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语文学向历史学的过渡

德罗伊森在柏林大学注册的是语文学专业，他早年曾翻译过埃斯库罗斯和阿里斯托芬等古典作家的悲喜剧。1833年，他又在柏林大学作了古典语文学授课资格演讲，正式取得大学教职。^[6]随后，他以语文学家的身份撰写了两卷本的《希腊化时代史》（1836、1843）。1840年，他接受了基尔大学的历史学教职。从1857/1858年至1882/1883年，他长期讲授“历史知识理论”课程。1859年，他重返柏林大学，任教于历史系而非语文学系，在此期间，他全力以赴撰写了大部头的《普鲁士政治史》。

丰富的学术经历使德罗伊森受惠于多门学科。根据哈克尔的概括，德罗伊森在理论上主要受惠于四大学科传统：（1）德意志的“新教神学传统”；（2）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Wolf，1759—1824）及其弟子奥古斯特·伯克所代表的“语文学传统”（如果将威廉·洪堡和施莱尔马赫包括在内，则可称作“诠释学传统”）；（3）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4）哥廷根学派的“史学传统”，尤其是该学派考察与史学相关的基础学科和辅助学科的传统。^[7]正是由于这些传统的滋养，德罗伊森才可能发展出独特的历史知识理论。

德罗伊森所具有的复杂的学科背景，与其说是他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德国现代史学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制尚未完全成型的表现。正如上文所述，德罗伊森在1840年代逐渐由一位语文学家转变为历史学家，但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在历史学业已高度职业化的19世纪晚期，他为什么还敢于自称为语文学家？^[8]

要真正理解德罗伊森晚年的这种无心之言，尚需进一步追溯其早年的求学经历。1826年，年轻的德罗伊森在柏林大学哲学学院正式注册为语文学学生，负责指导他的是当时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伯克。^[9]实际上，早在就读文科中学期间，德罗伊森就对语文学这门学科有所了解，因为他的一位老师曾是沃尔夫的学生。^[10]

柏林大学是德罗伊森学术生涯的起点和终点。从1826年夏季学期至1828/1829年冬季学期（共计六个学期），德罗伊森在柏林大学选修了如下课程：^[11]

④即Encyclopäd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续表

这张课程表直观地呈现了德罗伊森在柏林大学求学时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在三年时间里，他选修的大部分是语文学和哲学课程，神学、历史和地理课程只占很少一部分。^[12]参照柏林大学1844/1845年冬季学期的课程表^[13]，可以断定，德罗伊森算得上标准的语文学学生，只不过他同时是一位钟情于黑格尔哲学的语文学学生。

作为语文学家，在写作《希腊化时代史》时，德罗伊森继承了沃尔夫一系的语文学观念，将语文学界定为“古代科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此，他早期曾自称为“古代研究者”（Altertumswissenschaftler）。1833年，德罗伊森留在柏林大学语文学系任教，主要讲授语文学，同时也讲授古代史（Alte Geschichte）和古代地理。德罗伊森开设的古代史课程只是语文学系的辅助性课程，无意之间，它却受到一部分历史学学生的青睐。1840年，德罗伊森前往基尔大学任教，与德罗伊森有过一段师生之谊的布克哈特在书信中向朋友抱怨说：“维尔肯不再授课了；我偶尔碰见他，他看起来就像个活死人。他们让德罗伊森去了基尔，真是遗憾啊。就这样，这所喜欢自诩为欧洲一流的大学，就没人讲授古代史了。”^[14]转到基尔大学任教之后，德罗伊森主要讲授历史类课程，包括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宗教改革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及当代史（1815年以来的历史）；他到基尔大学的头两年还曾讲授过语文学课程，如古希腊戏剧、古希腊散文和阿里斯托芬作品导读（《鸟》和《蛙》）；在后来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他再未开设过真正意义上的语文学课程。^[15]从柏林时期到基尔时期，短短数年间，德罗伊森从一位语文学家（Philologe）和“古代研究者”，变成一位研究领域扩展到中世纪、近代和当代的历史学家（Historiker）。

无独有偶，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启蒙史家以及早期的“新史学家”（即“语文学式的历史学家”）^[16]大多是由邻近学科“转会”而来的。在18世纪，哥廷根的神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和语文学家纷纷转向历史研究，开设与本专业相关的历史类课程^[17]，如神学史、法律史、哲学史和古代史，这些讲授历史类课程的学者从属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被称作历史学家，但却与后来那些具有高度专业认同的职业史家有天壤之别。由于当时的历史学教授多为兼任，再加上教师的主业是教学（往往主讲通史，而且研究与教学不能兼顾），其结果是，以哥廷根史家为代表的启蒙史家在资料搜集、批判和阐释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使其历史著作不可能成为经典，以供有志于历史研究者效仿。^[18]

在19世纪初，“新史学家”兰克凭借其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824）进入柏林大学任教，在此之前，柏林大学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教授只有维尔肯（Friedrich Wilken，1777—1840）和豪默尔（Friedrich von Raumer，1781—1873）两位；与兰克相比，这两位教授的历史著作要么笨拙乏味，要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从学术背景来看，他们都曾求学于哥廷根大学，算是哥廷根学派的传人。

伊格尔斯曾强调哥廷根学派的启蒙史学对兰克范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实，语文学对兰克范式的影响更不容小觑，兰克的晚年自述就足以印证这一点。^[19]兰克最后在这份自述（1885）中坦言，在莱比锡学习语文学时，他并不喜欢其导师赫尔曼的某些课程，即便是这样，他对赫尔曼的品达研究以及古典语言观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显然，真正让兰克对历史研究充满期待的学者，不可能是赫尔曼，而是与赫尔曼在治学取向上对立的尼布尔。受尼布尔影响，兰克在语文学的框架内，选取修昔底德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而在法兰克福（奥德河畔）的文科中学教学期间，他通读了古希腊罗马“历史书写者”（Geschichtsschreiber）的作品，正是在此过程中，他逐渐由语文学转向了历史学。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说，兰克成长为一位历史学家（Historiker），主要是靠自我摸索，而非专业的历史学训练。^[20]

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历史学家培养机制，这本身就说明了19世纪初的德国史学还不够成熟。^[21]在柏林大学建校之初，历史学并未独立成科，虽然有尼布尔这样的古代史家坐镇，但总体实力依然薄弱。当德罗伊森于1826年进入柏林大学时，柏林大学尚未单独招收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与德罗伊森结为终身好友而且后来同为普鲁士学派重要成员的马克斯·洞克尔（Max Duncker，1811—1886）是柏林大学第一批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当他修完学位时，已是1834年。尽管如此，在1830年代之前的德意志地区，历史类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仍然占据看十分突出的位置，因为这类课程可用于培养有德性的市民。^[22]而那些对历史研究感兴趣并有志于此的学生，日后可以由其他专业转入历史学。(www.xing528.com)

与历史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语文学早已独立成科，柏林大学建校初期的语文学阵容也异常强大。在古典语文学领域，沃尔夫、伯克和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都是最优秀的学者。相比于那些承袭哥廷根传统的历史学家，这些语文学家更早地意识到了“新苏醒的历史感”^[23]。因此，与其说德国现代史学是哥廷根启蒙史学的延续，还不如说是语文学历史学化的结果。

乌尔里希·穆拉克（Ulrich Muhlack）考察了古典语文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地区，“观念论—历史主义的历史学”的产生，首先得益于语文学，因为它为历史学提供了“语文学—历史学的方法”。穆拉克认为，从语文学向历史学的过渡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观念论—历史主义更新了语文学的观念；接看，语文学被历史学化，形成了新型的古代史研究；最后，语文学的方法又被应用于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研究。^[24]第一阶段的代表是威廉·洪堡，他为古典语文学带来了“个体性”观念和康德的观念论。在第二阶段，理论上的代表是沃尔夫和伯克，实践上的代表是尼布尔。到第三阶段，理论上的代表变成了德罗伊森，实践上的代表变成了兰克。^[25]

身为第二阶段理论上的代表，沃尔夫在《古代科学的百科全书》中指出，他致力于将语文学发展成为一门“哲学—历史学的科学”^[26]，而其弟子伯克则让语文学朝看“历史学—语文学的方向”走得更远。^[27]沿看这种思路继续探索的还包括维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1784—1868）以及伯克的弟子卡尔·奥特弗雷德·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1797—1840）。^[28]

作为一门学科，语文学虽然成熟较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学科内部也产生了分化和争论，因为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语文学被历史学化。桑兹（John Edwin Sandys）曾在其《古典学术史》中描述过这种局面：

在沃尔夫之后的那一代，哥特弗雷德·赫尔曼与奥古斯特·伯克这两位伟大的学者由于作为两个相互竞争的古典学派的领袖而受人嘱目。前者属于语法和批判学派，该学派以古典文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察其语法、格律和风格。后者（已由尼布尔做出表率）是历史和古物学派，该学派研究古典古代世界的精神的种种表现。前一学派的先驱大体上可以在英格兰和荷兰的学者中找到；后一学派的先驱大体可以在法国的学者中找到。前一学派关注语词，后一学派关注事物；前一学派关注语言和文学，后一学派关注制度、艺术和考古。前一学派的支持者遭到其对手嘲笑，理由是他们局限于注释古典文本，后一学派的支持者则被公开指责为半吊子。然而，目前普遍认可的是，在理论上，伯克提出的综合古典学术众多领域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而在实践中，充分掌握各种语言则是服务于那个超级结构不可或缺的基础。换言之，实际上，掌握好各种语言是理解古典古代世界思想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关键。^[29]

在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和海耶（Heyne，1729—1812）的时代，语文学研究的重点，不是古典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艺术，而是希腊语和拉丁语。随看伯克的《雅典国家经济》（1817）的问世，这种受限于古典语言研究的局面得以改观。^[30]自此，德意志地区的语文学家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以赫尔曼为代表，其语文学被称作“语言语文学”，另一派以伯克为代表，其语文学被称作“内容语文学”^[31]，而“内容语文学”与德国现代史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尽管“内容语文学”与德国现代史学的关系如此密切，但随看语文学和历史学逐渐形成各自的职业认同，二者之间并未出现合流的情况，反倒是在“互助”的基础上强化了本学科的不可替代性，最终演变成竞争对手。

相较于后来被尊为德国现代史学之父的兰克^[32]，尼布尔显然还游弋于语文学和历史学之间：他的研究更多局限于古代罗马，而这是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共享的研究领域，就算我们可以将尼布尔视为历史学家，也至多将其视为偏向于语文学的“古代史家”。正如鲁道夫·费弗（Rudolf Pfeiffer）所言，虽然历史因素在尼布尔时代得到了强调，但在那个时代，德意志地区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史家。^[33]照此说来，尼布尔最多只能算是一位语文学家。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因为围绕尼布尔的职业身份问题，各种学术史著作众说纷纭。

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下，职业身份的区分并不明晰，尼布尔本人不可能成天纠结于自己是语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1794年，尚在基尔求学的尼布尔谈及未来的人生规划时直言不讳地写道：“如果我能够名垂千古，那么也是以历史书写者（Geschichtsschreiber）、政论作家（politischer Schriftsteller）、古代研究者（Altertumsforscher）和语文学家（Philologe）而名垂千古。”^[34]在哈勒任教时，他又写道：“我不是数学家，而是历史书写者（Geschichtsschreiber）。”^[35]1810年，尼布尔受聘为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36]，在柏林期间，他撰写的作品，除了被人津津乐道的《罗马史》，还包括狭义上的语文学论著。^[37]尼布尔对语文学家这一职业身份的认同并未随他担任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而终止，当他在晚年回复一位青年语文学家的来信时，仍然对自己的语文学家身份念念不忘，他写道：“在你那个年纪，我们这些有权自称为语文学家的人，没人敢碰那样的题目。”^[38]

在尼布尔时代，各人文学科尚未形成排他性的职业认同，因此，尼布尔可以一会自称为“历史书写者”，一会自称为“古代研究者”，一会又自称为“语文学家”。在尼布尔时代之后，由于“新史学”的学科地位迅速得以确立，为便于识别不同的职业身份，学者们要么自称为语文学家，要么自称为历史学家，模棱两可的身份越来越难以见容于新建立的学科体制。在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专业培养机制成型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以德罗伊森为例，在1833年的古典语文学授课资格演讲中，他首先是作为语文学家来思考问题的，受其导师伯克的影响，他试图在语文学的框架下发展出具有历史学取向的新语文学，那时候，他绝不会自认为是历史学家。此后，德罗伊森撰写了《希腊化时代史》，并在基尔大学讲授中世纪史、近代史和当代史，这些工作使其日益明确了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

作为德罗伊森的学生，布克哈特在19世纪下半叶面临的学科处境与青年德罗伊森时代又不相同。1872年，布克哈特首次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希腊文化史”，由于担心古典语言知识储备的不足以及来自专业语文学家的批评，他“谦虚地”声称自己并非语文学家。^[39]在语文学和历史学都“自立门户”并形成“门户之见”以后，从未接受过专业语文学训练的布克哈特在跨学科讲授“希腊文化史”时低调地声称自己并非语文学家^[40]，似乎是在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谨言慎行。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1870年前后的布克哈特与同时期的尼采一样，愈发不满所谓的学术规范，为此，他也作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沉思”。在语文学和历史学的职业化稳步推进之际，布克哈特却更乐意充当一名“业余爱好者”，对他而言，学术界的专家“一旦超出他所熟悉的小天地，就变成了无知的人，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全然被别人当作一个学徒”，而一名业余爱好者“由于他确实是出于兴趣而广泛涉猎，在人生的漫长岁月中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在一些领域真正学有所成”。^[41]由此看来，布克哈特声称自己并非语文学家，是在嘲讽那些专业的语文学家。往前追溯，我们还可以发现，布克哈特借评价其老师弗朗茨·库格勒（Franz Kugler，1808—1858）的学术品质，已就专家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我所具有的那些品质是从库格勒那里学来的，他对本质性的东西非常敏感（即便是在那些他作为业余爱好者的领域也是如此）；而后他知道如何唤起人们对这些本质性的东西的兴趣。我的天啊，与库格勒相比，大多数专家（乃至伟大的专家）是多么容易满足和自鸣得意呢！诚如库格勒所做的那样，一种全景式的概述自然而然只会打搅这些专家，并抢走他们的饭碗。而这些专家甚至想忽略库格勒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学术品质。”接看，布克哈特话锋一转，谈到了专家们对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评价，“这些专家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的书，但我和我的出版商已准备好了应对之策。有所思考的公正之人或许将承认，即便学术界对其视而不见，我还是不得不按照纯粹内在必然性的角度来写作这本书”。^[42]尽管布克哈特和尼采等少数学者在19世纪下半叶极力反对人文学科的过度专业化，但作为非主流话语，其思想在学术界几乎被完全湮没。

德罗伊森和布克哈特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充分彰显出，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意志地区，确定一位学者的职业身份的主要依据，不是其研究的内容，而是其学术训练的背景。因此，晚年德罗伊森敢于自称为语文学家，关键在于他早年接受过专业的语文学训练，而并非因为他晚年还在从事语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