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时代，学术之争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1808—1884）的时代，学术之争突出表现为学科之争。当时，现代人文学科的分化意识日益增强，由此导致学科之争频繁上演。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这里所谓“学科”，既可以指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1]等“一级学科”（康德时代德国大学的四大系科），又可以指“哲学”下属的天文学、物理学、教育学、哲学、文学、语文学（Philologie）[2]和历史学等“二级学科”，还可以指这些“二级学科”下属的“三级学科”乃至“四级学科”，如与本章的论述密切相关的历史哲学、语文学理论、史学理论以及史学方法论。第二，所谓“学科之争”，如果单就人文学科而言，在康德时代主要表现为“哲学”与神学、法学和医学之间的系科之争；在19世纪上半叶主要表现为哲学与语文学和历史学等新兴的人文学科之争；在19世纪下半叶则主要表现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以及语文学和历史学等“二级学科”内部的纷争。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人文学科之争不仅表现为各人文学科之间逐渐产生分化意识，而且还表现为一系列公开的论辩。在德罗伊森时代，人文学者越来越明确自己的专业认同，他们通常会在其课程或著作的导论中阐明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批评其他学科的局限，并强调本学科独特的方法论。因此，德罗伊森时代的学科之争其实是各人文学科为捍卫自身的合理性和独立性而展开的学术竞争。
吊诡的是，在那个学科之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各人文学科为了“独树一帜”，往往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也即从关系较远的学科借用理论资源来批评邻近的学科。比如，为了区别于“语言语文学”（Sprechphilologie），“内容语文学”（Sachphilologie）[3]采纳了历史学的范式；为了区别于哥廷根学派的“旧史学”，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新史学”借鉴了语文学用以批判和阐释文本的方法；为了建构其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4]，德罗伊森从黑格尔和语文学家那里汲取了灵感。出人意料的是，学科之争虽然使得各人文学科极力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但此举并未造成它们故步自封，对参与竞争的学科来说，只要有助于维护和巩固本学科在现代学科建制中的地位，跨越学科边界并且向其他学科借用理论资源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本章将以德罗伊森的多学科背景为线索，梳理19世纪德国现代史学兴起过程中牵涉的学科之争，并希望沿看史学史的路径，研究德国现代史学及其方法论是如何诞生的。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职业化，之所以选取德罗伊森作为个案，是因为其复杂的学科背景更能体现本章的主旨。相较于兰克、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和布克哈特等重要史家，德罗伊森与神学、哲学和语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系更为密切，他既有成熟的语文学和历史学著作，又有为德国现代史学奠基的系统理论。(www.xing528.com)
就这一主题而言，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但如下论著还是值得一提：克里斯蒂娜·哈克尔（Christiane Hackel）以德罗伊森的三重身份（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为中心编撰了《德罗伊森传》；西奥多·齐奥科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概述了19世纪德国大学各系科的历史化进程；伦纳德·克律格（Leonard Krieger）的《时间的理性：新旧历史哲学》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为追求自律而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的现象；沃尔夫冈·韦伯（Wolfgang Weber）对兰克和德罗伊森等德国现代史学大师的代际传承做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罗尔夫·托尔斯滕达尔（Rolf Torstendahl）的《历史学职业化的兴起和传播》专门讨论了德国现代史学的职业化进程；皮特·兰伯特（Peter Lambert）等学者考察了历史学的职业化进程以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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