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中国历史上，饥荒并不罕见。每年，由于水灾、旱灾、地震、风灾等自然灾害而造成粮食歉收，几乎就没有断绝过。但还没有哪一次饥荒有这一次这么严重，夺去这么多生灵。丁戊奇荒，不堪回首。光绪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君主，才刚刚登基，一场伴随着人祸而来的特大天灾，便迎面扑来。1876—18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特大灾荒，是用“丁戊奇荒”这样骇人的字眼载入史册的。饥荒夺去了1000万人的生命，高居世界文明史上饥荒死亡人数排行榜的榜首。
“丁戊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年，农历丙子年），止于光绪四年（1878年，农历戊寅年），持续了三年，尤以光绪三年（1877年，农历丁丑）和光绪四年最为严重，所以，史学家们把用两年的天干“丁”“戊”合称来命名这次饥荒。
这三年正是外国列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正是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捻军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失败之后，清政府所谓“同光中兴”的开始阶段。就在这时，年幼的光绪皇帝载湉继承了皇位。
这场大灾荒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荒之一，灾害极其严重，对当时整个社会生活和以后历史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1873年开始，北方五省，即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和陕西降雨量就很少，有些地区几乎就没有下过雨。1875年的冬天，清廷下发诏令，在各大祭坛中举行专门的祈雨仪式，就连只有8岁的光绪皇帝也亲自参加。
1876年春夏两季，南方沿海各省由于雨量过多而遭到水灾，广东、福建两省最为严重。同时，长江以北各省普遍干旱，日甚一日的干旱使各地的庙宇中都挤满了求雨的人，到6月份，农田里的高粱、棉花只有两寸来高，从天津起程沿运河行500里到山东德州，沿途麦田颗粒无收，昔日一望无际的农田只剩下黄土一片，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在这些受灾的省份中，灾情较轻地区的收成也不足正常年份的三成，大部分地区夏秋两收完全受到破坏。
无奈之下，山东济宁府的知府甚至采用了罕见的祈雨办法。他下令所有的人不得吃肉，并让人在他的脖子上、手腕上和脚上套上铁链，穿过全城去龙王庙求雨。在知府身后，人们自觉地跟随着，按照当地传统的求雨习俗，身上都戴着柳叶枝条编成的枝环。
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疯狂地、虔诚地祈祷，雨还是没有下，土地都焦裂了，庄稼颗粒无收。次年，即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更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发生蝗灾、雹灾和传染病等灾情。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直隶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1876年就有181个县受灾，1877年为274个县，1878年达285个县。
这场特大灾害，受灾最严重的是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区的水旱灾害和广东、福建的水灾，南方其他地区和长城以北还获得了较好收成。在这连续三年大灾荒里，受到天灾严重袭击的饥民达2亿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达1000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荒于外地的人数达到2000万人以上。仅山西一省的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
在当时的官员、学者和报界记者的笔下，整个灾区呈现一片凄惨景象：
1.山西
1877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政府奏报：“山西省连年遭遇旱灾和饥荒，……赤地千里，饥民数量多达五六百万人”。“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很多百姓被迫掘取观音白泥来充饥，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过不几天，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我询问山西的父老，大家都说这是二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特大灾荒”。
学者王锡纶在《丁戊奇荒记》中写道：“山西无处不旱，受灾极重者八十余县，饿死者十五六，有的村庄竟然全部死绝。”
清政府派往山西赈济的钦差大臣阎敬铭在报告中说：“我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都是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满了道路，绕车而过的都是残喘呼救的灾民。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
在《申报》上刊登的一份《山西饥民单》中，记载了骇人听闻的灾时惨景。“灵石县三家村92家……全家饿死72家；圪老村70家，全家饿死者60多家；郑家庄50家全绝了；孔家庄6家，全家饿死者5家。汾西县伏珠村360家，饿死1000多人，全家饿死者100多家。霍州上乐平420家……全家饿死者80家；成庄230家……全家饿死者60家；李庄130家，全家饿死者29家；刘家庄95家，饿死180人，全家饿死者20家……”
《万国公报》称，受灾地区百物皆无，官民储备都已食尽，于是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石粉，甚至是人吃人，为了摆脱饥饿，人们用尽一切手段，但仍免不了饿死在家中、路边。山西许多地区的灾民连树皮、野草都吃完了，只好把石子磨成粉，充当食物，许多人就是因为吃了这种东西而活活胀死。此时，所有可以充饥的东西消耗殆尽，人肉成了最后的食物了，以至于前往山西稽查灾情的官员把晋阳称为鬼国，在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已消瘦得没有人形的男男女女，听到的都是哀嚎求救之声。
2.河南
自明清以后河南就是饥荒高发地区，在这次饥荒中也是受灾最重的省份之一。最先受到饥荒冲击的是原本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在正常年份也只能勉强糊口，略有灾荒就四散流离，而碰上这样的大灾，他们除了在逃荒的漫漫长途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之外几乎无路可寻。中产之家在这次饥荒中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饥荒刚刚开始时，他们依靠平日积蓄的家产和粮食度日，但随着干旱的持续和粮价的迅速上涨，他们坐吃山空，只好加入逃难的队伍。
当时的一篇新闻通讯记录了河南连绵不断的逃荒队伍，尤其是在灵宝一带，由于逃荒中许多人都因饥饿而死，尸体堆积在路上，以至于堵塞交通。省城开封因为设有粥厂，大批难民就聚在这里，等待着每天一碗稀粥，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口粮，许多人甚至挤死在粥厂门口。到了冬季情况迅速恶化，大量饥民饥寒交迫，冻饿而死的饥民不计其数，政府只好挖一个大坑，将尸体堆在其中，草草了事。
1877年12月7日《申报》登载：“今岁豫省之灾，亦不减于山右（指山西），……灾黎数百万，几有易子析骸之惨。”次年，官员袁保恒在奏议中说：河南“成灾七十二处（县）之多，通省核计，已十分之七。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3.直隶(www.xing528.com)
河北省从1878年延续到次年九月的荒旱，使保定以西，河间以南都成为重灾区。春天里，百姓还能到野外去采集苜蓿、榆叶、榆皮，勉强充饥。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灾民们只能吃到槐树叶和柳树叶。到夏秋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吃了。根据当地官员估计，一个村庄有一半的居民一年都吃不到谷子；被迫流亡逃荒的，十家中就有三家。运河官道之旁，到处是倒毙饥民的尸体。
奉旨到河间赈灾的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年青（轻）的人们被出卖，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儿童样子最为可怕了——只剩下枯干的皮包骨头，肚子膨胀（他们的食物是杂草和树皮），面色青黝，两眼发直。”有些人“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下”。
4.陕西
《申报》于1877年10月3日登载：“秦中自去年立夏节后，数月不雨，秋苗颗粒无收。至今岁五月，为收割夏粮之期，又仅十成之一。至六七月又旱，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粮价又陡至十倍以上。”
只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到那幅重灾区凄惨绝顶的图景了。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文明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国迅速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丁戊奇荒，给我们带来了怎么样的历史教训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场特大灾荒呢？
这次大天灾首先是自然现象的反常引起的。北方经常出现旱情，但连续三年大面积的奇旱还是罕见的。然而，天灾又恰恰是和人祸相伴随，“丁戊奇荒”严重到如此程度，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的恶果。农民极端贫困，不可能有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反动统治者只知搜刮掠夺，并不关心防灾抗灾的建设，乱伐森林，水土流失，水利长期失修，这就极大地加重了自然灾害。
就河北省来说，由于对海河的治理基本荒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和南运河五大河，再加上五大河的十余支流，原有的闸门、堤坝，无一不坏；行洪区和蓄洪区，无一不淤塞，加重了旱灾的破坏力。当时有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指出：“今河道日迁，水利不讲，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民间耕播至无所施。”
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面对千年罕见的饥荒，荒唐地认为救灾的首要原则是诚心向上苍祈祷。于是，从上到下，各地官府把烧香祈雨、设坛祷告这些愚昧活动作为“第一要务”，用来自欺欺人。虽然也采取开仓平粜，设立粥厂，以工代赈，捐廉（停俸、减俸）救荒，捐输（卖官）赈灾，收买蝻子（蝗虫）等若干措施，但收效甚小。
实际上，清政府更注意的是灾荒影响税收，并不关心广大灾民的死活。为了多征二十倍的田赋，竟开始允许华北农民种植鸦片。这次灾情最重的山西、陕西，都是种植鸦片很多的省份。1877年山西省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有60万亩好地种鸦片，占九分之一强。鸦片并没有给当地人们带来财富，相反，因为很多农民在种植罂粟的同时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不仅损伤了体质，而且耗尽了他们唯一的一点财产。难怪山西巡抚曾国荃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渐耗尽，突然遇到荒年，只能手足无措。”继任山西巡抚的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在中央，户部官员们为了每年额外得到三万两所谓“饭银”，一再拒绝御史们“暂停以粮酿酒”的要求。而当时仅直隶一省每年酿酒就消耗粮食几百万石。
清朝皇室面对严重灾情，仍以“已有定例”为名，不肯缩减宫廷的庞大开支，继续筹巨款大修西太后的颐养宫殿，修建同治皇帝皇后的陵寝，还向各地采办各种奢侈品。一些正直的官员对此多次谏阻，都遭到“著毋庸议”的严词拒绝，甚至“传旨申斥”。
灾民身陷绝境，纷纷倒毙，而封建官僚们仍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根据史书记载，礼部尚书恩承奉旨去四川办事，由晋陕灾区过境，地方政府“虽人夫死亡，车马倒毙，仍百计备支，不敢缺少”，可是这位尚书大人“行至山西境，每处常带轿夫，杂费折合数万钱；门包零费，银数百十两；酒席折价外，又用燕菜烧烤及海菜多桌；大车轿车四十余辆，驿马民马六十余匹。合计一日尖宿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百两”，仍不满足，竟然“需索杂费，闹至县署”！
饥荒是人民的灾难，又是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的良机，当时有所谓“一歉等三收”的说法。地主豪绅借机兼并土地；贪官克扣赈灾的钱粮；高利贷者“越境放债，贱买地亩”；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致使粮价暴涨数倍、十几倍都不止。还有一些丧尽天良的人竟然趁着灾民危难之机，与人贩子勾结起来，大批贩卖人口，仅山西灵丘县县衙的登记簿上，就记录着该县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
当时各省也没有统筹全局、互相协作、支援灾区的风格。河南当局曾得到朝廷允许，向产米多的江苏省请求借几万石义仓陈米。江苏的官绅们经过反复筹议之后，答以“万难借拨”，仅仅拿出二万两银子捐款，搪塞了事。
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自然不会放弃利用中国人民的这次灾难，进行侵略活动。灾情发生后，他们大肆活动，不仅通过外国教堂贱买土地，拐骗人口，并且各国利用清政府国库涸竭，力图向它借贷，以便充当大债主，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同时，外国侵略势力开始将洋米洋面倾销中国。1867年我国始有洋米进口的记载，“丁戊奇荒”时，洋米进口已达到一百万公担，价值160万两白银。不久面粉也开始大量进口了。中国是世界上产粮最多的农业大国，但从此，粮食进口却越来越多，到1933年已达到3500万公担以上。显然，光绪三、四年的这场大灾荒，是粮食由出口转为大量进口的关键。
由于大灾荒使农产品和有关原料出口减少，而粮食和其他商品进口大量增加，中外贸易发生了新的变化。“丁戊奇荒”之前，我国出口远多于进口，出超达一千余万两；大灾荒改变了中外贸易状况，出口锐减，进口增加，入超近一千万两，灾荒前后呈鲜明的对比。
在天灾人祸的巨大压力下，灾民不得不起而反抗。陕西灾民抢粮活动和举起“饥饿难当”大旗的民变，就是这种反抗斗争。这类斗争在各地都不断发生。但是，“丁戊奇荒”并没有促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由于饥荒奇重，上千万人口死亡，活着的灾民不得不四处逃荒。皖北灾民逃向扬州一带，山西、陕西灾民逃向西北蒙古，山东、河北等地灾民大量去东北逃荒。据《申报》记载，1876年9月仅由山东到辽宁海城牛庄的难民，一天就超过八千人。关外移民的高潮就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灾民冲破清政府的封禁，大批逃到边疆地区。一方面这对边区开垦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灾区恢复生产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大灾过后十年，一名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巴格纳尔在其给教会的报告中还这样写道：“山西省自1877年大饥荒以后，尚未完全复原。有些县份的若干乡村，只有一户至二十户人家；而过去曾经有过几十户人家住在自己的家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