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讨论区域合作、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的问题。我们讲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其实这些提法，这些概念本身讲的内容都是一回事，但是由于在不同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它流传的脉络不太一样，因此在不同的学科里面，它研究的角度不太一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尽管题目写的是全球供应链。
在这里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我和王稳老师都是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他现在离开保险学院的院长职位，到信保工作，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生导师。我们学校在全球价值链、风险控制方面也有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我们成立了全球价值链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每两年做一个全球价值链的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梳理了全球价值链形态的变化，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或者说全球化的发展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已经进入了盘整期，这个盘整期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因为盘整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上升，我们是希望它后面还会往上走的，但是确实在2008年之后相关的指标就已经停滞不前了。这个图下面的三条线是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中间产品贸易，反映国际交易的指标，最上面的线是反映国内交易的指标。下面这三条线，反映全球价值链的指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是趋势性往上升的，到了金融危机往下走，然后反弹，但是反弹完了以后，至今实际上没有超过之前的高点。
现今出现很多新的危机、新的风险，其实在2008年以后就已经开始在累积了。全球价值链有很多指标反映全球化的进程，在2008年之后就处于一个相对停滞和盘整的状态，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形态出现了区域化的特征。那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生产，它实际上不是围绕全球的价值链体系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形成区域价值链，这是瑞士的经济学家鲍德温提出的概念。在21世纪初的时候提出区域价值链主要是三区域、四中心，即美洲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美洲以美国为中心，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亚洲在21世纪初的时候是中国和日本双中心。但是发展到今天，各种指标我们再来看的话，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三区域、三中心。在亚洲这个区域典型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体系。
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15个成员，有日本、韩国、东盟，等等，中国在这个协定中GDP占比超过一半以上，所以整个的亚洲工厂的价值链体系中，中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
其实对中国经济来说，很多的指标在2006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里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的变化。比如有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或者叫出口依存度，即出口÷GDP这个指标，如果按照全球来算的话，全球的出口和全球GDP比值，跟全球价值链指标的变化是一样的：2008年以前是趋势性上升，2008年趋势性下降，然后反弹，但没有超过之前的高点。现在全球出口的依存度指标是从2008年的大概在25%下降到目前的不到22%，是比以前要低的，这也反映出全球化停滞的状态。而中国的出口跟GDP的比值下降的幅度更加明显，中国出口÷GDP的比值高点是发生在2006年，2006年以后是趋势性地下降，现在这个指标已经从当时最高点的35%左右，下跌到了17%。这里面反映出什么问题？当一个国家的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出口跟GDP的比值是会趋势性下降的。其实美国应该是世界上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国家，它的指标比中国还要低很多，不到10%，也就百分之八九的样子。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进一步扩大，这个指标还要下降，这个指标的下降其实反映的根本一点就是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双循环”中要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它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根本的方向性特征，我们人口多的特点以前主要体现为劳动力便宜，这个优势已经越来越不存在，今后是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国内市场规模大，国内市场规模大会成为中国今后在国际竞争中非常重要的优势来源。这一点是趋势性的，它不是权宜之计，是符合中国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2008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多边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只有一个贸易便利化的成果，世贸组织成立20多年，基本上没有取得重要的谈判成果。在2008年谈判停滞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他推出了区域战略，就是搞区域性的机构。从奥巴马时期，即2008年开始，美国就提出制造业回归问题。制造业的回归并不是在特朗普政府开始的，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但是这种制造业回归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退而求其次，美国又提出离岸回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叫近岸外包，近岸外包不一定要将投资拉回到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美墨加协议里面很多条款实际上反映出来它可以将投资拉回到美国周边，比如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也想分一杯羹，近岸外包因应了当前区域全球化的特征，更加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后的这段时间，当觉得近岸外包不能完全达到价值链竞争目的时又提出来，或者叫作中国边缘化，其实就是去中国化。这样的努力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在疫情之前的一年，即2019年，从量化指标来看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疫情来了以后迅速恢复，就目前来看，从2008年以来整个时段，实际上是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但是对中国供应链体系的完善来说，确实造成了一定压力。
美国这三重战略是由内而外的战略，从尽量将投资拉回美国本土，到一直往外延展的战略，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际上也是相应地由内而外的三重战略。首先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稳住我们的价值链的根本点。在这个基础上，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推出自贸区战略，在这几年加速推进自贸区战略，中国自贸区战略基本的表述是以周边为基础，以“一带一路”为依托，面向全球建立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在这个里面强调以周边为基础，显然RCEP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我们相信RCEP明年能够生效，尽管其他的协定，像《中欧投资协定》可能会有一些波折，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实际上还提出了积极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去年开始，RCEP签署之后，中国提出积极考虑加入CPTPP，目前即将进入稳步推进阶段，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加入进去，中国“入世”谈判了15年，中国要加入CPTPP的过程也会极其艰难，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够加入进去，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确实在积极推进。
另一方面，从面向全球角度来说，我们依然坚定地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尽管WTO目前处于危机状态，我们还是坚定地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面临很多的压力和风险，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供应链问题上面，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提出了弹性供应链政策，就是要使自己的供应链更加安全、更加有弹性，不被人家“卡脖子”。所以美国刚刚发布了《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对四个重要产品的供应链进行了评估，同时刚刚实施了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供应链审查制度，并催生了很多相关的政策。其他地区，像日本、欧洲也在跟进，欧洲5月初又提出了对供应链安全进行审查的新的规则。(www.xing528.com)
在全球都出现供应链稳健性的评估和推出相关政策的时候，确实在某些环节上存在脱钩的风险。我们设想可能全球总的生产体系不一定会出现脱钩，但是在一些关键技术、基础技术或者是一些敏感领域，存在形成两个不同的标准体系、两个不同的生态体系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讲，我们提“补短板、锻长板”，其根本的要求也是为了保证我们供应链的安全。但是补短板、锻长板要辩证理解，最详细的解读大家可以看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和今年就“双循环”战略新发展阶段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其中今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提出要对“双循环”战略排除几个误解。不能只看前半句不看后半句，或者只看后半句不看前半句，包括我们的补短板、锻长板，并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短板、所有没有优势的领域硬撑成长板，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使一些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降低整个经济效率，这样反而是最大的不安全。不管是“双循环”战略还是“补短板、锻长板”的战略，我们都要辩证地、灵活地来看待它。
既要依托我们的国内大市场，同时也要紧紧地抓住国际大市场。提到“一带一路”，我们讲有风险，我们不走出去没有风险，但是实际上不走出去才会有最大的风险，就是最后我们会困死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经济体量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仅仅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能全球布局，整体的竞争力不能进一步提升的话，这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所以在风险控制方面，我们宁愿冒一些小的风险，也要避免在整个国际竞争态势中的大风险。
从具体的日常风险管理来说，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风险，这里我借用了《巴塞尔协议》里面的风险划分，《巴塞尔协议》里，每个风险下面分好几个不同的风险，每个不同的风险有不同的模型和不同的评级办法来进行量化的分析。
我们除了对基础的技术性风险要进行有效的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当前全球格局中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包括三个层面：可能会出现政治、军事和社会的风险；可能会出现经济和金融系统的风险；可能会出现生态与卫生的风险。这三大风险目前在全球化发展到顶峰时期。在20世纪末的时候，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家苏珊（音）有一篇文章叫West failure体系（《西方失败体系》），他提出了当前的三大风险、三大危机，这三大危机一个是社会不平等的危机所产生的整个社会格局变化的大风险；一个是金融风险，在现在的西方体系下面，难以控制；第三个是生态风险。这三个风险，他认为在目前的西方体系下是很难控制住的，要有新的解决思路。我们仔细想想这三大风险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三大攻坚战所要解决的问题，三大攻坚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问题、这些风险不仅是西方面临的，我们在发展中也面临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法，这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现有的全面提高我们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情况下，来控制三大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才能真正地、很好地控制住这些风险。
在可能面临各种深度的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几个建议：
1.深度的国际化。在有些地方，国际化甚至要本土化到让人家看不出的程度，在疫情期间，新加坡这些地区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新的出海口，RCEP生效之后，实际上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应该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使其成为我们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阶梯。
2.加强对地缘政治以及区域与多边经贸规则的理解。尤其是大企业要有战略研究。
3.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合规文化与合规战略。我们会面临国际上各种各样的法律和规则的冲突，需要在自己的业务流程中间一点一点地完善自我，尽可能控制这些风险，不一定规避，但是可以控制、管理。
4.充分运用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包括衍生工具、保险工具，把这些工具融入我们的管理体系中间。谢谢大家。
演讲人：崔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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