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科技整顿，引爆社会震撼！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第二位先锋是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的胡耀邦。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自幼参加革命,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抗大一大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前往华北前线,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曾高度评价胡耀邦在华北战场的贡献,指出:胡耀邦“很善于抓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华北,讲形势说任务,宣传鼓动,使部队很活跃,士气高昂。与耀邦共事或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没有不称道的。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历经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进军四川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委第一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和北川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奉调进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7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20世纪50年代末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胡耀邦首当其冲,受到批斗,后被送到设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胡耀邦虽然早年只读过初中,但天资聪颖,酷爱读书学习。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每当部队解放一座城市,胡耀邦都要去搜集一些历史、方志、地理和其他书刊,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在戎马倥偬、行军作战中,书籍是随身必备之物。由于勤奋好学,加上革命战争中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的实践锻炼,他逐渐成为知识渊博,出口成章的大家。胡耀邦自己曾说过:“延安时期书籍很少,搞到一本就拼命地读。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就一遍又一遍硬读硬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靠边站”的逆境中,胡耀邦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科学等方面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集成》《昭明文选》、“四书”“五经”、《淮南子》《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等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科技名著和世界各国主要名人的传记,他都通读过。刻苦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使胡耀邦的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都大大提高。胡耀邦讲话,通常不用现成讲稿,而是根据会议的性质任务和不同听众对象,作即兴演讲。他总是胸有成竹,经过缜密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和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讲述,不空发议论,也不说应景式的套话。因此讲话很有针对性,颇具说服力。他的讲话,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内容翔实,语言精练,有血有肉,生动活泼。或条分缕析,正面说理;或巧立比喻,借题发挥;或诙谐幽默,谈笑风生;或慷慨陈词,振臂高呼。时而引经据典,鞭辟入微;时而穿插故事,妙趣横生;时而咏诗诵赋,文采飞扬;时而问答讨论,互相对话。听众情绪热烈,会场气氛活跃。他还善于把广泛的内容和深刻的道理,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加以概括表述,深入浅出,易懂易记,使人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至今,许多老同志对一些反映胡耀邦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壮怀激烈,气魄恢宏的事例尚记忆犹新。

例一: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日子,年轻的胡耀邦担任中共川北区委第一书记、川北行署主任、川北军区政治委员。当时,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而有的同志,总是看人求全,视野狭窄,不善于识别人才和选拔干部。在一次会议上,胡耀邦在谈到发现、培养、选用、提拔干部时指出:我们的眼光要放宽些,多到群众中、多到基层去发现人才。对干部的选拔,既要严格审查,严格把关,绝不能让坏人钻进革命队伍,也不能让那些怕困难、怕吃苦、不爱学习、没有出息的庸才混居领导岗位。同时又不要过高苛求,把有出息、有培养前途的人拒之门外,埋没了人才。人总是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不是十全十美的。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大小,是比较来说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干部,只要他历史清楚,革命立场比较坚定,革命意志比较坚强,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热情,不怕吃苦,富有朝气,肯学习,肯干事,哪怕水平低一点,能力弱一点,或者还有某些缺点,都可以大胆任用,把他放到实践中锻炼,让他在工作中学习提高。人们不是常说“矮子当中选高人”吗?这就是说相对较高一点的人总是有的,看你如何去选。讲到这里,胡耀邦十分幽默风趣地说:其实,也不一定硬要选高人。如果选不出高人,矮点的也可以嘛!比如说,我就不是高人,党中央、西南局却调我到川北来当头。我过去长期在部队,对地方工作也没有经验。论资历、讲能力都赶不上担任同等职务的好些同志,如湖北的李先念同志是红军时期的将军,川西的李井泉政委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们都比我高,比我强。但是组织上选中我,要我到川北来干,我也就硬着头皮来干,不懂地方工作就学习嘛,没有经验就探索积累嘛,现在不也就干起来了吗?所以说,“矮子当中也可以选将军”。只要我们扩大视野,不拘一格选人才,是可以选用大批优秀干部的。在胡耀邦的用人思想指导下,一大批干部被选拔到了急需的工作岗位上,大量新鲜血液被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干部队伍中来,川北地区的干部队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有效地满足了革命、建设事业的需要。

例二:在一次南充市(川北行署所在地)开运动会时,胡耀邦作为川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看到满场的青年人,做过长期青年工作的胡耀邦充满了激情,毕竟胡耀邦当时也是正当盛年,一颗永葆青春的火热的心是与青年人一样跳动的。于是,他在讲话中针对青年的特点指出: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为富强的国家。新中国的青年要有所作为,成为有用之才,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高强的本领,健壮的体魄,这样才能适应建设富强国家的需要。要为革命、为建设坚定顽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屈不挠,坚韧不拔,能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和成功与失败的考验;要知识广博,才华出众,能文能武,办事有才干,业务有专长,善于应付复杂环境,解决棘手问题,富有担当建设重任的本事;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动作敏捷,能承受风浪冲击,担负繁重工作,吃大苦,耐大劳,打硬仗,打恶仗。因此,党和人民政府要引导青年加强思想锻炼和才能培养,同时要在群众中开展体育活动,以增强体质,壮实体力,磨炼意志,振奋精神。胡耀邦这番感情真挚、富有哲理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运动员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

例三: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不少同志对统战政策还缺乏认识,对中国共产党任用民主人士,特别是任用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还不理解,甚至有人说“当共产党还不如当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一类的怪话。针对这种情况,在川北区党委召开的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上,胡耀邦首先着重讲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引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讲明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政策。然后,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来说明问题。胡耀邦讲道:抗日战争胜利后,自己参与率军收复了华北重镇张家口,但是消极抗日的蒋介石调遣傅作义用重兵于1946年秋强夺了张家口。眼看经过抗日军民浴血抗战得来的胜利果实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实在难以忍受。在人民解放军撤离张家口时,他义愤填膺,满腔怒火,失声痛哭。他说,自参加革命以来,只大哭过两次,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被错误地打成“AB团”,撤职审查时;一次就是撤离张家口时。他当时极其愤怒地指着国民党军队说:“任你傅作义逞凶一时,我们一定要打回来,总有一天要把你傅作义碎尸万段!”两年后,傅作义在平津战役中,接受人民解放军条件举行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这一文化古都免遭破坏,为加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因而,傅作义为人民立了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他与傅作义都参加了会议,在一起开会,这时两个过去的仇人见面不是“分外眼红”,而是“握手致意”。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时,他还投了傅作义一票。不是要把傅作义“碎尸万段”,而是要选他“入阁”。这岂不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胡耀邦说,我们不是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吗?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人应当有广阔的胸怀而不应当气量狭小。我们要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要以大局为重,不能单凭个人感情办事,更不能意气用事。任何人无论过去的恩怨如何,只要他做了对人民、对革命有益的事并愿意继续做下去,就应当欢迎他、团结他、信任他。我们一定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尽可能地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胡耀邦的讲话,有理论,有实际,有亲身经历和感受,与会同志听了感到入耳入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统一战线教育。

例四: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处于战乱频繁的晋宋易代之际,在晚年曾作《桃花源诗并记》,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空想社会,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传世佳作。

胡耀邦酷爱读书,对许多中外名篇可以脱口背诵,对《桃花源诗并记》印象尤深。

20世纪50年代末,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回到家乡湖南挂职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2年秋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他拨冗前往常德,欲寻访思慕已久的桃花源。这一天,在常德地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胡耀邦一路上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前往桃花源。

在桃花源的第一道牌坊前,胡耀邦停下了脚步,久久注视着上面镌刻的“桃花源”三个古朴遒劲的大字,仿佛要穿透饱览历史沧桑的石柱,探索千古兴衰的渊源。当行至第二道牌坊时,胡耀邦的目光又被用隶书镌刻在牌坊大门两边的柱子上的三副对联吸引。他一边欣赏,一边默读:“山鸟似欲啼往事,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流水杳然去,嬴颠刘蹶了不闻”;“且欲近寻彭泽宰,至今传者武陵人”。

读罢,胡耀邦考问随行人员道:“谁是彭泽令呀?”“就是陶渊明。”一位随行人员应声答道。“对,就是陶渊明。”但胡耀邦接着又问:“陶渊明就是陶渊明,为什么叫彭泽令?”这个问题一时无人应答,因为在随行的干部中,能够熟读诗书,通晓古今的毕竟还不多。

看到无人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胡耀邦便详细向大家解释说:“陶渊明在彭泽县做过83天的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任官职,因不肯为五斗米束带见督邮,毅然辞官归隐。”讲到这里时,胡耀邦随口吟诵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背诵毕《归去来兮辞》以后,胡耀邦又指着“桃花流水杳然去,嬴颠刘蹶了不闻”一句问道:“什么叫‘嬴颠刘蹶’?”

看到随行人员仍然无人作答,胡耀邦向大家讲道:“‘嬴’是秦始皇的姓;‘刘’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姓。‘赢颠刘蹶’是指秦汉的灭亡。”讲述了秦汉兴亡史以后,胡耀邦对随行人员说:“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很忙,不过还要忙里偷闲多读点书啊!”

随行的同志都连连点头。胡耀邦与大家谈古论今,吟诗诵文,兴致极浓地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中已到了秋菊怒放、花香四溢的菊圃。但见白菊清秀,紫菊典雅,黄菊含蓄,墨菊庄重,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盛开者娇艳如碧空旭日光彩照人,含苞待放者如闺中少女琵琶遮面。此情此景,不能不使人油然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慨了。这时,浪漫主义气质极浓的胡耀邦,缓步进入菊花丛中,弯腰手捧一簇开得正艳的金菊,轻轻呼吸着菊花的芬芳和清香。过了一会儿,他才直起腰来,举目四望,体会“悠然见南山”的意境。然后,凝视着远方的桃花岭说:“那就是陶先生采菊的南山么!”

从菊圃出来,漫步碑林。断石残碣引发了胡耀邦对历史的兴趣,他时而站立,时而蹲下,一块一块地辨认,不时用手擦去石碑上的苔藓。有的碑文他很顺利地认出来了,便露出微笑,兴致勃勃地评说一番;有的因长年被风雨侵蚀剥落辨认不出来了,他便默不作声。碑林里有一块大石碑上镌刻着《桃花源记》,一同志凑近念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胡耀邦便吟道:“公元一九三五年,常德人,革命为业……”

随后,那位同志每念一句《桃花源记》,胡耀邦便随之吟一句:

“爬雪山,过草地,行程二万五。忽见红旗展,笑语同喧哗,军号响云天,挥彩带,扭秧歌。此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地。其中有延河,又有宝塔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乘兴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毛主席带领红军到此,开辟革命根据地,方衣丰食足,遂人人摩拳擦掌,消灭反动派……”待念到最后一句“后遂无问津者”句后,胡耀邦和道:“有前赴后继者。”就这样,才思敏捷的胡耀邦步《桃花源记》之韵,即兴和吟了一篇充满革命豪情、颂扬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新桃花源记》,桃源人民至今仍传诵不已。

在中共历史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交往不多。一直到新中国诞生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胡耀邦才成为邓小平的部下,互相了解日深。以后,胡耀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情况,更是深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所了解。所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很快使“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

因胡耀邦为人真诚,热情豪爽,忠诚坦白,大公无私,工作热情高,干劲大,方法多,善于宣传鼓动,有打开新局面的干劲和魄力,考虑到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中国科学院的整顿、科学技术工作的整顿,是全面整顿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胡耀邦和李昌、王光伟被邓小平确定为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的人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科学院,由“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三个单位合并而成。邓小平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派胡耀邦等对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带动、促进对整个中国科技界的整顿。对此,邓小平曾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了派胡耀邦等去中国科学院的目的——“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

1975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7月中旬,中央决定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尽快就中国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等进入中国科学院以后,首先整顿领导班子,随即调进刘华清、王屏,增补武衡、胡克实进入院领导班子。当时,郭沫若院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但年老多病。中央决定由胡耀邦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李昌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协助胡耀邦工作。核心小组改组后,改变了原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

胡耀邦是一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到任后,立即深入院属各单位,找各级领导干部、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促膝谈心,广泛听取来自群众的反映和呼声。

自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中国科学界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广大科学工作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追求真理的热忱,怀着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慨,坚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研究工作。上海冶金研究所有两位科学工作者,在被批判和监督劳动期间,每天晚上坚持整理资料和过去的实验数据,编写出半导体材料在中国发展的建议和近4万字的量子化学论文。数学研究所的陈景润,克服重重困难,从未间断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像这样的科学工作者,其他各个研究所也有,尤其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中国的科学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时期得以延续。在这动乱的岁月里,他们多么盼望“科学的春天”尽快到来啊!

就在这时候,人们听到了这样的信息:

“党中央派一个老红军到科学院主持工作来了!”

“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来了!”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胫而走,像春风一样很快传遍了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各个单位。

在中国科学院,胡耀邦召开了一系列院和所属单位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会,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在多次讲话中,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全国整顿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强调“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要花大力气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

他针对“文化大革命”搞得科研单位不敢搞科研,知识分子无法搞科研,科研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的情况,大声疾呼:

“科研机构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他针锋相对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开门办所”,说:什么“开门办所”,原子能研究所还要保密。

他提倡鼓励青年人学习外文,引进国外的技术、引进先进技术。他说:这不是“爬行主义”,这是和外国人“试比高”。

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

“我们搞了54年。28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26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

胡耀邦不但抓大事,也抓许多人不屑于抓的“小事”。他亲自关心过问和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如住房、托儿所、煤气罐等,送来党的温暖。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广泛传为美谈。

1975年8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科学技术规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个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工作必须走在前面;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划清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与“专家路线”和为革命钻研业务与“技术挂帅”等政策界限。这次座谈会还呼吁恢复国家科委,希望有个全国性的强有力的科技管理机构。这时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相比,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声比较高涨了一些。但是,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对“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近10年的“大批判”以后,究竟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如何开展科学研究?人们的思想已经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异常混乱,使多数人感到无所适从。因此,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需要在半月内完成一个向中央,至少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科学工作的几条主导性的意见,以便取得中央政治局,至少是国务院的同意。

在对中国科学院的“全面整顿”中,胡耀邦等特别注重抓好落实政策。整顿开始后,胡耀邦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落实政策,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受审查者所作的结论,对于没有安排工作的科技人员,尽量给予安排。为了使更多的科技人员发挥所长,胡耀邦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查,发掘人才。

8月19日,胡耀邦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时,十分诚恳地说:“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这种久违了的礼贤下士的态度,使与会的科学家们十分感动。胡耀邦举了一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搞植物生态研究的科学家回国后于1970年被下放的事例,问大家:“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

9月20日,胡耀邦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当众提到数学研究所的陈景润。他说:“现在对陈景润的争议应该澄清了吧。对陈景润不是还有争论吗?陈景润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地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绩,不值得学?”胡耀邦介绍说:英国人写了一本关于数论的书,第11章就叫作“陈氏定理”。“当然,陈景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刻苦钻研,而且有成就。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比,觉得惭愧,惭愧得很哟!……假如我们讥笑他,我们站到什么立场去了?这个是非不能含糊。陈景润政治上不好?能不能这样讲?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如果百家争鸣,我作为一家,不同意这个意见。”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积极工作,中国科学院在4个月的整顿中,被落实政策的科研人员和干部有800多人。(www.xing528.com)

在进行全面整顿中,胡耀邦等狠抓了思想整顿。8月15日,胡耀邦在一次座谈会上,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时间可能更长,任务更艰巨。在很长时间内,一度提出科研工作要“三个面向”的口号,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学校。1971年,又提出科研要“三急”,即:急战备之所急,急工农兵之所急,急工农业生产之所急。以后“三急”又简化为“开门办所”的方针。这些口号无论怎么变化,均不是以发展科研为前提,而是以“改造科研工作者”为目的。中国科学院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有一次,胡耀邦与几位科技人员交谈,大家告诉他,这些年除了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就是搞生产,与白菜、土豆打交道。有些研究所每周搞业务的时间不足20个小时。这些问题使胡耀邦感到非解决不可,已刻不容缓。

为了把科研工作搞上去,胡耀邦和李昌等经常商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非常尊重李昌,认为李昌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内行。他在10月11日古脊椎研究所的一次大会上说:“李昌同志比我好,他学习得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比我雄厚。”胡耀邦还在大会、小会上大声疾呼:“科学院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主持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在科技系统中全面整顿、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系列正确主张。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国科学院所作的工作汇报。

当胡耀邦汇报中国科学院情况,讲到科研人员一周只有四个半天搞业务时,胡乔木插话补充:“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胡耀邦接着说:“大家不满意。”邓小平说:“怎么会满意呢?”

当胡耀邦汇报到科研人员的生活情况时,邓小平说:“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科研人员的房子被占?修房子。”

当胡耀邦汇报到落实政策时,邓小平说:“研究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说落实,他搞他的。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的问题。”

最后,邓小平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正确主张。请胡乔木同志与胡耀邦等中国科学院的负责同志在原文稿基础上,改出了新的文稿,把原来的六个部分进一步集中概括调整为三个部分,命名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同时,邓小平对科学院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一、科研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的后腿。

二、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来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现在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

三、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

四、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五、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邓小平听取汇报时的重要指示,很快在整个科技界和教育界传开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互相传诵。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和胡耀邦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听了真是大快人心。现在科技界、教育界有希望了,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挺起腰杆来,搞科研、搞教育、干“四化”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耀邦等人在提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同时,指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向中央提出《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中国科大要经过考试,择优录取,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试办研究生班等建议。在全国教育系统尚处在“四人帮”严格控制的混乱状态和落后状况下,胡耀邦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勇敢地提出这些端正高等教育工作的建议,是十分难得的。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一篇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在1975年以后来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对受‘四人帮’破坏严重的中国科学院进行调查研究,他和李昌同志对各研究所都摸了底,特别是亲自与广大科技人员进行座谈,从而提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对于科技战线的成绩估价、组织领导、知识分子政策等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见解,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得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首肯。”

在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整顿下,中国科学院和整个科技界的工作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

自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整整9年了,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们,一个个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叛徒”“特务”的大帽子,饱尝遭批判、被斗争、受迫害的滋味,学问荒废,斯文扫地,报国无门。如今,胡耀邦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和邓小平的委派,主持科学院工作,光临寒舍,促膝谈心,这怎能不使他们感到如沐春雨和春风般的温暖呢!在国际国内都享有盛誉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经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去看望他时的动人情景: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会客室里两个人在倾谈。在一张方桌的两边,随着谈话的深入,两人越来越凑近到桌子的一个角上。孙儿女们也知趣,提前睡觉去了。

“你可否谈谈这几年来到乌蒙山区,大渡河畔,白山黑水,把数学应用于实际的情况和体会?”客人的诚挚、关心、支持、细致入微的态度感动了我。我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对我自己来说,这曾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书斋和教室是我的田地,特别是一个单科独进、自学出身的人,数学总算学了一点,而其他学识可以说一无所有。我羡慕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数理化、天地生都有起码的常识。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不容易跨出的一步呀!但事实上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困难。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共同心愿,众擎易举、众志成城,何况还有像今天和我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怀我、鼓励我、支持我、指引我的人呢!不正是他们爬雪山,过草地,靠小米加步枪解放了全中国吗?难道这一点困难,我们就无法克服?难道学术权威的浮名,反而妨碍了为人民服务的宏愿?能力有大小,莫以善小而不为!做一点算一点嘛。

当然这不是我当时所谈的原话,而是当时谈经历时涉及的实际原则。客人在静听着,不时提出问题。我们的心在共鸣,脑在同想,越谈越深。他突然提到了一个问题:今后你的打算是什么?我因思虑已久,脱口而出,提出了12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大平衡。”客人沉默了片刻,看得出他在用心思索。“我赞成你的方向和到实际中去找课题的道路。但是你所提到的12个字,能不能改动一下?”他态度平易近人,用的是商量的口吻,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性方面来帮我思考,启发我自己修改自己的提法,这比听起来滔滔不绝教育人和简单地批评“头脑僵化”的效果要好多少呀!

当时我真是见树不见林,以为我们国家正遭遇到由于不平衡所造成的损失和困难,眼前的现象蒙蔽了我,因而忘记了不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正道。于是,我想到把“大平衡”改为“策发展”是否好些,他点头了。后来在实际中经过反复考验,数学理论深刻推演,也确实证明计划经济中“策发展”比“大平衡”确切得多,积极得多。

夜深了,秋凉如水,可敬的客人留下了理论上的指点,方向性的引导,使我朦胧地认识到科学与社会与哲学的关系。我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但终于赶不上他快捷而安详的步伐,不得不停了下来以目相送。西风紧,霜花浓,不戴帽子,不围围巾,背影在朦胧的月色中消失了……

华罗庚先生文章中所写的那位他充满了尊敬的“客人”,就是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

关于1975年中央派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主持全面整顿的情况,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昌的回忆最具权威性。他记得,在听取了胡耀邦代表中国科学院所作工作汇报后,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科技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你们讲第一讲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有理论。科技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25岁,经过10年,35岁,真正来说,30多岁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没有工作,看电影,打派仗,搞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的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认他是有水平的,他会数学,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吧。你们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你查一查,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这种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他是学部委员,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邓小平还说,科技机构领导班子要三套人,特别要注意把有前途的提到班子里。外行要热心对待内行,诚心诚意地搞后勤工作。建议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那些比较好的科技人员,那些有前途的记下来。15万人有1000人也好。也许有几十个人有成就的,就了不起。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发展条件。不管资格老不老。1957年我在苏联,尤金说,苏联搞原子弹,就是三四十岁的。……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家庭有困难,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帮助进托儿所,夫妇两地分居要帮助解决。小平说:《汇报提纲》送主席批准,政治局传一下,国务院批准。

《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让再作些修改,把有些太尖锐的话去掉一些,但原则作了保留。并让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进行修改,然后报呈毛主席。我记得胡乔木召集研究室领导同志和胡耀邦及我讨论过如何修改。胡乔木对《汇报提纲》作了较多修改,题目也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但这个修改稿,没有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问题出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说,他记不起说过这句话。查对1963年参加毛泽东主席听取科技规划汇报会的韩光、于光远等笔记,发现毛泽东讲科技重要性是有的,确实没有讲过科技是生产力。不仅如此,毛泽东本来就不注意生产力。邓小平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也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这一稿也胎死腹中,没有发布全国。所以,毛泽东犯“左”的错误,推翻1956年八大决议,后来又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其祸根都是他的深层缺点,即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是否认科技是生产力的。

就在11月初,邓小平召集一次打招呼会,有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主席的联络员)和胡乔木、胡耀邦、周荣鑫、刘冰及我参加。事先通知我们,要准备检讨。会上先念了主席对刘冰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的批示,说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矛头是指向他的。江青张牙舞爪,大肆咆哮,指责科教方面的所谓“逆流”、翻案风。接着胡乔木检讨了一番。我说,迫于科学院实验员都没有合格人干,我们要办高等技术学校,从高中毕业生招考,违反了保送制度,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其他同志都没有说话,就散会了。这时,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就贴出大字报批邓小平“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被撵下了台,我们也停职反省。

1977年1月,中央派方毅到中国科学院主持日常工作,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3月经中央批准,郭沫若继续担任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方毅、李昌、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实、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担任副院长,郁文任秘书长,方毅任第一副书记,李昌、胡克实、武衡任副书记。王屏仍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有钟炳昌和曹冠群,副秘书长为刘华清、秦力生、童大林、刘春、李苏、高登榜、甘重斗、赵北克等。应该说,中央为科学院配备的领导班子是相当强的。

方毅到科学院工作后,重点抓了对科学院“四人帮”黑爪牙的揭发批判。5月12日,邓小平在他的西山住所,召见方毅和我作了一次关于整顿科教的重要谈话(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标题,载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小平同方毅和我的谈话主要内容与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精神相同)。

小平为什么要召见我们作这次谈话呢?“四人帮”覆灭,中央将恢复小平重要领导职务,他关心科教,找我们两人先谈谈意见^[1]。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大力倡导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狠抓科教兴国,与他1975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好学深思,熟悉了解中国科学领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很大关系。

当年曾经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以后担任过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吴明瑜认为,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耀邦同志以他自己的人格魅力,以他自己对党的忠诚和热忱、对政策的正确领会和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全身心地对待党委托给他的工作和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一片都是空喊毛主席路线万岁,却没有什么人真正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而他敢于站出来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坚持真理,去解决问题,使人们在这个黑暗中间,看到一点新的希望,看到一点曙光,使人们增强了些信心,觉得我们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不会就此垮台的,因为有这样一批人在,有耀邦同志这样一批人在,增强了人们对党的事业的信心,对前途的信念。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正因为耀邦同志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使得当时在中科院的“批邓”批不起来,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更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科学院又远远走在了全国拨乱反正的前头。整个全国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大家都知道。1976年春天,开批判大会,批《汇报提纲》,批胡耀邦、李昌,在首都体育馆开的万人大会,我们都被叫去了。那时候,耀邦同志因为患急性胃炎住在协和医院。后来诊断叫急性胃炎,当时协和医院没有作结论,怀疑是胃癌,不让他出院。李昌参加了大会。批判会上老百姓开了个玩笑,递了个条子,说是批判胡耀邦、李昌,我们都不认识胡耀邦、李昌是谁,我们没有见过。会议主持人比较傻,他让李昌站起来,站起来示众。他就没想到,李昌一站起来,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热烈的鼓掌,本来是批判对象,示众的,结果大家热烈鼓掌,弄得下不了台。后来主持人又说你下去,绕场一周走一走,给大家看一看,结果李昌走到哪里哪里鼓掌,一直走到回主席台为止,批判会开到这种程度,当时一万人的会场,在首都体育馆,要开会了,大会开始了,开始发言了,人们纷纷离开会场。我们受批判的对象不好离开,其他人就纷纷离开。当时造反派们就着急了,下命令把首都体育馆所有的大门都锁了。你锁大门没用,人们拥到休息厅里面,会场里面稀稀拉拉。本来姚文元给《人民日报》打了招呼了,要《人民日报》版面留好,明天头版头条报道批判胡耀邦、李昌的大会,同时派了成百名的记者到会场来,还有摄影记者一大堆。可是摄影记者怎么拍?哪里都稀稀拉拉,有人的地方人们举起双手在面前摇晃,你拍吧,电视没法拍照,拍不了。后来他们汇报到姚文元那里,姚文元气得不行,打电话给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说,你们简直无能,一个大会都组织不好。版面没有办法刊登,只好取消,照片都拍不出来。所以批判批不起来。

第三,“四五运动”中,中科院的群众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怀念悼念周恩来,大家借这个机会,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对批判邓小平的不满意。天安门送花圈,中国科学院送的花圈是最多的,最早、最大的。中科院半导体所送的花圈用的是钢材焊起来的,两米多高,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109厂成百人队伍去送花圈,写的诗,几十个花圈,大量的人去。像地球物理所的人,当时不让他们进城,他们纷纷地溜出去,有的说这个事,那个事,进城以后再集合组成队伍到天安门去。那些诗都是很激动人心的,后来自动化所的王安石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他们编了一部诗集《天安门诗抄》,其中好几首传遍人们之间的诗,就是109厂的工人编出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天安门事件中,中科院的群众表现得那么坚强有力,那么的革命豪气,这和耀邦同志到科学院以后对人们的鼓舞是直接相关的。为什么出在科学院?这不是偶然的事情。科学院整顿,大家觉得做得好。为什么一下子这么整人呢,人们对“四人帮”更加痛恨,“文化大革命”本来就积累了那么多的不满,再遇上这个事情一爆发,一起来。正如一首诗上说的:只缘妖雾又重来,棒打白骨精。当时耀邦跟我们谈话,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垮台,他要我们警惕上海帮,他是非常明朗的,他的政治态度摆在那里。还说你们不要相信《文汇报》,《文汇报》是反党黑报。耀邦同志教育了一代人啊!

第四,耀邦同志在科学院的这番讲话和推行的政策,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推动了中国科学院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走在最前头。因为耀邦同志在科学院提的这些问题,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这些都成了后来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报告基本的内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在科学院的时候就讲这个话。《汇报提纲》里面讲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因素是人,一是靠人民的高度觉悟,二是靠掌握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科研要走在前面。这段话没用黑体字的,因为当时有两个版本,“文化大革命”传抄出来印成毛主席语录的本子有两个版本,都讲一件事。毛主席1963年接见聂荣臻等同志听取科技规划的汇报,其中有一段,毛主席讲,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另外有个版本,说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两个本子是不一样,当时我们推敲来推敲去,我们不敢确定毛主席是否讲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所以在文章里面就没用黑体,但是从毛主席整段话的意思来讲,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顺理成章,因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把握,当时没有办法核对,所以就没用黑体字,用了这么一段话。后来到了胡乔木那里修改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查了很多马克思的话,胡乔木对这个话还是很有兴趣,也是查了有两个版本。特别当时于光远同志参加了修改《汇报提纲》,他参加1963年谈话的记录上是没有这句话的,所以对这个话一直怀疑。胡乔木决定还是用黑体字印上去了。毛主席看了稿子以后,别的话什么都没说,就说了一句,我不记得曾经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下子闹了个大问题出来。“四人帮”说你们造谣造到毛主席身上了,你们说毛主席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主席说他不记得说过这个话。但是,马克思有很多话,不是一处,有很多处的讲话都讲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其中就有科学技术的力量。还说首先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其次是社会分工等,所以按照马克思传统的观念,科学技术当然是生产力,当然科学又不等同于技术,科学理论不仅是生产力,它又是精神文明的因素,又有这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林自新、罗伟都是参与科学大会起草稿子的人,罗伟是参与起草方毅的讲话的,我和林自新是起草邓小平讲话的。很自然的我们继承了当时的思想下来。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有了整顿的那一段,胡耀邦推行的这套政策思想,到了邓小平出来以后,很快地被人们广泛地承认和接受,所以中国科学院很自然地在那个时候,拨乱反正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比如讲耀邦同志在科学院提出来,为什么不要所长制?叫所长就修正主义,没道理,叫党委书记就不修正主义了?恢复所长,恢复室主任都是他讲的,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全中国第一家首先取消“革命委员会”的也是中科院,恢复所长负责制,恢复室主任制,这就是继承下来的。方毅同志是非常明确的,说耀邦同志这个观点完全正确,光从名字上看问题,不能这样看。北洋军阀叫国务院,我们叫国务院就不对了?耀邦同志有很多精辟的语言,比如说:政治是要统帅的,但政治工作不是统帅,政治工作要服务于中心工作,科研工作第一,你政治工作要服务于科研工作。我们中国科学院是搞科研的,我们不是生产院,不是白菜院,不是土豆院,不能拿生产实践代替我们的科研。这说得都非常生动,非常非常好。还说,政治工作,如果不能帮助人们提高政治觉悟,那么这是我们政治工作失败;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人们和鼓励人们钻研业务,刻苦地钻研业务,那也是政治工作的失败。不然政治挂帅挂到哪儿去?岂能挂到不好好学习业务,不好好搞科研?

【注释】

[1]李昌:《邓小平整顿中国科学院内情》,载《跨世纪人才》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