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逆书案：三千年文祸详解

清初影响最大的诬告反坐事件是南北“逆书”案。二案前后相接，起于同一部“逆书”，即《启祯集》。

清初，原明太仆寺丞华亭人（一作长洲人）陈济生搜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凡307人之诗，仿时贤钱谦益《列朝诗集》体例，每家各选录若干诗篇，辑为《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随选随刻，今存初集8卷，续集2卷）。缀以作者小传，借诗存人，选人立传，也有有传无诗，有诗无传的。通常称为《启祯集》或《启祯诗选》。因其中多载忠臣义士、硕德名贤、高士幽人，故又被称为《忠义录》或《忠节录》。顺治中，陈济生亡故。

庄氏史案发生后，苏州奸徒沈天甫、吕中、夏麟奇等人从吴之荣的得志受到启发，于是挟《启祯集》部分有“悖逆”文字的诗卷，如称入关前的清朝为“东国”、为“虎穴”，称南明福王朝廷所在地为“行在”、为“福京”，以及哀悼崇祯帝、思念亡明的字句等，计2卷316页，涉及作者170余人，指为“逆书”，设谋敲诈。“逆诗”卷前有已故明大学士吴甡等6人所题之序（或云诸序系沈天甫等人伪造），于是夏麟奇携书入京，敲诈吴甡之子内阁中书吴元莱，索银2000两。当时清廷为了收买人心笼络士大夫，已有意松弛文字狱罗网，遏止告讦之风。吴元莱利用这一时机，且明知父死别无对证，便坚认序文出于伪造，并向巡城御史出首控告。法司拘讯沈天甫等，认定为撰“逆诗”敲诈诬陷。康熙六年（1667）四月，清廷依律将沈天甫、吕中、夏麟奇处死，“逆诗”涉及者概不究问。

以上便是南“逆书”案。害人者反受其害，真是大快人心。当时御史田六善上疏说奸人告讦借口，“于南人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北人不曰‘于七党’，则日‘逃人’”⑤，请求平反冤狱，遏止告讦之风，清廷准奏。沈天甫诸奸不识时务，死有余辜。

次年又有北“逆书”案，首告姜元衡也不得好死。

姜元衡是山东即墨人，顺治进士，为翰林官，后辞职还乡养亲。他原姓黄，祖父黄宽是本县巨绅黄培家中仆人。黄培仕明官至锦衣卫指挥佥事迁提督街道（一作锦衣卫指挥使），清初隐居。姜元衡忌恨黄家，想推翻主仆名分，洗刷数世之辱，于康熙五年（1666）六月告发黄培及其兄弟子侄共14人作“逆诗”诽谤本朝。黄家力辩，案件数年未决。(www.xing528.com)

康熙七年（1668），姜元衡从沈天甫案受到启发，删改《启祯集》，得120余页，且与黄家“逆诗”《十二君唱和诗并序跋》牵合一处，再度向本省巡、按出首，说是黄家所藏，江南名儒顾炎武搜辑发刻。《启祯集》辑者陈济生是顾炎武姊婿，说顾炎武参与其事，似乎也合乎情理（今有论者认为顾炎武不无参预其事的可能）。“逆书”中有黄培叔父明未御史黄宗昌的一篇小传，文中写传主于明亡后“家居二年，握发以终”，被指为抗拒剃发的证据。又有明末推官顾咸正（顾炎武族叔）的一篇小传，写传主与顾炎武交游，殁后顾炎武为他作《事状》，因此指为顾炎武辑刻“逆书”的证据。姜元衡甚至联系上年的沈天甫案，诬称南北“通逆”，牵连达300余人，企图兴一场大狱。山东当局不敢怠慢，当即将一干人传集济南审讯。顾炎武字宁人，江南昆山人，当时寓居京师某寺院，闻讯赴济南投案。审讯中他利用控方的破绽，据理力争，揭穿姜元衡的卑鄙伎俩。知交朱彝尊、李因笃等人也亲赴济南为顾炎武周旋，展开营救活动并获得成功。官府最终查明姜元衡挟嫌诬告的真相。原来顾炎武曾在山东章丘等地寓居，置有田产，与当地富室谢长吉发生债务和田产纠纷，谢长吉遂挑唆姜元衡出面告讦。姜元衡则妄想一箭双雕：既为自己报黄家之仇，又为谢长吉报顾炎武之仇。同年九月案件了结，山东当局请准诛首告姜元衡，顾炎武等20余人无辜释放。然而黄培仍于次年四月被处死，黄家14人“逆诗”案似乎仍作另案处理⑥（参《清诗纪事初编》卷八李因笃）。

《启祯集》案之先，顾炎武在原籍曾被仇人买通家仆陆恩诬告他“通海”。松江府查明真相，免予追究。顾炎武却又因沉杀陆恩，被陆恩婿家贿通官府私刑拘拷，得友人营救脱难，从此远游不归。

总之，顺康之际告讦蜂起，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物往往成为奸人诬陷的目标。“声名转大忧方始，文网多繁梦未安”，明末大学士黄景昉的这两句诗，表达了一代故老遗民的颤抖心音，而“险莫过于谈论，危莫过于弄笔”（见傅山《鬼谷子要语》），则是当时人的亲身体验。历南北“逆书”案风波，后恐症使得此诗集再无人敢收藏，故流传绝少。20世纪初上海发现一残本，经陈乃乾抄补，才较完善。后又发现常熟赵氏旧山楼藏本，内容各有不同。中华书局于1958年参补二本而影印，才稍完善，后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

圣祖亲政以后，治风转变，文字告讦之风方趋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