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文祸》第3版：小说戏曲与文祸的姻缘

唐宋以来，小说、戏曲渐次兴起，与之有关的文祸事件也相继产生。晚唐“牛李”党争正酣之时，李德裕门人韦瑾假托牛僧孺之名作传奇小说《周秦行纪》，故意在文中编造许多“大逆不道”的言词内容。例如唐德宗系沈后所生，小说中便写杨贵妃称唐德宗为“沈婆儿”。又借王昭君在匈奴改嫁之事，影射沈后在安史之乱中两度失身于胡人等。李德裕附论一篇，极力丑诋甚至引谶语证牛僧孺有异志，想借机置政敌于死地。但未能得逞。这篇小说似乎没有造成多大影响，牛僧孺未作申辩。唐文宗读罢也只是一笑了之，那时没有兴文字狱的风气。

在北宋，有魏泰撰小说《碧云》诋毁庆历以下诸名公巨卿，署名假托当时名士梅尧臣。又赵弼作《钟离叟传》讥刺王安石，传文收入其《效颦集》中。在南宋，有权相史浩使门客作南戏剧本《荆钗记》贬毁名臣王十朋，以报复王十朋对他的弹劾。这些事件都没有酿成文字祸案。

明代小说、戏曲全面繁荣，统治者的干涉也很严重。明初杂剧流行，太祖、成祖都把它看作关系教化的大事，特别强调不许亵渎帝王圣贤。洪武六年（1373），明令禁止各地戏班扮演帝王圣贤和忠臣义士，大概认为凡扮演便是亵渎。永乐九年（1411）应给事中曹润的奏请，明廷出榜申禁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和驾头杂剧，限定五日之内将这类书籍交官府烧毁，如再有收藏者，全家抄斩（见《客座赘语》）。

禁令颁行，戏班子就得格外小心。有一部元代传下来的杂剧《朱买臣风雪渔樵记》，敷演汉代朱买臣夫妻因家贫离异故事，内容虽不犯禁，但“朱买臣”之名有讽刺朱元璋出卖（诛杀）功臣之嫌。明初内府班子上演这个剧目时，便把朱买臣之名改为“王鼎臣”。

小说方面也有禁令。英宗正统七年（1442），经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建议，礼部行文令各地禁毁荒诞怪异的流行小说，如瞿佑《剪灯新话》之类。崇祯十五年（1642），明王朝亡在旦夕，犹颁旨禁毁《水浒传》，山东等地特为此大悬告示。统治者妄想用禁毁“诲盗”小说的办法遏制势如燎原的“盗贼”。

以上关于戏曲、小说的禁令未见犯禁得祸的记载。至于利用小说、戏曲进行讽刺以报复怨隙的，士大夫中时有发生，其事多见于中晚明，但未必皆成祸难。例如成化时翰林检讨钱溥因长久不获升迁，撰小说《秃妇传》讽刺吏部尚书商辂。又正德间马中锡作小说《中山狼传》、康海作杂剧《中山狼》讽刺名士李梦阳③，王九思作杂剧《杜甫游春》讽刺大学士李东阳等人④。又万历间大学士申时行与同僚王锡爵构隙，王家门客作传奇剧《玉蜻蜓》诋毁申时行，申家门客作传奇剧《红梨记》诋毁王锡爵。又万历间江西南城举人郑之文与吴兆作传奇剧《白练裙》，描绘名士屠隆、王稚登狎妓丑态，以报私怨。又万历间汤显祖作传奇《牡丹亭》，剧中腐儒陈最良据说影射大名士陈继儒⑤。又崇祯间阮大铖作传奇《燕子笺》，剧中假状元鲜于佶据说影射万历末年舞弊取中的沈同和。以上事件都没有酿成笔祸，仅《白练裙》被官府毁版（一说剧本仅成一半便被禁毁）。

小说戏曲造成祸案的大多有复杂的党争背景，作者的目的不仅是讽刺，而且是陷害。如成化时大学士刘珝与同僚万安相倾，刘珝之子刘镃狎妓贪杯，好事者赵宾作剧本《刘公子曲》为嘲戏，万安便使人在剧中增加有损刘珝父子的内容，然后杂在教坊院本中呈进，致使宪宗罢免刘珝。

又如崇祯间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为奸相温体仁所忌恨，温体仁党羽陆完学、许曦等人便捏造事实诋毁郑鄤，说郑鄤“惑父披剃，迫父杖母”，“奸媳、奸妹”等。他们把这些材料串编成秽恶小说《放郑小史》、《大英雄传》等，以此败坏郑鄤名声，激怒崇祯帝。这一着果然奏效，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已经受孙文豸案连累而削籍（详前文）的郑鄤被磔死。《明季北略》等载，郑鄤被凌迟碎剐3600刀，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肉一条条地出售，零肉京师药肆中竞卖之，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指北京街市），以至于时人叹曰：“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的确，“自来名士，取祸之酷，无过峚阳”（李慈铭语，见《越缦堂孟学斋日记》）。

谢国桢说，郑受剐在先，小说作于清初（见《增订晚明史籍考》），因小说直接引发之说未必确凿。但可肯定是郑案与后述熊案均有党争背景。郑鄤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就因直斥魏忠贤被贬秩外遣；天启五年，魏忠贤借熊廷弼案罗织杨涟、左光斗等人下诏狱致死，郑鄤作《黄芝歌》，讥刺魏忠贤，又因恼怒阉党而隐遁。魏忠贤垮台后，郑鄤三度入京，再与魏党温体仁发生冲突，温下了狠心置之死地。虽刑部尚书冯英等坚持郑鄤罪不至死，崇祯十年二月底，温体仁硬是指使人将郑移送“诏狱”，锻炼成必死之案。

以上两案是自撰作品致人于祸之例。另一情况是利用对方或第三者的作品致人于祸。天启问，兵部尚书熊廷弼经略辽东抗御清军，因战事失利而罢职。魏忠贤及“阉党”大学士冯铨落井下石，诬熊廷弼掩罪饰功，拿坊刻小说《辽东传》作证。《辽东传》是一部章回体小说，大旨颂扬熊廷弼之功，作者佚名。书中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回，描写冯铨父子当初从辽东战场狼狈南逃情状。冯铨（或云他人）奏进此书，熹宗不作甄别，竟将熊廷弼斩首弃市，首级传示辽东等“九边”⑥。时为天启五年（1625）八月。崇祯二年（1629）大学士韩为熊廷弼讼冤，称熊廷弼敌党“刊书惑众，借题曲杀”，即指《辽东传》事。

崇祯初年，宦官四出横征暴敛，百姓怨苦。浙江乐清人陈一球上书为民请命。宦官怒，诬陈一球所著《悟空编》（似是小说）为“左道”，所作传奇剧《蝴蝶梦》（演庄周事）为“谤书”，致陈一球谪戍。

复社文人攻击政敌，也从对方的通俗作品中寻找把柄。《留都防乱公揭》中就揭发阮大铖所作传奇剧“诽谤当朝，讥刺当世”，摘举《牟尼合》、《春灯谜》等剧本中的词句作证据。复社文人自身则受传奇剧《绿牡丹》讽刺，酿成一场风波。事情起于八股范文的评选活动。

晚明士人热衷科举却不下苦功，试前揣摩几篇“程文”，临场依样画葫芦，幸运者便能够骗取功名。于是评选和刻印八股文范本（程墨、房稿等）就成为名士和书坊老板的兴隆事业，复社领袖张溥、张采等人便是靠评选八股文成名的。他们以此为联络手段，徒众越聚越多，声势越闹越大，深为当局所忌。于是奸相温体仁之弟温育仁雇宜兴文士吴炳撰传奇剧《绿牡丹》，描绘八股文选家的丑态，以讽刺复社名士。

剧本刊出后，复社诸子被激怒了。当时正值复社盟友黎元宽出任浙江学政，张溥、张采亲赴杭州煽动他为复社报仇。于是黎元宽下令通省禁毁《绿牡丹》，并追究作者及刊印发卖之人，为此逮捕了温体仁、温育仁二家的一些人（温家在浙江乌程）。温体仁则唆使推官周之夔作《复社或问》向复社发难，企图兴一场大狱。温体仁死后，还有人托名徐怀丹作《复社十大罪檄》，指责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控告二张犯有“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十条大罪。所幸朝中有人为复社说话，事情得以平息。崇祯十五年（1642），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

晚明小说戏曲有两起兴讼事件，均与赋闲官僚有关。一起是《黑白传》案，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规模甚大。当时大吏董其昌告假在籍，其人一生宦业、书艺著称天下，晚来却因家风不肃，亏损名德。其第二子董祖常性情暴戾，尤为乡人痛恨。董家在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居近龙门寺。同郡诸生陆绍芬，家有一仆生女有殊色，董祖常想买为妾而不遂，竟强劫而去（一说董其昌老而渔色，强劫而去）。陆绍芬愤极，遍告县中绅耆，图谋报复，经众人劝解而罢。有好事者以此事为题材，作小说《黑白传》，第一回标题云：“白公子直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董其昌号思白，书中“白公子”影射董祖常；陆绍芬生就面黑，“黑秀才”即是其化身。小说流行后，人们议论传笑。董其昌极为恼怒，寻思报复而不得其主，怀疑是同里书生范某所为，时时加以责难。范某不堪忍受，又无以自白，便到城隍庙中对神起誓以表无辜。不数日，范某暴病死。其母认定是董家逼死，率仆妇登董家之门泼骂，董祖常竟命仆人捉下诸妇剥去衣裙毒打。时人多为范家抱不平，范某之子于是召聚朋类向知府提出控诉。知府碍于董家情面，拖延不决。众书生怒气难平，放火焚烧董宅，捣毁董其昌为衙宇寺院题写的匾额。携家避居湖州的董其昌申报官府，提学使王以宁命华亭教谕吴之甲严办。吴之甲刚正不阿，仅将倡首闹事的郁伯绅削除功名，其余不究。

又一起是《双真记》案，发生在崇祯年间。天启时东乡（似为四川东乡，即今宣汉）人朱云莱依附魏忠贤，官至太常。魏忠贤败，朱云莱废居家中，声伎自娱，士类不齿。同乡张所望官至布政使（似已致仕），与子张次璧都爱好戏曲。张次璧作《双真记》传奇讽刺朱云莱。剧中生角名京兆，字敞卿，为作者自寓。旦角名惠元霜，净角名佟遗万。“佟”与“东”谐音，影射东乡县名，“遗万”取遗臭万年之意。剧本印行后，朱云莱大怨恨，向官府控诉张次璧诽谤之罪。张所望为子辩护，两造各不相让。后经大名士陈继儒调解，将剧本印版销毁而罢。(www.xing528.com)

总之，在中晚明，人们用小说戏曲作影射讽刺乃至陷害，各种情况都有，简直是一场不择手段的混战（有的有党争背景，如郑、熊、吴案）。这场混战不管谁是谁非、谁输谁赢，对于小说戏曲本身而言都是灾难。而且风气既成，即使无所影射讽刺的作品也被人猜疑，以致人们“每观一剧，必问所指何人”（李渔《闲情偶寄》）。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明末清初杰出的戏曲理论家李渔在其名著《闲情偶寄·词曲部》中，第一条告诫便是“戒讽刺”。他深有感慨地写道：

武人之刀，文士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尽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然笔能杀人，犹有或知之者，至笔之杀人较刀之杀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则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请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于刑人之际。杀之与剐，同是一死，而轻重别焉者，以杀止一刀，为时不久，头落而事毕矣。剐必数十百刀，为时必经数刻，死而不死，痛而复痛，求为头落事毕而不可得者，只在久与暂之分耳。然则笔之杀人，其为痛也，岂止数刻而已哉！

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识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后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报仇泄怨。心之所喜者，处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变以净丑之形。且举千百年未闻之丑行，幻设而加于一人之身，使梨园习而传之，几为定案，虽有孝子慈孙，不能改也。噫！岂千古文章止为杀人而设，一生诵读徒备行凶造孽之需乎？苍颉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

他恳劝传奇作者“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并用自己刊印传奇的一通誓词表明心迹，现身说法，为天下倡。

文人劝诫，作用毕竟有限。李渔深恶痛绝的传奇讽刺之作，清初犹未绝种。有几起影响较大的事件：叶时章作《琥珀匙》讽刺“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内有救世菩提”的世道，致下狱濒死。尤侗作《钧天乐》讽刺顺治十四年顺天乡试徇私之弊，从而引发一桩科场大案。孔尚任作《通天榜》讽刺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徇私案，致被斥逐，其作品主题都是可取的，得祸的作者值得同情。洪昇以《长生殿》演于孝懿皇后丧期，被斥革太学生，别有党争背景（详《清初纪事初编》卷七“洪”），但剧本未禁。《长生殿》影射董妃事，别无讥刺，赵执信也连累被谴，终身落拓。有绝句云：“牢落周郎发兴新，管弦闲对自由身，早知才地宜江海，不道清歌误却人”，朱彝尊酬洪昇诗云：“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又明苏州出状元宰相申时行，至乾隆中，申家仇人匿名撰弹词长篇《玉蜻蜓》，据说影射申时行为尼姑私生子，申家控告。嘉庆十四年，苏州府悬告示禁唱，艺人改头换面为《芙蓉洞》继续弹唱。同治七年，巡抚丁日昌再下禁令，然无效。光绪中，申家再控，苏州府下令城里禁唱，城外不禁，然亦无效。民国中又两度下禁令（据吴仁安《明清江南科名和著姓望族》）。小说中的影射讽刺之作在清代也未绝迹，名著《儒林外史》便是典型。当然，《儒林外史》不可与一般的报怨之作相提并论。总之，文字狱繁兴的清代，利用小说戏曲作影射讽刺的现象不及明代中后期。

【注释】

①此案据《明史·万传附刘铎》及赖良鸣《吉州人文纪略》。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参阅查继佐《罪惟录·刘铎传》及刘若愚《酌中志》、李清《杌闲评》。据《明史·张可大传》，赋诗者为南京锦衣卫知事欧阳晖，刘铎不过是写成诗扇而已。

《杌闲评》所述缘由与其他书记载有同有异。书云：魏忠贤用计激恼冯铨，杀了熊经略廷弼，刘铎认为熊有存辽之功，愤愤不已，遂作诗吊之。几天后，刘公在京相好的僧人了明来访，刘公馈物内中有一柄真金扇子，上写着前日吊熊经略诗并书名。偶然一日，有个施主周老三来请了明念经，了明拿扇显摆，扇子被周老三拿去。周路遇表弟锦衣卫杨寰的长班陈情，见扇及诗，嗅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对周说：熊经略是东厂魏爷所恼的人，今刘知府作诗吊他，是与魏爷作对，遂游说周与之一同告发，刘铎因此下狱。据说，扬州合城百姓感刘铎恩泽，要进京保留他，扶老携幼不止二三千人。又有盐商等，因他加意惠商，各出盘费助他。随他到京的百姓，在通政司上民本，说刘铎为官清廉，欲保留再治扬州，且在各官里递揭帖。魏迫于压力，止将刘发在锦衣卫打了一顿，送到刑部寄监，拿他代熊廷弼钻刺问罪。

在狱中，因替嘉靖皇帝之女宣宁长公主的儿子、原任锦衣卫指挥李充恩说了些抱不平的话，被忠贤缉事探听到，魏忠贤大怒，吩咐厂卫各官校，再访他的不法之事，决意置他死地。碰上刘铎让家人刘福措置得250两银子来京敷用，被京城内外巡捕张体乾指使的赵三诈去。张体乾怕事情暴露，设计谎称刘铎差了家人刘福持银250两，同他亲戚彭文炳、曾云龙、辛云买嘱一个叫方景阳的人画符，要咒杀魏爷。于是刘铎嗔恨厂臣，画符魇魅厂臣，希图致死的冤情又坐实。有票旨：刘铎贿嘱妖人，诅咒大臣，拟绞。魏忠贤不满，说刘铎左道为妖，罪仅拟绞过轻，法司改“合依卑幼谋杀尊长，律拟斩，监候”，魏还不解恨，最后刘铎与曾云龙、彭文炳、刘福等，着即处斩；辛云加恩从宽遣戍；方景阳虽已监毙，仍着戮尸。

②据《明史·李梦阳传》，弘治问号称“十才子”的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号称“七才子”的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又称“前七子”。嘉靖时期有“后七子”，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见《明史·李攀龙传》。此外还有“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可参阅《明史·王世贞传》。又据《明史·徐祯卿传》，徐氏早年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四人都是苏州府人氏，因号“吴中四才子”。此类标榜之称，明代特多（参阅谢苍霖《绰号异称辞典》），是士风浮嚣的表现。

③正德间，户部郎中李梦阳忤刘瑾而下狱。翰林修撰康海凭借与刘瑾同乡之谊为李梦阳关说，使之得释。后刘瑾被诛，康海坐党附罪逐归。这时李梦阳没有替康海说话，反而站在逐康的一边，因此被人们视为忘恩负义，有人认为马中锡、康海的作品便是讽刺李梦阳的。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当时以“中山狼”为题材的小说和杂剧也不止马、康所作二种（参阅王士祯《池北偶谈》、蒋维枢《玉剑尊闻》）。

④正德间，翰林检讨王九思与刘瑾同乡，受到刘瑾照顾。刘瑾被诛，王九思坐党附罪罢归，怨愤中作杂剧《杜甫游春》讽刺执政，据说剧中李林甫、杨国忠、贾婆婆分别影射当朝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贾。嘉靖中，有人提议起用王九思，反对者以《杜甫游春》为口实，于是作罢。参阅查继佐《罪惟录·王九思传》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

⑤陈继儒是晚明著名的布衣学者，松江华亭人。据说他经常出入阁臣王锡爵家（在太仓），与王锡爵之子王衡相好。有一回汤显祖在陈继儒家做客，陈家刚完工一座厅堂，主人轻视汤显祖年少，故意请他题写匾额。汤显祖从《诗经》“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见《陈风·衡门》）句中截取“可以栖迟”四字题写，暗刺陈继儒趋附权门，常在“衡门之下”（王衡门下）。陈继儒怀恨于心，便经常说汤显祖的坏话，致使汤显祖科举受挫。汤显祖以怨报怨，借《牡丹亭》人物陈最良作影射讽刺。清人笔记甚至说汤显祖因编《牡丹亭》剧“口孽深重，罪干阴谴”，死后打入阿鼻地狱（参阅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

⑥明代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九处军事重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