官一员；每队25人，分为五伍，设队长一名；每伍5人，内择老成明白者一人为伍长。具体的配置为：

前哨（4队）：一队，兵24人，抬枪12杆，队旗兵1名；二队，兵24人，马枪24杆，队旗兵1名；三队，长矛兵10名，把刀兵10名，藤牌兵4名，队旗兵1名；四队，马25匹，马上小枪兵8名，弓箭兵8名，长矛兵8名，队旗兵1名。

左哨（4队）：一队，兵24人，抬枪12杆，队旗兵1名；二队，兵24名，马枪24杆，队旗兵1名；三队，长矛兵10名，把刀兵10名，藤牌兵4名，队旗兵1名；四队，马25匹，马上小枪兵8名，弓箭兵8名，长矛兵8名，队旗兵1名。

中哨（4队）：一队，洋劈山炮车4辆，每辆炮2尊，炮兵6名，共4辆，炮8尊，炮兵24名，队旗兵1名；二队，洋劈山炮车4辆，每辆炮2尊，炮兵6名，共4辆，炮8尊，炮兵24名，队旗兵1名；三队，洋开花炮车2辆，每辆炮2尊，炮兵6名，共炮4尊，炮兵12名，又马枪兵8名，长矛兵4名，队旗兵1名；四队，马枪兵8名，长矛兵4名，金鼓旗兵4名，执旗游兵4名，头旗兵4名，队旗兵1名。

右哨（4队）：一队，抬枪12杆，兵24名，队旗兵1名；二队，马枪24杆，兵24名，队旗兵1名；三队，长矛兵10名，把刀兵10名，藤牌兵4名，队旗兵1名；四队，马25匹，马上小枪兵8名，弓箭兵8名，长矛兵8名，队旗兵1名。

后哨（4队）：一队，抬枪12杆，兵24名，队旗兵1名；二队，马枪24杆，兵24名，队旗兵1名；三队，长矛兵10名，把刀兵10名，藤牌兵4名，队旗兵1名；四队，马25匹，马上小枪兵8名，弓箭兵8名，长矛兵8名，队旗兵1名^[40]。

这是一营的编制，也是练军基本的单位；合四营步兵，一营马队，就可以组成一军。从它一营的武器配置来看，其武器依然显得有些落后，完全赶不上淮军的武器，这也是当时练军在武器方面存在的大问题。

刘长佑六军练军的建设，与北京恭亲王奕等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基础上，才有部定的专饷协济，才有大量的购置军械、火药、锅、帐、金、鼓等专款，作为开办的经费之用。1867年底，刘长佑去职，直隶练军的建设任务就交给新任总督曾国藩了。要说明的是，刘长佑的直隶练军，其最终目的是拱卫京师，且布置已有成规。因为饷需的问题，虽经总理衙门和户部会同奏请裁兵数，其目的是为了节省经费。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曾多次下谕令要户部催令各省督抚必须限期拨解京饷，可见直隶练军问题已经上升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当时清政府内部为此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英翰等人曾奏请要撤直隶练军，另选淮、皖、豫精锐一万八千人，仍分六军，以三千人为一军，立一统带，而以两军并作一路，择一大将率领，因为练军初设，不能得力，淮、皖、豫各地战勇，百战之余，现筹安插，正可借以布置。但是这受到神机营王大臣的反对，因为这些勇丁虽能战阵，但不宜近扎畿辅之处。当时，都兴阿、崇厚、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极言客军不宜久驻，练军不宜尽撤。很多人都坚持宜用兵而不宜留勇。在此背景下，练军问题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而英翰所请留勇扼扎一节却无人支持而流于失败^[41]。

2．曾国藩对直隶练军的改造

1868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清政府受到巨大的打击，于是改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曾国藩又为练军制订了新的计划（参用勇营成法改练军与绿营），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直隶练军的规模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制度也更加完善。

1868年清政府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曾国藩重新整顿直隶练军。谕令强调说，直隶营务久经废弛，前经总署、户部、兵部议定选练六军，诚以根本重地当为自强之谋，但是国家岁靡巨万帑金养此无用之兵，实堪痛恨。“此时贼匪既平，亟应将前定练军章程重新整顿，务必化弱为强。”^[42]

曾国藩于当年2月抵任后，当时中外臣工不赞同在直隶屯留客勇，他们认为全境平定后，如果留大支勇队驻于近畿，穷年累月剿无可剿，防无可防，所以主张练兵而不主养勇。曾国藩认为，养勇虽非长策，但东南募勇多年，其中有良法美意，可以作为直隶此间练军所参用，这些良法为：

一是文法宜简。勇丁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使，不计较官阶；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有一种在宦人役气象，出征时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而此前所定的练军规条，有一百五十余条之多，就是士大夫也不能聚通而全部记住，文法太烦，官气太重，这是要克服的地方，这方面是可以参用勇营的美意。(www.xing528.com)

二是事权宜专。一营之权，全都交给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都交给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要是想招军买马，储粮制械，罢免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可是直隶六军的统领，迭次更换，所部营哨文武各官，都是由总督派拨前往，下有翼长分其任，上有总督揽其全，统领并无进退人才综管饷项之权，一旦驱之赴敌，群下岂有肯用命的。加以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钤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

三是情意宜洽。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就像是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杆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勇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意，皆若受其私惠，平日即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而直隶所练之兵，虽其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新练的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而又别无优待亲兵奖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连，缓急岂可深恃。这些虽想参用勇营之意，但却又是很难都做得到的事情。

曾国藩指出，刘长佑所负责的直隶练军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各营练兵都存在冒名顶替之弊，防不能防。因为兵之常态，口分不足以自给，平时就兼以小买卖营生，手艺营生，以补事畜之资。这是各省相同的。直隶六军，以此处之兵，调到他处训练，其练饷二两四钱，在练营支领，其底饷一两五钱，仍在本营支领，兵丁不愿离乡，往往正身仍留本处，持于练营左近雇人顶替，应点应操，少分练军所加之饷，给予受雇冒名顶替之人，一遇有事调使远征，受雇者又不肯行，别又转雇乞丐穷民代往。兵止一人已变练兵十人，替者过半，如何能希望他们在战斗中得力？

基于这些问题，曾国藩认为，即使力加整顿，也难遽化弱为强。所以，他对直隶练军进行了变通和改革。

首先是杜绝顶替之弊。规定此后一兵挑入练军，即将本营额缺裁去，练军增一兵，底营就减少一兵，无论底饷、练饷，均归一处支放。如有因事斥革，即由练营募补，底营不得干预，这样所练者都是正身，可以克服一些积习。

其次，建立新的马队营。马队不应杂混于步队各哨之内，所以另立马队营，使临敌不至溷乱。一队不应增至25人，应以10人为一队，使士卒易从。拟定简明章程，练足万人。

第三，练军之饷改由部拨。直隶司库，入不敷出，欠发各款，除京协各饷及文职应领之款，其欠150余万。专就直隶省武营来看，欠发绿营及旗防俸薪养廉银32万余两，欠发兵饷270余万，欠发米折及公费13万余两。近来武营俸饷本仅支五折、七折、八折不等，既折之后，又欠发300余万，各将士纷纷诉苦，衣食无资，办公无费，即令六军选练极精，而各底营存余之兵已废弛不可救药了。通盘筹算，本省可指之银，断不能拨济练军之饷。若于现存四千人之外，增练六千或八千人，仍须由部另拨底饷二万两，按月解直。

第四，仿效浙江减兵增饷之法，对练军实行减兵增饷。不必裁减兵额，但将老弱者汰而不补，病故者去而不补，即以所折之饷项量发历年的欠款。数年之后，或将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数赏发，营务或可渐有起色^[43]。

第五，添学扎营的方法。每月拔营一次，行两三百里为率，令兵丁修垒浚濠，躬亲畚筑，以习劳勤，不坐差车，以惯行走。常例，每勇100人，照章有长夫36人，兵丁百人，也有夫役30名，并有报销40名。练军须添募长夫，100兵添募30名长夫。这样可以解决兵丁搬运的问题。练军拔营行走，应帕首短衣，以归简便。

第六，破格选用和优待练军统领。要重视统领之权，因为如果平日事权不一，临阵就指挥不灵。巡抚及大帅所部多营，平日没有一定的统领，临时酌拨数营，派一将领赴敌，终不得士卒之死力。湘军中得力统领有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松山等人，他们都假重权而树伟绩，值得学习。练军必须得良将才能有功，遇不肖之徒则流弊不可胜言。良将可遇不可强求，当悉心查看，遇上选则破格优待，尽其所长。遇中材则随处防维，无使越分，两全之道。兵将相习，可收一气贯通之效。

第七，调南人之战将练北人之新兵。就兵而言，以土著为主，以保状为凭，断无令外省客勇充补之理。就本营之镇将练本营之弁兵。同时要调南人之战将练北人之新兵。前此六军，用本营镇将为统领，其情易通，而苦于合营无振作之气，所以用南人战将为统领，其气稍盛，而苦于上下无联络之情。曾国藩因此进行改革，如果本营官不胜统率之任，即择人而换之。新任的南方将领要熟悉士卒的艰苦，关心士兵的生活。

第八，将六军改为四军，每军三千人到五千人。在练军的人数方面，曾国藩计划于前留4000人外，先添3000人。等稍复旧观，再于古北口镇暂添1000人，该提督傅振邦安详勤慎；于正定镇暂练1000人，该总兵谭胜达勇敢素著，这二处以本营官统领。于保定暂添1000人，令南将彭楚汉统领，与中军冷庆所辖1000人，合并一军。直隶未经遣散之勇，饬令回籍，妥为安插。上年经署督臣官文奏留的12营，要陆续撤裁，以裁勇之银添作练军之费。至于淮勇铭军，作为拱卫京畿之师，其大队扎于张秋，分数营驻扎保定，数营驻扎临清，不拟裁撤。直隶练军的规模以四军为断，二军驻北京以北，二军驻北京以南，每军先定为3000人，统将功效尤著者可以添至5000人，练饷、底饷一并支领。马队不在步队之中，一棚只以10人为率。其饷需暂用江南协款，等定议后再由户部拨款。练军营制，全仿湘军章程^[44]。

1869年10月，曾国藩特别强调上述的第五、第六、第七三点，要求使各营加入少数的长夫；同时建议调南省之将练北省之兵。这些都更加增强了直隶练军中的湘淮勇营的色彩^[45]。

1870年，曾国藩拟订了新的练军营制，完全推翻了同治八年以前的成规，按勇营制度来经营练军。这样，练军大有向勇营制度转向的趋势。

曾国藩的练军营制为：

前哨：共8队，设哨官1员，哨长1员，护兵10名，每队什长1员，正勇10名，伙夫1名，一队、三队、五队、七队为火器队，二队、四队、六队、八队为刀矛队，火器队先用抬枪或马枪，将来改用洋枪。

左哨：共8队，设哨官1员，哨长1员，护兵10名，每队什长1员，正勇10名，伙夫1名，一队、三队、五队、七队为火器队，二队、四队、六队、八队为刀矛队，火器队先用抬枪或马枪，将来改用洋枪。

亲兵：共8队，设哨长一员，共8队。二队、四队、六队、八队为刀矛队，每队什长1名，亲兵10名，伙夫1名；一队为洋劈山炮队（有炮4尊），三队为洋开花炮（有炮4尊），每队什长1名，亲兵12名，伙夫1名；五队、七队为火器队，每队什长1名，正勇10名，伙夫1名。

右哨：共8队，设哨官1员，哨长1员，护兵10名，每队什长1员，正勇10名，伙夫1名，一队、三队、五队、七队为火器队，二队、四队、六队、八队为刀矛队，火器队先用抬枪或马枪，将来改用洋枪。

后哨：共8队，设哨官1员，哨长1员，护兵10名，每队什长1员，正勇10名，伙夫1名，一队、三队、五队、七队为火器队，二队、四队、六队、八队为刀矛队，火器队先用抬枪或马枪，将来改用洋枪^[46]。

当然，曾国藩的改动已经很有新意了。原来刘长佑的制度中，分统成为定制，一军的总管，兵有定额，这是营以上的固定单位，这在制度上比较固定，也有效。曾国藩没有采用这种设定，而是恢复以营为单位的旧规，营以上仍为一个没有一定兵数的统领，在运用指挥及训练上均有不便之处，这也许是一种退步，而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曾国藩的计划是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1869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练营、练军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被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集训550人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或其他人中招募新兵^[47]。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将军或总兵）中挑选。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必须是外省的人。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像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统领建立亲善关系。这样的办法有点类似于勇营的办法，而其原则是不同的。

曾国藩同时起草了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上奏后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这个条例所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他只是希望为练军开辟新的财源，至于为何不对整个绿营兵制进行改革，曾国藩也无心为此进行努力^[48]，这必须得到清政府最高领导的同意才有可能行得通。

直隶练军的建设和改造是在不时地完善和改进，特别是后来随着海防方面的紧张，其炮队建设在逐渐加强。1868年，由于天津海防紧要，天津已募足了洋枪队5营，洋炮队1营，归天津镇总兵陈济清统带，共计官弁兵勇3200余名，饷银由海防支应局照章发给。营制每营劈山炮炮车2辆，洋开花炮炮车2辆。专以中营为炮队。于原练洋炮内挑选洋开花炮30尊，配用炮车30辆，拉车马90匹及差马10匹（每匹月给全银三两），每尊炮月给用费银三两六钱，比原来的练军章程稍有变通^[49]。

曾国藩在对直隶练军进行改革过程中，在某些方面有进步之处，但在某些方面却又回到原来的路子上去了。最典型的是“军”的建置，刘长佑的练军计划在五营之上建立“军”制，“军”成为一个固定的军事单位，这虽然是好的建制，但曾国藩却加以否定，他还在营之上建立了所谓的统领制度，这是湘军的制度，这种制度不见得是好的，它让直隶练军增加了私人性质的成分。

1869年，曾国藩咨询提督傅振邦于古北口提标内挑选1000人，正定镇总兵谭胜达于正定镇标兵内挑选1000人，前广东琼州镇总兵彭楚汉于督标兵内挑选1000人，共3000人，成立六营，其前署督官文裁剩的4000人，分地操防，试办练军。清政府下令，半年后察看，果皆妥善，再行酌定永远章程。这六军，自从成立后，认真操演，取得明显成效^[50]。

曾国藩把直隶练军定制以后，随后发生了天津教案，结案后即赴两江总督任职。直隶练军未完成的工作由随后到任的李鸿章办理。李鸿章一仍旧制，没有做更大的更改。只是他从海防建设的需要出发，加强直隶练军武器方面的购置和建设。这样，练军就成为独立于绿营的另一军队体系。

显然，曾国藩对直隶绿营的整顿和改造是有成效的，此前直隶的绿营官马缺额极多，存者大半疲瘦，营马疲弱不堪。曾国藩对绿营的改造，另建练军，欲求兵强马壮。经过几年努力，其直隶原来那种兵马瘦弱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改观。至于武器方面的进步，更是明显，“军火器械，马步各营，均以半用洋枪，半用长矛”，同时檄饬上海机器局先制造洋枪二千杆并代买马枪千杆暨洋药、铜帽之属，以资应用^[51]。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于练兵事宜更加苦心经营。直隶练兵如保定、正定、大名、通永各营成军以来，经李鸿章先后酌给洋枪，操演阵技，冀成劲旅。然洋号、口令、手法、步法诸多奥秘，必须要有好的教习才行。从前专用洋人，需费较巨，今淮军各营练习洋枪已久，颇能互相传授。直省练军每营步队拟添洋枪正教习1人，帮教习4名，以分教4哨，均用华人。其正教习月给亲兵口粮1分外，加薪水银4两，帮教习每名月给护兵口粮1分外，加薪水银2两。同治七年，因津郡海防紧要，募足洋枪队5营，洋炮队1营，归天津镇总兵陈济清统带，共计官弁兵勇3200余名，应需薪水、口分、马乾、公费、衣帽等银，由海防支应局照章核发。营制内开，每营劈山炮炮车2辆，洋开花炮炮车2辆。制度专以中营为炮队，于原练洋炮内挑选洋开花炮30尊，配用炮车30辆，拉车马90匹，又酌留差马14匹以资哨探，计马100匹^[52]。

李鸿章还在上奏中指出了当时各省练兵的问题，他说，选将练兵为当时要务，绿营弁兵惰窳已久，就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此各省近来练兵通病，不独直隶为然，总理衙门奏令择任将领自系至当不易之论，往往百战名将，练勇则易为力，练兵则无成效者，饷额有多寡，人地有生熟，又绿营文法太密，牵制苦多，不能尽废其法与人，“而别开生面也”^[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