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的衰落：权利来源与地位

尽管激进师生有效地掌控了1925年12月的那场关于北大使命的讨论,但在保护北大免受舒衡哲所说的“政治暴力的严峻考验”时他们却没那么成功。(90) 27周年纪念会刚刚过去3个月,被鲁迅哀伤地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便到来了:在骇人听闻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有包括3名北大学生在内的47人遇害。(91) 没过多久,段祺瑞下台,张作霖夺取了北京政府的权力,开始了他的恐怖统治。4月底,同北大颇有渊源的记者邵飘萍被处死。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一大批学生领袖被捕。也就是说,正当北伐在广东公开行动时,北京的政治活动家们却被迫转入了地下。陶钝描述了当时压抑的气氛:

武装警察和灰大褂侦缉队也到处活动,捉拿“赤化”分子……北大另外三个宿舍和两个院都安上一个木阁子,有半间屋大小,有一个正对宿舍和学院门的小窗户,经常有人值班监视学生的活动。他们坐在木阁子里边,瞅着每一位出入的学生。那些一口奉天话,穿着阔绰的学生,满口英文飘飘洒洒洋气的学生,他们却不注意,专注意穿着朴素,出入宿舍次数多些,常有人来约一同出去的学生……若是不多日子来几次,他们就更注意了,就会有人追随。(92)

另一名学生川岛写道:“我们在街上走路时最担惊的是背后忽然有人叫你一声某某先生,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就是在景山东街马路上被这样叫了一声,认明正身后捕去的。学校被军警包围、解散,已是常事。”(93)

最初,张作霖并未公然解散北大,而是以恐吓和停拨经费为手段逼迫北大就范。1926年秋,北大的财政实在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水电供应被切断,煤炭公司诉北大索要煤钱。不仅如此,那些校役迟迟拿不到自己的薪水,只好靠晚上出去拉洋车过活。而教授们为了贴补家用也只好四处兼课,因此常常耽误了北大的课程。故而很多教员提出应关闭大学静待财政的好转,他们认为这样对学生才公平。许多教授更是直接停课不教了。(94) 接着,张作霖于1927年夏命令将北大分为文理两科,并入新的“京师大学校”中。该校的教学行政机构十分专制,课程设置也非常反动,许多教授都是官僚政客。原北大的法科合并给了北京法政大学。(95) 北大不仅失掉了主体性,连活力和生气也没有了。学生大批离开,报考的人数也锐减。据陶钝回忆:“革命的青年把希望寄托在广州。学生们要脱离北京的军阀的压迫,纷纷南下。北大学生减员数目很大……沙滩附近使人感到不是那么人来人往的气氛了。”(96)

北京的许多学生都前往上海。多国租界的性质所带来的转圜余地,富裕和世俗所产生的活跃的文化氛围,以及驳杂的人口组成都使得上海在未来的十年里一直是知识分子首选的居住地。当沈雁冰和郑振铎在20年代初前往上海为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为北京的知识分子与上海的出版商之间建立了至关重要的联系。尽管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出版商日益增长的力量感到不满,但更多的人是视之为一个诱人的机遇。(97) 1924年5月《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刊登了一封商务印书馆的来信。该信表明上海的出版商同样视北大为其招聘新人的重要人才库。商务印书馆“拟招致暑期编译员三十人,以曾在国内著名大学本科毕业,精通中英文者为合格”。虽然它并不承担学生们的往返旅费,但供应食宿,且6周服务期满还送津贴一百元。(98) 据20年代中期曾在上海任编辑的陶希圣说,在1919年到1925年之间,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共雇用了200多名学术界人士担任编辑。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份工作的报酬已相当不错。陶希圣每月工资八十银元,足以买下半个昂贵的衣柜了。(99)

在张作霖日益强化的统治之下,许多教授发觉北京已无容身之地。蒋梦麟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就离开了,之后的半年里又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相继离去。而一些留下来的人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已经和北大脱离关系的李大钊。到1927年底,北京大学作为一个人文荟萃政治活跃的中心已不复存在,《语丝》和《现代评论》便都转移到了上海。(100) 许多南下的北京知识分子利用人脉找到了教职,又重新开始学术研究。然而,2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集体出走这一现象正说明了不可能由胸怀天下的“士”来领导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重建。启蒙的声音仍时或有闻,但已明显不如前几年那么响亮。在此后的10年里,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到独裁领袖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压制与疏远。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如此的“愚蠢、狂妄、浅薄和不负责任”以至于他们将带来“亡国”和“灭种”的危险。政府亦视学校为灌输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可以“推崇爱国主义,要求强化国家权力,服从党的纪律和领袖的领导”。(101)

由原北大教授朱家骅参与设计的“党化教育”所带来的思想荒漠并非是五四知识分子地位的唯一威胁。(102) 上海的都市文化也严重分散了他们的精力。这里有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你争我夺,都想占据市场。发生在20年代的精神生活的商业化给中国的思想家们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卖文鬻字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固然使北大的学人们可以挺直腰板面对政府,但同时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开始重视商业的因素。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大众的品味,因为正是普通的上海人和他们的消费习惯在日益决定着近代中国的文化准则、价值与形式。正如叶文心最近所写的:“现代性应是有关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物质变化,而非少数几个精英分子为着一个漂亮的理由而进行的组织动员。”(103) 对于那些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无异于是让他们改弦更张。就在几年前,文学研究会还在大谈“文学为人生”,创造社则在讲“为艺术而艺术”。这些知识分子大多认为流行文化不过是垃圾而已。这种精英主义情结使他们与中国城市读者群日渐脱节。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郑振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种书籍出版,我们以为必有许多人注意的,却等了又等,始终如石沉大海一般并不发生什么影响。”他最感悲痛的是,人们不读好书,却喜欢读些“供消遣的闲书”,而这些闲书毫无文学价值可言,纯粹是为了赚钱。(104) (www.xing528.com)

鲁迅最早觉察到了商业写作与纯粹的智力工作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他也是最先讽刺这种现象的人:

《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但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105)

在这个时候,任何对商业精神的批评往往会伴以对上海的攻击。这座城市的出版商或许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新的生财之路,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独立,但是许多有着五四精英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感觉到,与市场打交道的结果可能是使读书人更加丧失原则。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商业之道与卖淫相同。不然如何解释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社在出版有益社会的文学作品时还会贩售低级庸俗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呢?(106)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京派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与海派文坛的论战。毫无疑问的是,京派在这场论战中确有很多关于文学之哲学的深刻洞见。虽然他们批评上海读者的低级趣味,但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许多最初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起家的作家早就搬到了上海,换言之,那些既是京派又是海派的人已经接受了知识分子为赚钱而写作是合理的这种看法。尽管京派对商业出版嗤之以鼻,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否认,自五四运动以来为市场而出版的理念已多多少少成为知识界(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共识了。

事态之所以会如此发展,也是源于五四运动的肇因便是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一直坚信他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教育中国的大众,去告诉人们究竟哪种新文化才适合他们。而更妙的在于,出版商很乐于将知识分子的这些“指导性意见”广而告之。换言之,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接受,正是因为它在一段时间里帮助实现了他们期盼已久的指导之责,成为了一条新的“布道”之路。

然而,到20年代末,对于那些在北京衰落之时依旧固守兼济天下理想的知识分子而言,对市场的欣然接受却变成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a Faustian bargain)。他们逐渐认识到,市场并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其思想的渠道,更是一个竞技场。驱动它的价值理念不仅与知识分子的不同,更不受他们的控制。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倡导的文化不过是众多文化形式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大众最想买的那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所谓的“京派”——最担忧的并不是他们的版税是否会降低,而是他们是否会失掉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优势地位。看来他们确实失去了这一地位——京派在攻击海派的肤浅粗俗之时,也在哀悼那种以北大为中心的、理性至上的五四式现代性之路的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