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印度泰米尔纳杜邦的坦焦尔县（Tanjore）曾先后出土3枚西汉五铢钱和1枚武帝初年的三铢钱。在坦焦尔西北卡纳塔克邦南部的迈索尔（Mysore）也出土过1枚武帝时期的五铢钱。[13]这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
武帝登基伊始，实际权力掌握在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中，也正值私人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西南地区的蜀商最为活跃。南印度出土的这几枚铜钱应与蜀地的走私商人有关，正好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相印证。
蜀商的足迹和身影出现于南亚的印度，早已引起探险家张骞的注意。张骞出使西域后曾经对武帝汇报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14]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邛竹杖”和“蜀布”究竟何指意见分歧，但对身毒有“蜀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这些“蜀物”之所以能远输身毒，无疑离不开蜀商的参与。
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对唐代岭南和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海陆交通曾经有过系统精辟的论述。岭南、西南地区与印度的交通由来已久，伯希和所考证的路线在汉代之前大都已经形成。岭南和西南两地以中南半岛、缅甸为桥梁，又与印度、罗马帝国发生联系，在两汉时期中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15]实际上，汉末三国时期史家所记载的大秦与中国南方交、益二州的交往路线早已为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所熟知。(www.xing528.com)
云南滇池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墓中曾发掘出大量的海贝。其中，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海贝总数约11万2千余枚，重300余斤。[16]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海贝总数约14万9千余枚，重400余斤。[17]这些贝不产于内地江河湖泊，而产于印度洋或南海的深海之中。
“印度、印度支那、云南一带用贝币，正是成一系统的。云南所用贝也是产于印度洋及印度支那的南海中。”[18]反映出这一时期云南对外交往的频繁。以今天的通航条件来看，萨尔温江（怒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澜沧江）、红河等河流在云南境内，奔流于深山峡谷之中，水流汹涌，险滩密布，不具备通航条件。但这些河流出境以后，进入平原地区，河床宽阔，水流和缓，均可行船。[19]
巴利文《那先比丘经》中记录了弥邻陀王（前125—前95年）与龙军和尚的问答。季羡林先生指出龙军和尚所举的一个例子里说运货的船只最远到达了支那等地，这是印度古代典籍里找到的有关中印海路交通的记载。[20]
正如江应樑先生所指出：“秦汉之时，永昌为通海要道，在交趾、广州尚未成为海上国际商埠时，西亚或南海船只东来的，都在缅甸、暹罗登岸而入云南。”[21]龙军和尚虽没有指明运货的船只是如何到达支那的，但依据当时南方地区的贸易形势，很有可能就是从缅甸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到达云南的。而参与货运的人员之中可能就有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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