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及教程

（一）秦、汉、晋、隋、唐时期的军事思想

从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秦、汉、晋、隋、唐五个大的封建王朝。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从总体上看，先秦的军事思想对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个时期的战争类型主要有四种：一是农民战争，二是封建王朝更替的战争，三是封建割据与封建统一的战争，四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其中汉唐两代，历史上称为盛世。这个时期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如张良、韩信、曹操、诸葛亮、李世民、李靖等。

秦朝建立后，中国出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但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兵书被列为禁书，由皇家收藏控制。学术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世人不敢言兵。

汉代统治者重视兵书的收藏整理，尤其重视兵学理论。汉初军事家张良、韩信奉命“序次”兵法，对兵书作序录评鉴，按一定顺序编排。当时，“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命步兵校尉任宏“论次兵书”（《汉书·艺文志》：“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把搜集的大量兵书分成了四种，即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大体相当于战略学、战役战术学、军事气象学、兵器学）。这是最早的兵书分类，也是最早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一种构建。曹操注《孙子兵法》，用注释兵书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兵学观点，开先秦兵书之新风，被历代兵家和军事论著者纷纷效仿。《史记》《汉书》等各代史籍中，都有大量关于兵制史、战争史和军事人物的内容。《汉书·艺文志》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勇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也。”在汉代所归纳的四类体系中，列《六韬》为道家类，将《司马法》入礼类，又把《尉缭子》分成两部分分别著录于兵书类和杂家类。这实际上是对战国以来儒、法、道、兵合流趋势的一次梳理，也反映了汉代部分士大夫的兵学观点。此外，在许多保境安邦的建策、文稿中，也有关于边防强弱、兵制利弊、用兵得失、谋略优劣的记述，这也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南北朝以后，受两汉经学的影响，逐渐产生了“兵经”观念。唐朝时，人们又在“兵经”的基础上开始提出“武经”的概念。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虞世南、魏征、李筌和杜佑等人在兵书方面的工作。虞世南任隋秘书郎时编成的《北堂书钞》，对兵家、儒家、道家和法家著作的论兵言论采取了并重的态度，并对“武经”类著作进行了具体划分，这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一种新构建。这个理论体系构架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以儒、道为体，以兵、法为用。其论兵首录《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次述《左传》论《淮南子》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五帝不偃”“忘战必危”和儒家的“兵以义动”“吊民伐罪”等语；然后述及兵家的“兵以诈立，以利动”的主张；最后归结为各家均能认同的“用兵无已，极武而亡”，其意思是，无休无止地用兵作战，过度使用武力，就会自取灭亡。《北堂书钞》以“体用”思维构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做法，对后来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魏征的《群书治要》、杜佑的《通典·兵》、李筌的《太白阴经》，都阐明了儒、道、兵三者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中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从春秋战国到隋唐时期，是中国的铁器时期。铁兵器逐步取代青铜兵器，加剧了参战将士的伤亡，迫使战争指导者必须思考和采取应对措施。军事思想随之发生变化。

（二）宋、元、明、清（前期）的军事思想(www.xing528.com)

从960年至1840年，中国经历了宋、元、明、清（前期）四个王朝。这是封建社会的后期，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和作战指挥等方面所发生的相应变化，大规模的战争频繁发生，迫使统治阶级改变禁锢兵书的状态。从北宋中叶以后，人们开始重视武学，撰写、汇编和著录的军事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军事思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宋、元、明时代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兵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这个时期的著名兵书有《武经总要》《虎钤经》《何博士备论》《守城录》《历代兵制》《百战奇略》《续武经总要》《武备志》《阵纪》《纪效新书》《练兵纪实》《海国图志》《续史方舆纪要》《三十六计》等。

北宋前期，儒学的兴盛，对兵学统领地位的最终确立有较大影响。同时，道家及阴阳术数对兵学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宋太宗时编成的《太平御览》，确立了以“七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太平御览》力主将“仁义之师”置于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之首，对兵家的权谋诡诈之法虽予录存，但从道德价值的层面上进行了批评。宋仁宗时编成的《武经总要》共40卷，分前、后两集，“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提要》）。其理论特点首先在于“祖尚仁义，次以钤略”（《仁宗皇帝御制序》）的基本态度。它将古代军事思想主要归结为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兵家的权谋智慧两大方面，而且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主导。这与《武经七书》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宋神宗时期，诏命编校《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并将其定为《武经七书》。《武经七书》被定为武学教材，是中国第一部军事理论丛书选集。它对中国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武经七书》可分为将略论和兵本论两部分。将略论主要由《孙子》《李卫公问对》《吴子》《尉缭子》和《六韬》中的有关内容构成，其中尤以《孙子》为主体。兵本论主要由《司马法》《三略》《吴子》《尉缭子》和《六韬》的部分内容构成。这几本兵书论及军事问题又多涉及儒、法、道三家学说，而其中尤以儒家理论为基调。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下，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形成。这一理论体系具体由三种不同结构的理论组成。一是以儒家理论为主，辅之以法、道家思想的战争本体论。该思想注重以仁为本、崇尚道义；以德立国、富国强兵；隆礼重法、礼法并举；慎战恶杀、先礼后兵。二是以孙子所代表的兵家思想为主导的战争认识论和战争指导论。在战争认识论上，注重知彼知己、先知尽知；必取于人，知敌之情；知兵达于道。在战争指导上，注重奇正相生、虚实相成；因情任势，因敌制胜；先计后战，以智使力；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三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思想的融合为主导的军事辩证法。儒家辩证法注重矛盾双方的平衡与协调，不走极端；道家辩证法注重从抽象层次上谈矛盾双方的依存与转化；兵家辩证法注重解决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对立关系，是一种行动的辩证法。这三种类型的辩证法在古代军事思想理论体系中实现了融合，成为古代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

许洞的《虎钤经》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主张机动用兵、利在变通的观点，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提出了非议。陈规、汤璹合著的《守城录》认为，守城在被动中有主动，攻城在主动中有被动，一切防御措施要有利于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主张“守中有攻”，对城市防御的战法有所创新。刘基写的《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收集从先秦至五代的军事资料，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依据，总结战争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在军事上对后代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和军事理论家戚继光撰写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及《练兵纪实杂集》等许多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在治军、练兵、作战、治理边防等许多方面都有所创见。他既重视武器装备又重视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要求士兵服从长官，下级服从上级，同时要求军官爱惜士兵，上级爱护下级，军官要处处“身先士卒”“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他认为“训练有备，兵之事也”。军队训练不仅要文武并举，还要纪艺并重，并要官兵同练，主将为先。他认为“大战之前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他因情措法，根据沿海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倭寇火器装备的特点，对阵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他的军事思想与其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有很大的进步。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为振兴明朝的武备，从军事理论、建军作战、兵器制造和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等多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依据。约在明末清初成书的《三十六计》，是一本专门研究军事谋略的书。该书所包括的从战争实情出发的唯物论，以弱抵强、转败为胜的辩证法，灵活用兵、诙诡奇谲的谋略原则等，是指挥作战必须研究的重要方略。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还伴随着农民起义的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军们不但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而且在战略战术方面也常常让封建统治阶级闻风丧胆，而且他们的军事思想也占有一席之地。农民战争通常是在人数少、装备差、训练不够、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总结农民战争的经验，对于正确认识战争规律，正确指导战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宋代到清朝前期，是中国的黑火药时期。黑火药出现在中国晚唐时期，运用于兵器制造则是从北宋开始，一直到清朝前期。火药兵器由燃烧性火器发展到爆破性火器，再发展到管形火器。火药兵器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军事思想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