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中日开战，打的就是不对称战争。侵略中国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发展需要资源。然而，日本最缺的就是资源，于是盯上了中国。战争是最快的发财手段，于是日本以举国之力来了两次豪赌。第一次打清朝，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打赢了甲午战争，巨额赔款让日本赚得钵满盆满。第二次打俄国，从俄人手里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抢到手，大连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块跳板。日本人在大连搞经济开发，第一个大公司就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君道：这不就是个修铁路、管运输的公司吗？其实，“满铁”最大的部门叫调查部，养了几千调查员。你去看看现存的“满铁”档案，日本人走遍了东北、华北的山山水水，对中国的国土资源和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搞得极为详细具体。这就说明日本的野心根本不在挣点小钱，而是谋长远，谋划全面占领中国。在开战之前，日本的情报工作是无孔不入，精细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举个例子：1928年5月，中共领导人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六大。周恩来扮作古董商人，乘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去大连。到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厅对周恩来进行盘问。周恩来编了一套简历和社会关系，警察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还打开抽屉找出档案卡片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大吃一惊。但是，警察并未逮捕他，而是放他走了。周恩来赶紧毁掉证据，改道去哈尔滨。
周恩来的经历并非意外，日本的情报机构早就掌握了大量情报。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也在日本警方的掌控之中。由此可见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准备过程中做了多少细致的工作。这样发动的战争，绝非盲目行动。
那么，国民党在做什么呢？蒋介石让内战搞得焦头烂额，对江西苏区的红军要“围剿”，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他叫板，各地的土军阀还没收编。所以，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以两万人的兵力进攻20万人的东北军，蒋介石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得依靠国联调停。东北就这样丢了。当蒋介石刚刚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收编了西南军阀，日本军阀就急不可耐地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蒋介石建设5年，中国有了实力，日本就打不赢了。
国民党军队被迫抗战时，将领们起初还是有信心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军队人数是日军的几倍甚至十倍。但是，无论国人如何呐喊声援，等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是国军将士不勇敢吗？不是。战争从来不是单纯凭勇气取胜的，关键在于统帅部的决心和部署。说实话，国民党将领还不具备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参战部队中有战斗力的中央军是少数，多数是杂牌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很差。每次会战，国民党军队都是把战线拉开几十里，做宽正面防御。日军虽然人少，但凭着优越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战术水平，抓住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一举突破，导致国民党军队的全线崩溃。几战下来，国民党军队不仅损失了有生力量，而且在后撤过程中大量的难民跟着逃，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和被动。
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毛泽东表现出一种谨慎和示弱的态度。八路军代表彭雪枫去太原见阎锡山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嘱咐他：“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1]
阎锡山当时组织了20万军队，据守忻口、娘子关，准备和日军坂垣师团打一场太原保卫战。既然共产党说八路军战斗力不行，那就到敌后去策应配合作战吧。林彪带着八路军第115师来到平型关，准备打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今天的平型关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关口在山顶上，把着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两边的山脊上是古代长城，关后的洼地是屯兵的关城。如果按国民党将领的想法，一定是居高临下，据险而守。但是，林彪却把战场设在山下几十里的关沟。
这是10里长的峡谷，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大车。从山坡上往下扔石头，也能把沟底的人砸个半死。林彪要在这里打伏击，来个漂亮的歼灭战。果然，日军运粮队拉着一字长蛇阵进了沟。八路军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大家喊着“缴枪不杀”向山沟里冲，想着很快解决战斗。没想到日军往山坡上爬，抢制高点，与八路军战士拼起刺刀。一场肉搏战打到黄昏，以日军全部阵亡结束。
战报说歼灭日军1000余人，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坂垣师团才多少人，怎么运粮食的会有千人呢？按日本史料，说运粮队只有两百多士兵，其余是朝鲜和中国拉车的苦力。如果属实，那战斗中八路军和日军的伤亡就不是1:1，而是我们用两三个人才能消灭一个日军。所以，平型关之战虽然胜利了，代价却是巨大的。
林彪事后的报告说：“敌人确实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起，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2]
平型关之战，毛泽东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八路军打了个胜仗，对全国人民的士气是个鼓舞。所以，后来对外宣传战果时，声称“歼灭三千日军”。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在抗战期间，中共发表战果时是内外有别的，对外发表的数字要夸大一些。后来毛泽东有个解释：“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枝讲一枝，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枝是一枝，外报一枝是两枝。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枝为一枝，两枝为两枝，是知也。”[3]忧的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就4万多人，都是长征留下来的宝贝。照平型关这样打，打不了几次就损失完了，还抗什么日？战争的法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是头脑一热去牺牲当烈士。从井冈山起家，毛泽东和红军一直是处于弱势，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不能采取常规作战的方式，一定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谋划战略，首先要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定位上，才能清醒地分析形势、制订策略。毛泽东指出：企图和敌人硬拼的“速胜论”和害怕敌人的“亡国论”都是错误的，现在日本侵略虽然处于优势，但我们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他分析：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就给我们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条件。“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4]
基于这个估计，毛泽东设想了持久抗战的过程：“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5]这实际上是说：战争初期，我们打败仗、丢失土地是不可避免的，敌人要占就让他们去占。等日军进攻到一定程度，军队散开，就没那么强大了，地也占不住了。这时我们就和他们相持，用游击战打击他们、消耗他们。等到国际形势变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我们再配合盟军反攻。
形势总是互相转换的。毛泽东说：“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
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
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6](www.xing528.com)
共产党和八路军持久抗战的方式，就是敌后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因此，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7]
如何进行游击战？关键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军队一起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8]
引用这么多毛泽东的话，是想说明一点：在战争初期，作为领导人，能不能给全国军民指出一条正确的抗战之路，至关重要。蒋介石作为一国之领袖，面对土地沦陷、军队溃败、人民被屠杀，他心如刀绞，在日记里每天都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有时甚至想自杀。但是，他的思想是被动的，想不出什么对付日本人的好办法，只能苦撑危局。毛泽东则很低调，开始就把自己摆在弱者的定位上，想办法怎么持久抗战、怎么与日本人打游击、怎么改变双方的强弱态势。这就是差别。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9]所以，毛泽东经常说：无论做什么事，方向和路线都是最重要的。方向和路线对了头，没人可以有人，没枪可以有枪。方向和路线不对，人再多也会失败。以后的抗战过程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3。
[2]《平型关战斗的经验》，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九）》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第246—2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462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462页，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0、499—500、511—512页，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0、499—500、511—512页，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0、499—500、511—512页，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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