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明夷待访录》，促进湖南风气扭转

如果单从思想领域分析，维护君权、反对革命的“湘军时代”^[18]理学复兴，相对于乾嘉时代而言，固然要开化了许多，但比之于维新时代，就显得保守多了。如果说湖南风气发生显著变化，除甲午海战的失败为一大契机，曾激起了士人的觉醒外，真正导致湖南士人观念转变的当属“谭嗣同等一班人”鼓吹与传播《明夷待访录》始，而非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船山遗书》发挥的作用最大。若真是如此，那么，湖南风气的扭转应上推到同治中兴之时，即曾国藩等一班人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之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要改变闭化的旧风气，鼓吹与传播新思想，不仅需要新的载体，还需要新的工具。新载体是什么呢？新政是也。新工具又是什么呢？《明夷待访录》等书籍是也。甲午战败后，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一批维新官员积极推动，相继实施了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一系列举措，力求改变湖南风气。1897年10月，谭嗣同应陈宝箴邀请，遂弃官从南京回到湖南，与江标、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黄遵宪等并力经营新政，设时务学堂于长沙。^[19]谭嗣同、梁启超等在时务学堂传播新思想，对湖南风气的扭转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其借助的新工具的就是《明夷待访录》等书籍。梁启超回忆：曾与谭嗣同等一班人“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20]。这段话广为人知。他还说：“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厥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21]可见，他们借助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明夷待访录》作为宣传工具，应符合史实。这与谭嗣同、梁启超思想观点相似有关。但问题是，以往很多研究都因梁启超的回忆，将湖南宣传《明夷待访录》归功于梁启超。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虽然说梁启超当时已经是舆论领域人物，但从“湖南新旧派大哄”之语可见当时湖南思想界的复杂，新旧两派的分歧之大和斗争之激烈，都非他省能比。在此环境中，作为外来者的梁启超，欲通过时务学堂宣扬其思想宗旨，没有湖南新派人物的支持，必将是寸步难行。透过“与谭嗣同等一班人”之语来看，可见梁启超等的诸多“新学课士”举措与谭嗣同等湘人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谭嗣同就义后，他的诸多手稿及相关资料遭到焚毁，现在难以复原谭嗣同当时的言行，即使如此，我们仍能从仅有的少量资料中（与欧阳中鹄、宋恕的信中、《仁学》中）看到他对待《明夷待访录》的态度，从梁启超的回忆中，再现他宣传《明夷待访录》而付诸的行动。可见，谭嗣同对待《明夷待访录》，不仅只是思想上的极力推崇，更有行动上实践。^[22]从这个角度上讲，时务学堂借助《明夷待访录》宣传新思想，不仅是梁启超的主张，更应是谭嗣同的主张。

还值得一提的是，正值戊戌变法期间，《湘报》连续登载了一个多月的销售《明夷待访录》的广告。《湘报》从第一百零二号（1898年7月4日）到第一百三十五号（1898年8月23日），连续一个月刊登了《明夷待访》等《湘报》馆新（到）刻时务书的广告。^[23]此时朝廷放开言禁，文网松弛，湖南的维新志士们无需顾忌文网，像此之前秘密发送《明夷待访录》了。更有意思的是，《湘报》广告中的这些新（到）刻时务书。比如：《皇朝经世文新篇》、《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湖南时务学堂考卷》、《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四本》等，其中均有涉及《明夷待访录》的内容。《明夷待访录》每部仅售价钱一百五十文，按照当时每斤牛油烛的价钱不过一百二十八文^[24]来看，普通家庭皆有能力购买此书。显然，《湘报》主编唐才常刻意登载销售《明夷待访录》等书的广告，正是为了配合好友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宣传其政治主张。

《湘报》广告售书，与时务学堂招生亦有很大关系。时务学堂考《明夷待访录》，湖南省城以外的学堂亦受其影响。比如，《湘报》第一百三十六号，在“本省公牍”栏目中，刊登了徐大宗师按试永州府、桂阳州郴州经古题，其中掌故内中，有“书《明夷待访录》后”^[25]。这绝非是一种巧合，一方面说明当时湖南士人们认同《明夷待访录》中的思想对于改变湖南社会风气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湖南士人对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借助《明夷待访录》等书宣传民权思想做法的认同及效仿。《明夷待访录》成为学子必读必考之书以后，其对学子思想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正是在“谭嗣同等一班人”的宣传下，《明夷待访录》影响了无数湖南志士仁人。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常共商救国大计。毕永年、秦力山，都是孙中山与湖南知识界最早取得联系的代表人物。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1]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168页。

[2]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页。

[3]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3页。

[4]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4页。

[5]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

[6]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页。

[7]蔡尚思，方行：《仁学》三十一，《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339页。

[8]王夫之曾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贼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家一姓之私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79页。）

[9]孙卫华：《〈明夷待访录〉果真是禁书吗？》，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10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15页。

[10]蔡尚思，方行：《仁学》四十一，《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4页。(www.xing528.com)

[11]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2页。

[12]蔡尚思，方行：《仁学》三十七，《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13]蔡尚思，方行：《仁学》三十八，《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9～350页。

[14]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1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5页。

[16]蔡尚思，方行：《仁学》三十八，《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0页。

[17]蔡尚思，方行：《仁学》四十一，《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5页。

[18]这里借用蔡元培对湖南在甲午海战前后的发展所划分的三期，即湘军时代、维新时代和革命时代。（蔡元培著，侯晓菊选编：《蔡元培散文·何谓文化——在湖南长沙的第一次演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页。）

[19]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2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其在时务学堂时的情形，说：“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室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阳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21]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0页。

[22]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23]《湘报》报馆：《湘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7～1333页。

[24]《湘报》报馆：《湘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7页。

[25]《湘报》报馆：《湘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