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来看，将伊格尔斯与德国历史主义的衰落联系起来似乎很牵强。但如果透过表面现象，仔细分析伊格尔斯撰写的德国历史主义相关论著，我们分明又看到，伊格尔斯极具代表性，因为在他身上，多种历史主义叙事交融在了一起。
伊格尔斯是德裔犹太人，1938年亦即他十二岁时就流亡美国，他在美国接受了系统而完整的教育，从其专业来看，他大学主修法语和西班牙语，研究生阶段在芝加哥大学德语系就读，博士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文化史委员会，尽管他曾修读过一些历史课程而且后来成为著名的史学史家，但他却经常提醒读者，他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也并非历史哲学家，他自称其专业为思想史或文化人类学。[129]
据伊格尔斯回忆，在美国就读中学和大学期间，其犹太身份以及德国难民身份对他产生了关键性影响。纵观伊格尔斯一生，除了参与美国民权运动，从事德国历史主义之外的史学史研究，他最重要的工作都与第三帝国历史有关，反思和批判纳粹历史是其整个历史思考的基本出发点。
伊格尔斯依然是第一代移民，其记忆中保留了深刻的德国印迹。一方面，他和周围的流亡犹太人一样随时关注二战走势和战后德国的剧变，另一方面，他所修读的与德语或德国思想文化相关的课程使他并未中断其德国记忆，在异国他乡，他身上的德国特征反而强化了他对德国的认同。作为受迫害的犹太人，他对德国的认同与一般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存在显著的区别，在一般德国人倾向于为德国犯下的罪行进行辩解时，他则举起了批判的大旗。与很多流亡的犹太裔学者一样，伊格尔斯也经常凭借德国的思想文化资源来反思和批判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历史。
尽管伊格尔斯反复强调自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他却在1950年代后期对德国史学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究其学术原因，应该是与伊格尔斯在美国修读的课程有关。在二战之前，德国思想文化的国际性影响以及大量犹太裔学者流亡美国，是伊格尔斯能在美国的课堂上继续了解德国思想文化成果的前提条件。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芝加哥大学修读博士课程期间，伊格尔斯阅读了特勒尔奇和狄尔泰的著作，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者列奥·施特劳斯也有所了解，伊格尔斯在回忆为什么放弃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读博时曾有这样的点评，“在列奥·施特劳斯及其他委员会成员的著作中，社会精英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态度清晰可见”。[130]尽管伊格尔斯后来与施特劳斯一样，成为历史主义的批判者，但两人克服历史主义危机的方案完全相左，其观点也背道而驰。伊格尔斯对19世纪的改革运动感兴趣，他坚信民主化改革可以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而施特劳斯与韦伯类似，对大众民主始终抱持怀疑态度，施特劳斯试图回到古希腊式的自然法，以克服历史主义危机，对此，伊格尔斯并不苟同。[131]
伊格尔斯在1960年代初长居欧洲，他不仅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结识，还与英国的巴特菲尔德、以赛亚·伯林和波普尔等学者有实际的交往。伊格尔斯谈到1960年秋天访英期间与伯林和波普尔的交往，“以赛亚·伯林爵士和卡尔·波普尔对我特别感兴趣，然而我像他们一样自以为是自由主义者……从这一见解出发，我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认同伯林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小册子《自由的两种观念》和波普尔所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与波普尔类似，我看到了从诸如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思辨历史哲学出发产生的危险”。[132]正如上一节所述，波普尔所使用的historicism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略有出入[133]，但可以想见，伊格尔斯一定注意到了波普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历史主义批判引申出政治批判的做法。除了波普尔，当时流亡的很多犹太裔学者都成了政治哲学家，这似乎也印证了一个观点：犹太身份及受迫害的事实迫使这些学者去反思欧洲思想文化的政治意涵。在此方面，伊格尔斯也不例外，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也是从其政治意涵看手的。
伊格尔斯从反历史主义的角度来撰写德国历史主义的历史，更直接的动因是二战后德国对历史罪责的反省在长时间内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不言而喻的是，战后初期德国人倾向于选择以隐瞒或沉默来对待不堪回首的第三帝国历史，而流亡的犹太人则致力于揭露和批判那段历史。在伊格尔斯的论著、访谈和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记载随处可见。(www.xing528.com)
伊格尔斯在其访谈中回忆说，当他与妻子威尔玛1961年到访联邦德国时，当时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诚实地面对过去，大屠杀几乎没有被人提及，总理阿登纳甚至和纳粹勾结在一起。[134]在德期间，伊格尔斯与普通德国人一样密切关注艾希曼审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抵达哥廷根时，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案正好刚刚开始。我们心情紧张，不知道德国人将对该审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每天晚上电视里都有关于耶路撒冷审判的详细报道。我们担心，一些德国人会从审判中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即将集体大屠杀的罪责仅仅归咎于一小伙纳粹领导人如希特勒、希姆莱和艾希曼以及党卫队，并将德意志民众整体地视为无辜。”[135]1960年代初，伊格尔斯已经认识到了德国的罪责不仅是少部分纳粹领导和组织的战争罪责和政治罪责，普通德国人也应该为第三帝国承担一定的道德罪责，乃至雅斯贝斯所谓的“形而上学罪责”。[136]诸如伊格尔斯这样的犹太裔学者反思和批判第三帝国历史的出发点都不止于让人们了解纳粹的暴行，而更在于赋予历史认识极其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防止悲剧重演。
或许是有鉴于联邦德国在二战后长期未能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伊格尔斯才在1960年代撰写《德国的历史观》，变相参与了那个时代围绕第三帝国历史展开的日趋白热化的争论。《德国的历史观》于1968年在美国出版，但伊格尔斯却在初版序中写道：“在这个德国历史学家们正依据20世纪的历次政治劫难对自己的民族史和经典史家的方法论与哲学假设认真地加以重新审视的时刻，希望本书将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本书能使德国之外的国家如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感兴趣。”[137]根据引文，伊格尔斯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昭然若揭。在他看来，“第三帝国的罪行是被清楚地认识到了的，然而对第三帝国与德国过去之间的关系的探索还很肤浅”。[138]为此，到1960年代后期，“德国历史主义的学术预设和政治价值在当前的德国史学中还保持看活力”。[139]即便是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和吉哈德·里特尔的《欧洲与德国问题》都企图复兴德国的观念论传统和民族政治传统，他们基本上还是同意，纳粹主义不是一个德国现象，而是一个欧洲现象，其根源要更多地在欧洲文明而非普鲁士传统中寻找，梅尼克认为要到西方现代的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中去寻找，而里特尔认为要到普遍的文化衰落和大众民主时代传统宗教和道德标准的崩溃中去寻找。[140]
伊格尔斯与梅尼克和里特尔等老辈德国学者的观点差异，与其说是对历史理解的差异，还不如说是立场的差异。伊格尔斯毫不讳言，他要摒弃中庸立场，而以“人道的、民主的、公正的社会为前提”，对德国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如伊格尔斯所料，《德国的历史观》在美国并未引起多大关注，但在联邦德国却获得了巨大反响。该书德文版被更名为《德国的历史科学：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主要有1971和1997年两个版本。[141]德文版的问世，让伊格尔斯在德国史学家中名声大噪，他到访联邦德国期间学术邀请不断。[142]在所难免的是，它也引来了一些批评之声，比如，德国“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尼佩代就批评伊格尔斯将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批判混淆起来，或者用尼佩代在“历史学家之争”中所说的，“学术论述不应该由政治功能判定”，“道德化的历史最终会破坏真实的历史”。[143]尼佩代的辩护很有典型性，如果假设历史研究可以摆脱任何意识形态意涵，那么尼佩代的反驳将言之成理，但如果像伊格尔斯常常告诫读者的，“每一种叙事都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从一开始就渗透了各种政治观念”，并与“政治偏见密切相关”[144]，那么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就不再是追求价值中立，而是要追求人道、民主和公正等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两者发生冲突，且坚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保守乃至反动，伊格尔斯就会站出来捍卫上述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他推动德国历史反省以及参与美国民权运动即可作为佐证。
伊格尔斯在访谈中言及，“1960年代，随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意识的增强，至少在西德，情况发生了变化”，这里所谓的变化，主要是指联邦德国战后新一代能够直面过去，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在更深层反省德国的历史罪责。虽然伊格尔斯算不上战后新一代，而且作为流亡犹太人身居美国，但他见证了德国战后新一代史学家特别是批判社会史学派的成长。伊格尔斯在回忆录中历数各次到访联邦德国的情况，每一次他都目睹了德国史学的新进展。伊格尔斯写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观点相契，“我积极地结识这个新的、批判的、以社会史为导向的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茨·费舍尔、沃尔夫冈·蒙森、汉斯·蒙森、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于尔根·科卡等史学家都成了他的座上宾。[145]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格尔斯也算是联邦德国批判社会史学派在理论上的代言人之一。
总之，伊格尔斯的历史主义谱系依然是20世纪历史主义危机的产物，这场危机的三阶段特征在伊格尔斯身上均有所体现，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其历史主义谱系绝不仅仅是对这些特征的简单描述，而是被赋予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