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诗与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元代的诗歌艺术发展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样惨淡。由于元朝统治者对待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也没有发动像明清时期时的文字狱，所以当时的文人还是有着较多的自由创作的空间，所以，元代诗人之多，诗作之多，超乎一般的想象。据《元诗史》的作者统计，元代诗人近4000人，流传的诗歌达124000余首，一如唐宋。元代前期诗作的代表人物是元好问、刘因。

元好问字遗山，生活于金末元初，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歌创作承上启下，被后来的很多文人墨客所尊重。稍后的诗人刘因就曾写诗表达对元好问的无限崇拜，其《跋遗山墨迹》说：“晚生恨不识遗山，每颂歌诗必慨然。”元好问诗词俱佳，传世诗有1361首、词有377首，在内容上触及社会现实，尤其是他的“丧乱诗”，再一次掀起了自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的浪潮，对元初民众生活有着深刻的反映。在艺术手法上祖李杜、宗韩欧、以苏辛为典范，汲取众家之长，兼有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他的《摸鱼儿·雁邱词》：“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元代中期最著名的是号称“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虞集曾自评其诗是“汉庭老吏”，评杨载的诗是“百战健儿”，评范梈的诗是“唐临晋帖”，评揭傒斯的诗是“三日新妇”。元代后期的诗歌创作以王冕和杨维桢最为有名。杨维桢，号铁崖，其诗效仿李白、韩愈和温庭筠，又自成一格，有“铁崖体”之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元代还涌现出了大批少数民族诗人，例如耶律楚材、伯颜、月鲁不花和元顺帝等，都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明清两朝大的创作环境十分近似。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展以及不断掀起的文字狱，使得诗人们对当时时政及现实避而不谈，在丧失了创作自由的背景下，诗人们不可能创作出思想与艺术手法皆有见地的作品，故明清两朝诗歌量大而质差，在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诗逐渐淡出文学创作主流的历史时期。在诗歌创作夕阳西下的大势之下，我们仍然能够看见一些灿然的余晖，仍有诸多诗人希望从学习唐宋诗词创作中寻找诗歌创作的突破。

明朝洪武、建文时期，诗歌创作当属高启、刘基最负盛名。刘基的诗以雄浑奔放见长，而高启则是以爽朗豁达取胜。但是在政治高压之下，他们抒发的也多是个人感慨，较少触及社会现实。至永乐之后，则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在形式上，台阁体追求“雍容典雅”，内容上则多是“颂圣德，歌太平”，除了对其权贵生活的描写，就是大量对当时“圣上”的溢美之词。明中期，弘治、正德年间，是前七子的创作时代，其代表人物是李梦阳和徐祯卿。他们反对台阁体，主张以汉唐诗词为榜样进行诗歌革新，坚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本想通过向汉唐文风学习，振兴时代诗词创作，却不料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明朝中期的嘉靖、隆庆年间，是后七子的创作时代，其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极力否定唐以降的文学创作而对汉唐推崇备至，将明代文学的复古主义推向了极致。前后七子，由于他们敢于向当时的黑暗政治发出挑战，将目光投向了下层人民群众的困苦生活，还是留下了很多佳作，例如何景明的《罗女曲》和王世贞的《老妇赋》，前者描写了一位民间少女青春美丽，后者则是揭露了朝中权贵的卑鄙丑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明朝后期，诗歌创作的主流是以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反对后七子的拟古作风，提倡率性而为，抒写“性灵”。

总体而言，明代诗歌由于当时政治环境所致，其创作成就既不如唐宋，也不如后来的清朝。明朝的诗派众多，观点迥异，思想复杂。(www.xing528.com)

清朝诗歌是古代诗词的辉煌总结，也是经明朝的大落之后的一大起，是中国古代古典诗词创作最后的辉煌。据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所收，就有诗人6100余家，诗歌27000余首，是可以与唐朝、宋朝相提并论的诗歌发展的三大阶段之一。清朝自顺治到康熙，诗歌创作主流因激烈的民族斗争及剧烈的政治变化而导致一改明末暗淡无力的局面，涌现出了大量的诗人与佳作。诗人主体由“遗民诗人”和“贰臣诗人”构成，所以诗歌创作在选材与情感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前期如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后者如“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等。顾炎武的《又酬傅处士次韵》：“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待得汉廷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表达了诗人留恋故国的爱国情怀。吴伟业的《圆圆曲》虽然有着《长恨歌》的痕迹，也不失为“为一代兴亡存照”的佳作，又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再尝试，并成为他的“梅村体”的代表作。他的《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此诗代表性地反映出清初“贰臣”们自愧与矛盾的心理。这一时期尚有号称“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以及苛求“神韵”与“妙语”的王士祯。王士祯是康熙朝的诗坛泰斗，其诗作曾风靡当时，在艺术上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美。例如他的《秋柳》和《秦淮杂诗》等诗，其中既有委婉含蓄的个人感情的抒发，又有对当时歌舞升平的渲染，故既能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又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此外还有与王士祯比肩的朱彝尊及稍后的赵执信。

清朝中期，文字狱大起，士人思想日趋保守，诗人的创作也变得日渐低沉。虽然流派众多，但是佳作极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沈德潜、袁枚和翁方纲。沈德潜重“性情”，袁枚重“性灵”，翁方纲重“神韵”，另有郑燮重“现实”。

如果说清中期的诗歌是宗唐的，则清后期的诗歌则是宗宋的，并由此发展成为了同治以后的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光体”。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揭开了诗歌创作新的一幕。魏源的启蒙思想主要保留在他的《海国图志·叙》和《清朝经世文编·叙》中，在他的800余首诗歌中，有着大量的对时政的反思和对民众艰苦的同情，前者如他的《普陀观潮行》，后者如他的《江南吟》十首。龚自珍曾官至高邮知州，他的革新思想对当时的政治及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面对江河日下、危机四伏的大清王朝，他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创作的启蒙诗推动了诗界革命，成为了开拓诗界新局面的最有力的武器，龚自珍自然也被视为近代诗歌的鼻祖。

明朝的词作要比诗作辉煌的多，而清词又胜于明词。明朝初期，激烈的社会变革激活了词人心中沉睡的激情，战火硝烟给广大百姓造成的生活困苦叩击词人的灵魂，所以明代的词作内容多触及现实，艺术手法上也侧重于激昂深沉。早期代表人物为刘基、高启和杨基等。明中期则有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其中杨慎的词艺术水平最高，他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亦词亦史，其中“说秦汉”一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给人一种苏轼再世的感觉，故杨慎被称作明朝的“词宗”。杨慎在词作不断凋落的历史进程中为清词的回光返照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杨慎的词含蓄蕴藉，这种特点和他的终生被贬、老死而不能回家，以致过着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的生活有关。但是杨慎的词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不代表明朝中期的创作主流。明中期的主流是王世贞。明朝末年，新的社会危机为词人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得这一时期的词作略显一丝生机。尤其是那些反清文人，在以身殉国英雄气概中，把创作词当成了反清信念的高唱，陈子龙即其代表。在创作上，陈子龙特别欣赏南唐李后主和李清照，这是因为他们后期词作所表达出来的亡国痛与陈子龙在感情上有着共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