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的兴建-元史|修建工程详解

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陞开平府为上都，翌年八月，复诏：“开平府阙廷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因改燕京为中都路，其府号大兴。[596]忽必烈在以皇弟总理漠南时，开府金莲川，筑开平府，这是同他当时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中统践祚，形成与阿里不哥的对抗。忽必烈利用燕京为依托，凭借中原和华北的丰厚人力、物力来与漠北的阿里不哥抗衡，并取得胜利。在新王朝的政治配置上，燕京的地位已越来越重要。并建两都，以开平来联系蒙古宗亲，以燕京来控御丰饶的汉地这一政治设计，似乎是从忽必烈的即位开始，就已经很明确的。[597]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政治的建设，政治的重心又进一步南移，燕京已经开始成为事实上的首都。然中统及至元初，忽必烈住燕京，皆以琼华岛之广寒殿（今北海）为行幄，故至元三年四月，“五山珍御榻成，置琼华岛广寒殿”。四年九月，“作玉殿于广寒殿中”。迟至至元十年三月，《元史》中还有“帝御广寒殿”的记载。1266年十二月，忽必烈正式任命安肃公张柔与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开始了大规模的两都修建工程，而重点却是中都的修建。重凿金口，导卢沟河（今永定河）以漕运西山木石，加紧了迁都燕京的准备。

金元之际，金中都城池宫阙都已遭到极严重的破坏。蒙古风俗，“当一个斡耳朵曾在一个地方安置时，在它搬走以后，只要那里有任何曾经烧过火的痕迹，就没有一个人敢经过它曾经安置过的地点，不管是骑马还是步行”[598]。蒙古人把废弃的古城遗址称之为马兀八里（máubalik），马兀，蒙古语意为坏或恶；八里，突厥语意为城。在亡金宫阙废墟上来重建新宫，在蒙古人是一种禁忌。加上拆迁、供水等诸方面的原因，因此，在新城城址的选择上，忽必烈宁愿彻底抛开金中都的旧址，而在它的东北海子一带旷野上重新建筑新城。有关新城城址的择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都是由号为聪书记的僧子聪（即刘秉忠）总设计的，赵秉温、赵铉助成其事。工程的指挥和组织者除张柔（1266年死，其子弘略代）、段天祐、王庆端、刘思敬、谢仲温、高觿等外，还有色目人野速不花与也黑迭儿等。

至元四年（1267年）初，筑城工程正式开始，进展十分迅速。当年四月，新筑宫城。翌年十月宫城成。至元七年因岁饥而罢散修筑宫城役夫，工程进展稍缓。至元八年又加快进度，始筑大内[599]。二月，“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余人筑宫城”。至元九年二月，明令改中都为大都。五月，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敕修筑都城，凡费悉从官给，毋取诸民，并蠲伐木役夫税赋。”至元十年十月，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至元十一年正月，宫阙告成，忽必烈始御正殿，受百官朝贺。四月，初建东宫。十一月，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至元十三年，城成。至元十八年（1281年）开掘城壕。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所有贵族功臣，都受到一份宅地，多在内城之西，广起第宅。至元二十四年，筑城工程全部告成。至元三十年最后完成了从大都东连通州的通惠河。全部工程从至元四年开始，历时二十六年，始告完成，其规模之浩大罕与伦比，而工程的主要部分却是在元初由疮痍未复的华北人民负担的。在工程最紧张的至元八九年间，全年估计用工不下一百五六十万。这些参加修造的“合用诸色人匠，每年逐旋于随路椿要”。人夫日支工价钞一钱三分，粮盐一分，共计一钱四分。百姓之家，有不能应役者，往往贴钞一钱或一钱有零，顾请民夫代替。凡应征参加筑城工役的夫匠，其在家原应负担的赋税，一般也不予减免，而是由邻里负担。对各种物资及运输车辆，名为和买、和雇，实际上却“行移迁调，有数年不得足其价者”。百姓之负担沉重，可以想见。而其中大都人民的负担，据魏初的报道：“其赋役差科，比之外方更为烦重。每岁除包银、丝料、课程、税粮外，略于总管府各科分取问得：打造石材、般载木植及一切营造等处不下一百五六十万工，和买秆草、烧草又不下数十百万束，料粟不下数十万石，车具不下数千余辆。其余杂细，不能缕数。”[600](www.xing528.com)

为了达到“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的政治效果，新建的大都城，在规模上几乎是亘古空前的。城址坐北朝南，呈一个方整的矩形，南北较长。它的中心点在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岸的中心阁。城周总计两万八千六百米。分设城门十一座。正南居中为丽正门，左为文明门，右为顺承门。东面居中为崇仁门，南为齐化门，北为光熙门。西面居中为和义门，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正北之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皇城在城南而稍偏西，周围约二十里。宫殿主要分大明殿、与延春阁以及东宫三组，前两组分布在从城南丽正门直达钟鼓楼、中心阁的正南北向中轴线上。太液池之西为东宫。城内区划方整，“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601]全城分设五十坊。商业区集中在城中心的钟鼓楼及城西的羊角市一带。太庙在齐化门，社稷坛在平则门。整个的城市与宫廷的设计与陈设，既体现了仪文制度采用汉法，同时又大量保存蒙古风俗，因而显示了蒙汉制度杂糅的特点。

在整体上，所有城池、宫阙、社庙的布置，都一准《周礼·冬官·考工记下》所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设计原则。宫阙的建筑风格与形制以及它们的命名，都本于汉制。城门、坊名都从《易经》命名。[602]但殿庭内的布置与陈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的特色。如大明殿，是皇帝登极、正旦、寿节与朝会的正衙，殿中除设有七宝云龙御榻外，还设皇后座位，两旁则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入门处有木质银里漆瓮一，高一丈七尺，可贮酒五十石。旁置雕像酒桌。又有玉编磬、玉笙、玉箜篌及巨笙等乐器。丹墀之前，又种有一种从漠北引种过来的“誓（或作思）俭草”，“示子孙无忘草地”。这些又都是与汉人王朝的布置不相同的。它同样表明，在大都的兴建设制上，忽必烈也是在改行汉法与沿行祖制上，作过悉心安排与取舍，务使两者各得其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