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宋刑统》、《宋大诏令集》、《长编》、《庆元条法事类》和《宋会要》所载和请求相关法令，依年代时序分成任官、举官、狱讼、赋税四大类型制作表五。由于《庆元条法事类》的法令大多无从判断源于何时，所以宁宗朝有17条之多，不过，北宋有29条；南宋有31条，各占一半左右。初步统计共60 件，任官类型有10 件约占17%；[38] 举官类型有21 件占35%；[39] 狱讼类型有14 件约占23%；[40] 赋税类型有15 件占25%。[41]从任官和举官相关请求法令数量超过一半，略可知宋朝廷将“驰骛请求”视作官员的大忌。
兹就任官、举官、狱讼和赋税类型的法令细节，归纳各项特点说明如下。
1.任官：奉命诸道，不得妄有请托
请求罪本来就是规范官员以特殊人际关系而互有请托，中央订定“赃、私、公罪”的刑律（表五，编号4、5、6），地方官以官箴约束、关防各类官员的公、私会见，[42]《宋大诏令集》卷190“政事四十三”“诫饬百僚奉命诸道不得妄有请托诏建隆三年十一月癸亥”（表五，编号2）：
奉使出疆，宣扬王命，如容私谒，是紊公朝，宜令中书门下宣示文武百僚，今后奉命诸道，不得妄有请托，如违，重置其罪。
本条令文的重点在于申明从中央派出“诸道”的官员，如同“奉使出疆”是代表中央来宣扬执行公朝政令，其他官员任意以私人关系请谒拜托，则会扰乱朝廷应有的秩序。由于请求往往发生于官员的私人交游网络中，因此有必要杜绝非关公事的私谒。况且就中央而言，最怕请托之事发生于地方，尤其是鞭长莫及的边区，如果地方请托事泛滥，亦反映中央法律系统的贯彻上出了问题。
宋代在禁谒、谒禁皆有专条，[43]禁止请谒的法令主旨“非唯以杜绝请求，亦恐妨碍职事”（表五，编号24、31）。然而，官员在公事上要做到“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实在有三方面困难：一是因收受请求贿财；二是官员性格上的喜怒；三是个人与亲戚豪强之间的利害关系。[44] 迄南宋，连平民私谒官员都属平常有事，甚至朱熹亦大谈如何避免私谒请托：
马子严见言，近人有作假书请托公事者，先生曰：“收假书而不见下书之人，非善处事者。旧见吴提刑公路当官，凡下书者须令当听投下，却将书于背处观之。观毕，方发付其人，令等回书。前辈处事详密如此。又某当官时，有人将书来者，亦有法以待之，须是留其人吃汤，当面拆书，若无他，方令其去。[45]
朱熹强调凡是有人前来投书拜谒，就在官衙中招待并当面拆投书，立即处理，才不会被误解，或受请托之累。宋代不仅警戒官员的私交，眷属随从的交游也有法律的管束：
诸帅臣、监司令子弟及随行亲属门客于所部干托骚扰，收受馈送，及非所处饮宴者，杖捌拾（注云：本罪重者自从重）。知情容纵，与同罪。不知情，减三等。[46]
朝廷防范地方官亲随假借官员名义，受理干托、骚扰百姓或平白收受赠与，乃至于涉足不合宜场所时，至少杖八十。官员知情而纵容则与同罪，亦杖八十以上；不知情，也得减罪人刑三等，即笞五十，等同于所有请求罪的最低刑度。
2.举官：苟容诈欺，干托请求
官场中的风气之良窳，是由全体官僚分子所造就的。隋唐以下，科举考试成为选士的方法，唐朝士子可投递公卷于考官，“公荐请谒”是体制程序的正理请求。因此，士子们往往以请谒或干请来寻求有力支持者，[47] 为增进主试官对考生的了解，当时社会认可这类具请托意味行为。只不过若干士子一朝待选后，更是争相奔走请谒，导致“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48] 迄宋代，由于考官“仕久知识既多，土人就射本路，不无亲故请托”。[49] 或有专门考试如“刑法考官不过曾中法科丞、评数人，由是请托之风盛”。[50] 宋朝为了遏止倩人撰述文字、诈取科名的歪风，于是祭出重罚，“监官、试官如受请求财物，并准枉法赃论”（表五，编号7）。即如“监临势要”受财枉法，是请求罪最重的刑罚。
最常见的选举请托之事，乃发生于朝廷对官员进行考课时，元祐二年（1087）侍御史韩川奏言：
近太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而荐所不及，虽课入优等，皆未预选，此倚荐以为信也。然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师，唯驰骛请求、因缘宛转者，常多得之。迹远地寒，虽历郡久、治状著、课入上考，偶以无荐，则反在通判下，不许入三路及四县州。[51]
出任地方守臣是需要太中大夫以上的推荐，具有推荐权的中大夫以上都是京师高官，所以为了谋得较好的出路，待选官员便在京师汲汲钻营，致使中央官吏“爱憎由己，公道废于私恩；或受权臣之托，引所亲厚，擅窃人主威福”。[52]
北宋中晚期以后，朝中权要以贿赂交游，官员间有请求行情，甚至议价订定规费，已是公开的事实，“凡所请求皆有定价，故不三五年，选人有至正郎或员外，带职小使臣至正、副使或入遥郡横行者”。[53] 南宋官员升迁考课仍有但凭通贿巴结的现象：(www.xing528.com)
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日押空名刺札送侂胄家，须用乃填，三省不与也。[54]
这不仅扰乱官僚体系之运作，而且仕进干请的苞苴价码竟名为“献物”，领导官僚的三省知情却无可奈何。纵使决心要纠改这样的政风，但毕竟请求太盛行，已是积重难返。[55]
3.狱讼：保庇豪右，嘱求公事
宋代以来，豪强与官僚的关系，一向是令朝廷难以释怀，故而法令明文规范官员与豪右的往来，如《宋大诏令集》卷199“禁约下”“禁约不得嘱求公事保庇豪右仍贷今日以前诏”（表五，编号11）：
起今后，文武官诸色人，如复敢于诸处嘱求公事，保庇豪右者，并委所在官司，具事以闻，文武官并行贬削，诸色人决配，情理重者，自从重法，官司不即觉察，与犯者同罪。
本令文惩处对象是替“富豪”们嘱求公事的官吏。朝廷明白宣示，官员不可结交豪右，倘有保庇的具体事实，官司必须严格查办，违法官员贬降官职，甚至削职，公人决配。请嘱情节重大的违法者，依“请求公事”重罪处之。官司如果未能及时觉察并主动侦办，则视与犯罪官员同罪。即使真宗朝已明文禁止，但权贵与富豪往来之事仍时有所闻。因此，北宋仁宗朝，刘综（955—1015）就曾建言：“贵要有交结富民，为之请求，或假托亲属，奏授爵秩，缘此谒见官司，颇紊公政，请加抑止。”[56] 南宋宁宗朝重申根究“远方豪民一罹大辟，倾其家赀，请求附会，作疑狱奏，多得减死”，甚至“又复计嘱防送，中途纵逸”的情况，并要求监司按核以闻，重置典宪（表五，编号46）。地方官深知富民比一般人具有请求曲法的本事，甚至在司法审判的过程当中，有变造公事证据的本领，致使官衙执法不彰，“盖富者有赂，则可以非为是，贫者无赂，则可以是为非。专凭证会，则凡贫弱者皆无理矣”。[57]
4.赋税：猾吏求赂，请求脱免
庶民缴交二税，凭借簿书，主其事的“乡典受赇，随时更改”[58]。有嘱托者，即使税额多，胥吏也能改变户等以减少赋税负担。[59] 缴税必须通过胥吏的运作，另外，平民为避免差役之扰，就贿赂嘱求主吏，所以吏人“如差得甲得赂，辄改差乙，差得乙得赂，辄改差丙”。[60] 地方级衙门仰赖胥吏承担大量业务，庶民为免于官司审判，逃避差役，减轻赋税，在正常公事运作之外，寻求途径达到目的，故而宋代庶民也常常进行请托。[61] 法令既防范“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表五，编号8）神宗时，又增给税务吏人禄俸，如宰执奏言：
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赋禄。今不赋禄令受赇，既不免衣食公私之物，而因其受赇，生事坏法，费财者甚众。若赋禄，则亦不过敛取公私之物还以衣食之而已。[62]
主政者认为胥吏索赂是肇因于没有足够生活费。迄南宋“民间受弊，莫甚于受纳、追催、差役三事”，由于猾吏求赂，庶民“请求脱免，所费不赀”，此役法之弊也。（表五，编号34）无论如何，“县吏行常禄，虽枉法而罪不重，故狱多冤滥”，[63] 即使给予地方吏人重禄，仍无法阻止民间行贿请求公事的盛况。
表五 宋代请求法令的“公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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