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文化危机与历史意识的危机

在德国，文化危机大致出现在1880年至1930年之间，在这段时期，德国正在进行现代社会转型，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出现了异常剧烈的变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结构上的转型并没有使所有人感到欢欣鼓舞，一部分敏感的思想家反而觉得，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民主的势不可当、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通俗文化的泛滥以及自然科学的流行，可能给德国带来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危机。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和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文化哲学》（1923）对这场文化危机作了极好的呈现。众所周知，带有先知色彩的斯宾格勒在完成于一战前夕的《西方的没落》中就预言了西方文化将走向衰落，后来，他又在《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1933）中断言“德国正处于危险之中”。^[9]同样，施韦泽在《文化哲学》第一卷第一节就指出：“我们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这一状况并不是由战争引起的。相反，战争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一种现象。原先出现于精神领域中的那些状况，现在已经成为事实，而这种事实又在各方面使精神领域的状况更糟。”^[10]

顾名思义，文化危机就是“文化”（Kultur）的危机，在二战之前，“文化”概念在德国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它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看这个民族的习俗和传统，而与之相对的“文明”（Zivilisation）则代表看城市和工业化。

在19世纪末，德国出现了所谓的“候鸟运动”，“有素养的中产阶级”青年为了反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中产阶级”或“占有财产的中产阶级”，走出城市，到德国各地漫游。这些漫游者后来分化为各种派别，其中最激进的派别最终演变为希特勒青年团。一战爆发后，很多著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宣言《致文化世界》，为德国的扩张主义辩护和正名，从而形成与“1789观念”对立的“1914观念”，“1789”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舞台，而“1914”则是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战争。他们所理解的这场战争是“文化”反对“文明”的战争。“文化”是内在的、深沉的、精神性的，它所建构的是有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而“文明”是外在的、肤浅的、物质性的，它所建构的是无机的社会（Gesellschaft）^[11]，“1789观念”用商业精神呼吁人们以社会瓦解国家，而“1914观念”则以英雄主义号召人们凝聚在国家意志之下，而军事只不过是这场文化战争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和武器。^[12]

面对这场文化危机，思想家纷纷行动起来，以寻求克服危机的良方。就此现象，尼采给出的解释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乃至形而上学主导了西方文化，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生命被漠视，也就是说，普遍性挤占了生活的具体性的空间。作为文德尔班和西美尔的学生，施韦泽强调，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才能克服文化危机。显然，尼采和施韦泽对文化危机的诊断以及开出的药方截然不同。

其实，历史意识的危机是文化危机的具体表征之一。海德格尔1919年在总结“文化”概念时指出，“文化”概念具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历史的”（historisch），即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一是“成就”，即文化能产生有价值的非凡成就。^[13]由此可见，历史意识的危机与文化危机存在某种天然的关联。(www.xing528.com)

尼采的《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很早就论及了历史意识的危机。首先，在尼采看来，过多的历史感让人缺乏行动力，生活应该是面向未来的行动，如果背负太多的历史，那么人就会缺乏足够的行动力。其次，尼采认为，以科学的方式来定义历史学，将会使历史研究的对象和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抽象化，其最终结果是，生活世界的扁平化和千篇一律。尼采在书中引用了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句格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的金树则是绿色的”）来说明这一点。^[14]再次，在尼采心目中，历史学的客观性不等于公正，历史学的客观性往往被历史学家理解为公正的表现（“那些幼稚的历史学家把按照当前举世一致的意见来衡量过去的意见和行为称为‘客观’”）^[15]，但他却认为这是逃避（顶多是宽容）的表现，对他而言，现代历史学追求客观性，恰恰是真正缺乏正义的德性的表现。

海德格尔的观点与尼采近似。与尼采一样，海德格尔看到了历史意识对现代文化造成的冲击，他在1920/1921年冬季学期讲授“宗教现象学引论”课程时指出，“‘历史意识’据说在当代表现得特别地突出。历史思维事实上规定看我们的文化，它令我们的文化激荡不安：首先，因为它产生看激奋、促动、推进；其次，因为它进行阻碍”。^[16]纵观海德格尔整个哲学生涯，他总是致力于探究“作为存在的历史”（Geschichte als Sein），也就是事物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不过，他认为专业历史学（Historie）无法把握这种历史性并终将陷入虚无主义，因此，他得到的结论是：“人对于他的境况的任何历史学上的沉思，就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沉思。”^[17]

将专业历史学与一般历史意识加以区分，也充分体现在特勒尔奇的思想中。特勒尔奇在《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的开篇就论及“历史学今天的危机”，在进入正题之前，他先澄清说，“人们今天听说的历史科学的危机，与其说是学者和专家的历史研究的危机，还不如说是普通人的历史思维的危机”。^[18]接看他解释说，在他那个时代，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历史思维却出现了严重的相对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就是他所谓的“历史主义危机”。

根据尼采、海德格尔和特勒尔奇的观点，历史意识泛滥造成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危机不是专业历史学所能克服的，尽管专业历史学具有自身的重要性，但要真正克服危机，还需要诉诸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