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市土司制度的历史概览

元朝统一全国以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这是我国行省制度的起源。元代，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从元代起，中央王朝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特殊的地方行政制 度—— 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指元代以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与内地府、县相比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殊待遇，土司官吏由中央政府指定少数民族首领充任而且可以世代承袭的政治制度。元朝统治者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度的基础上，创立蒙、夷分治之法，设置土司机构，官有土官、流官之分，始有土司之名。元代初期，朝廷对愿意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委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土司官爵，土司制度基本形成。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日臻完善，朝廷对土司的建置、裁撤、官职、衔号、选任、袭替、朝贡、赋税、义务、征调等做了具体规定，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控制，起到了维护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统治的作用。

1.土司建置沿革

元明时期，澧水流域虽然设置桑植土司、柿溪土司、茅冈土司、慈利土司、麻寮土司和添平土司等土司机构，但是时并时分，时升时降，建置沿革非常复杂。

（1）桑植土司沿革

元朝初年，曾置上桑植、下桑植二长官司，隶属新添葛蛮安抚司。元朝中期，废二长官司，改置桑植安抚司。明《弘治岳州府志》曾载：“元（代）元贞初，升（慈利）县为州，属澧州路，于州西北四百九十里置桑植安抚司。”[4]元朝元统三年（1335年），向思胜四世孙向仲山奉命调征“鹅梯寇”有功，始授为桑植宣慰使，颁发印篆一颗，管束土酋苗民。因为地处偏僻，遂迁至澧水中源北岸台地修建旧司城衙署（今桑植县两河口乡旧街村尚存木构屋宇、封火砖墙的古建筑群）。管辖地域即今桑植县打鼓泉、两河口、陈家河、凉水口、岩屋口、蹇家坡、河口、上河溪、谷罗山、沙塔坪、苦竹坪、巴茅溪、四方溪、龙潭坪、细砂坪、八大公山、五道水、桥自湾、洪家关、芙蓉桥等乡（镇）。据《明史·地理》和明代《隆庆岳州府志》载：吴王丙午年（1366年），桑植宣慰司归附，改置桑植安抚司。明代洪武年间，桑植土司介入明初夏得忠起义，曾被废除。明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向仲山之子向思富前往麻寮所署说他父辈原为桑植安抚使，愿意归顺。麻寮所土官代向朝廷上疏状。永乐四年（1406年），复设桑植安抚司，以土酋向思富为桑植安抚使，隶属九溪卫。向思富死后，其子向万成袭任。其孙向永政袭任后，调征洪江等处。嘉靖年间，向仕禄袭职后，调征倭寇有功，受奖赐后回司。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桑植宣慰使向鼎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印篆。清朝康熙年间，桑植宣慰使向长庚迁徙司署至澧水中源夹石河段，修建正街、下街、义学和万寿宫。现在，桑植县新街乡政府驻地尚存新司城旧址。

（2）柿溪土司分设

元代，土人向定安于元至元年（1335年）征调有功，钦授柿溪宣抚使，允其子孙世袭。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传子向仕德，有恤民之心、安民之略。向仕德死后，其弟向仕金袭职。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向仕金归附明朝，仍授柿溪宣抚使。明代宣德初年，“仕金卒，子仲贤、仲贵争袭。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改柿溪宣抚司为长官司，而分为二：（向）仲贤为上峒长官司，（向）仲贵为下峒长官司，皆三年一朝觐”[5]。据清代《同治桑植县志》记载：“上、下二峒长官司俱服桑植司调遣。然不受署置，亦互结姻戚，与其置长官司异。”[6]说明上峒长官司和下峒长官司虽然隶属桑植土司，但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上峒长官司衙署在柿溪宣抚司旧治（在今桑植县上洞街乡政府驻地），下传15世。下峒长官司衙署设在下峒街（在今桑植县两河口乡），世袭12代。

（3）茅冈土司设置

元朝末年，土人覃福祖生子添佑。明朝初年，土酋覃添佑归诚后，跟随明军征讨汉王陈友谅有功。据《大庸县志》载：明朝初年，茅冈土民暴动，覃添佑奉命自石门县率领土兵镇压，被授为首任茅冈安抚使，封为“开国镇夷将军”，修建茅冈土司王堂“七进衙署”和三街六巷（在今永定区温塘镇茅岗村），统治当地土家先民，为茅冈土司始迁祖。清代《光绪永定县乡土志》保存了设置茅冈土司的罕见史料：“（覃）福祖卒明洪武四年，子（覃）荣，字添佑。明初归诚，随征陈友谅有功。时茅岗蛮作乱，（覃）荣率兵往征，招抚酋领，屡著奇功，授为茅岗安抚使，封开国镇夷将军，令世守其地，是为茅岗土司之祖。子（覃）文聪袭职，慈利土酋向天王煽惑诸蛮，时出攻掠。文聪独恪守臣节，保境息民，朝廷嘉之，封怀远将军。子（覃）朝岁贡方物，奉法安民。”[7]覃添佑之子覃文聪世袭茅冈安抚使职务以后，于明代洪武年间参加镇压土家人向大坤起义，朝廷封他为“怀远将军”。覃添佑的孙子覃朝袭任茅冈安抚使以后，守法安民，并向朝廷进贡地方物产。明代正统年间，因为地域狭小、土民贫穷，茅冈安抚司被改置为茅冈长官司。《明史·地理》和清代《同治永定县志》都载：永定卫管辖大庸所和茅冈长官司。覃添佑的重孙覃仲春世袭茅冈长官司长官职务以后，为人忠厚，谨慎自守。明代嘉靖年间，茅冈长官司覃尧芝带领800名土兵，跟从明军经略胡宗宪征剿东南沿海倭寇有功，被朝廷嘉封为“怀远将军”，所得赏赐甚厚。其子覃承坤随父征剿倭寇有功，被朝廷嘉封为“指挥使”，多次获得奖赏；不久，世袭茅冈长官司职务，赐服晋阶。清代顺治四年（1647年），茅冈长官司长官覃荫祚披发投诚，归附清朝。大清经略洪承畴赏给“开国忠藩”匾额，朝廷仍授茅冈长官司职务，给予印信。又湖广都指挥使司孙世昌赠以茅冈长官司“西藩重镇”匾额，并且修建罗塔坪六神庙，内供六位大神。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在土家地区“剿抚兼施”和“恩威并用”，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一方面部署兵力，以防诸土司前路；另一方面又调衡州副将周一德领兵驻扎九溪卫，澧州、永定两营兵马听其节制。永顺、茅冈等土司和九溪卫麻寮所、添平所土官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土民控告情况下，被迫自请改土。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废除了永定卫和大庸所。《清史稿·土司》载：“雍正十二年，茅冈土司覃纯一纳土，石门天平所、慈利麻寮所相继请设流官，分其地属石门、慈利、安福三县。”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拨慈利县十都、十一都、十二都、十三都和八都、九都、十四都部分地及茅冈长官司地设置永定县，属澧州直隶州管辖。朝廷赐予覃纯一敕书一道、部签一纸，准其子孙世袭茅冈千总职衔，仍居原署。茅冈土司从明初起，土人覃氏世袭土官共计13代。茅冈土司世袭顺序为：覃添佑—覃文聪—覃朝—覃仲春—覃昊—覃良佐—覃尧芝—覃承坤—覃宗伊—覃瞻廷—覃荫祚—覃洪治—覃声极—覃纯一。清代“改土归流”以来，永定县土家祖先繁衍了众多后裔，形成土家族与白族、苗族、回族等世居少数民族杂居局面。

茅冈土司辖区界址是：东至黑枞关（在今永定区三家馆乡），西至桑植县湾子口、利福塔镇，东北至教子垭和桥头乡，西南至鸭坪和永顺县桃子溪乡。

（4）慈利土司覆亡

元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以后，慈利土酋覃垕联络夏克武、田大、八古皮等人纷纷加入陈友谅起义军，攻占元朝统治者设在慈利境内的茅冈宣慰都元帅府，茅冈宣慰都元帅吴邀弃官逃难。朱元璋称吴王位后，派遣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率兵到湘西北镇剿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旧部以及元代残余势力。慈利宣抚使覃垕归附明军，仍置慈利宣抚司。“高皇帝即吴王位（1364年），大败（陈）友谅于潘阳。诸苗大恐，跳岸走。而慈利土官亦以故元所授参政照会三道来献，即置慈利军民宣抚司，以（土官覃）垕为宣抚使，垕贡马二十匹。”[8]元代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湖广行省参政杨璟率师由松滋至澧阳等处招抚，驻师三江口。慈利军民宣抚使覃垕、夏克武等诣军门谒见”[9]。甲辰年（1364年）十一月，“置慈利军民宣抚司，秩正三品，以其土酋覃垕、夏克武为宣抚使司，田重祥为同知宣抚司事。时（覃）垕等归顺，以故元所授参知政事照会三道来上，乞改置官司。上从其请，且俾因其俗而治之”[10]。明朝初年，慈利大旱。但是，明朝统治者仍然苛索军粮。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覃垕被迫率领土民起义，占领覃家城、茅冈寨等城堡。《明史·土司》还载：“洪武三年，慈利安抚使覃垕连构诸蛮入寇，征南将军周德兴平之。”[11]洪武四年三月，在数路大军合围之下，才将覃垕起义军镇压。覃垕被剥皮致死，慈利土司制也被废除。

（5）麻寮土司演变(www.xing528.com)

元代至正年间，镇国将军唐国政率兵征苗，分关设隘，始落慈利县十七都五里坪麻寮寨，始设土司，创建司署，从此唐姓子孙世袭土官。元代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唐国政之子唐涌袭职为麻寮宣抚使。《明史·地理》明载：“吴元年正月，改（为）黄沙、靖安、麻寮等处军民宣抚司。”当年，各个峒长一齐作乱，唐涌在慈利县十七都花桥坪设云阳寨（在今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花岗村），被土人推为云阳寨主。后建衙署，名曰南府（在今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花桥村）。据《明史·湖广土司》载：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改为麻寮长官司。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唐涌分兵防御麻寮土司关隘，倡义起兵，且战且守。洪武二年（1369年），徐达丞相屯兵三江口，麻寮土司唐涌投诚徐达驾下，纳土归附，仍授麻寮长官司原职，敕赐铁券、号纸。据《明史·地理》载：洪武四年（1371年），改麻寮长官司为麻寮千户所，蒙徐达丞相题奏，授封唐涌为麻寮所正千户职，设立衙署于车儿坪（在今鹤峰县走马镇所坪村），守御鹤峰、慈利土家人聚居区。洪武十六年（1383年），其子唐贤袭父原职。

（6）容美土司兴亡

据《元史·武宗本纪二》记载：元代至大三年（1310年）十一月，“四川行省绍庆路（在今重庆市彭水县）容米洞田墨，连结诸蛮，攻劫麻寮等寨。方调兵讨捕，遣千户塔术往谕田墨施什用等来降。宜立黄沙寨，以田墨施什用为千户”。元代《蒙兀儿史记》亦载：至大三年（1310年）十一月，“容美土司田墨施什用杀千户及戍卒以叛，劫掠麻寮等寨”。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设置容美洞长官司，田先什用任长官司长官。《元史》又载：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升为“容美洞军民总管府”。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改为“容美洞宣抚司”。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归附吴王朱元璋。《明史·湖广土司》载：“丙午（1366年）二月，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遣弟（田）光受等，以元所授宣抚敕印来上，命（田）光宝为四川行省参政，行容美洞等处军民宣抚司事。”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改容美等处军民宣抚司为黄沙、靖安、麻寮等处军民宣抚司，以田光宝掌司事。洪武七年（1374年），“诏置容美宣抚司家乡寨、五里白崖、椒山玛瑙等处，水浕源通塔坪、石梁下洞、五峰石宝六长官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将容美宣抚司从四川行省划归施州卫隶属。永乐四年（1406年），置湖广容美、忠建、施南、散毛四宣抚司经历、知事各一员。从此，容美宣抚司被列为施州卫四大土司之一。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田玄由容美宣抚使晋升为容美宣慰使，其下属椒山、五峰、石梁、水浕源四长官司晋升为安抚司，玛瑙、石宝、下洞、通塔坪四个副长官司晋升为长官司，直至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容美宣慰司“改土归流”。奉旨将原容美土司地加大岩关外近关50里内之山羊隘地和原属长阳县渔洋关之地，设置鹤峰州和长乐县（后改名为五峰县），隶属宜昌府，结束延续400多年的容美土司世袭统治。

2.土司政治制度

土司实行军政合一的集权制度。土司王既是各自辖区的最早行政长官，又是本辖区的最高军事首领。由朝廷任命的武职土官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等，由省都指挥使司领之，其品级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差别。土司委任的官职有土知州、土中军、土经历、总理、家政、舍把、旗长、峒长、寨长等。总旗为土司军队基层单位“旗”的长官，由土司王庶兄弟或本地大姓有威望者担任，管理差役，训练士兵。桑植土司基层组织健全，有三个土知州、六个长官司。清《同治桑植县志》载：桑植土司“土知州有三：曰安定州、龙潭州、化被州。长官司有六，有名无地，皆土司自署。置土中军止一人，其下分十四旗，每旗有总旗管之，所领或百余人，或数十人，用则为兵，散则为农。土人有罪，小则土知州治之，大则土司自治。若客户犯过，则付土经历”[12]。

土司承袭制度实行世袭制。袭职是父死嫡长子承袭职务，无子的兄终弟继，或由妻、婿、侄继承。袭职者无论是谁，均须上报朝廷。袭职者持有依据，元代为银牌，明代为铜印，清代为土司印、号纸。如茅冈长官司承袭世系为：覃添佑—覃文聪—覃朝—覃仲春—覃昊—覃良佐—覃尧芝—覃承坤—覃宗伊—覃瞻廷—覃荫祚—覃洪治—覃声极—覃纯一。

由于土司承袭，封建等级制度是土司统治时期政治的显著特征。土司王自称“本爵”，土民称之为“爵爷、土王、嘎墨”。称其妻为“夫人”，称其妾为“姑娘”，称其子为“官儿”，称其女为“官姐”。房屋建筑等级极为严格。土司衙署“绮柱雕梁，砖瓦鳞次。百姓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舍把、头目，许竖梁柱，周以板壁”[13]。土司王外出巡游，所到之处，土民必须下跪迎接。“土司出，其仪威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伏。即有谴责诛杀，惴惴听命，莫敢违者。”[14]

残酷的刑罚是土司对土民实行野蛮统治的重要手段。各级土司王操生杀予夺大权。“刑杀任意，或抄没其家资，或缚而之鬻境外为奴婢。”俗言：“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子忧。故土民畏之。”[15]土司设有监牢和刑场。土司刑法有斩首、宫刑、断指、割耳、杖责等。行刑时，都由土司王亲自监处。土民若被关进监牢，就要戴上铁链和木枷等沉重的刑具。

土司军事制度独特，各级土司拥有由一定数量土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土兵是土司镇压各族人民反抗的工具、维护其统治的支柱。土兵建置单位有“旗”和“营”两种，如桑植土司有东、南、西、北、神、灵、先、顺、威、龙、虎、戎、宗、客14旗。土司实行寓兵于农制度，闲时习武，忙时耕耘。土司重视土兵训练，有时组织围猎，把军事训练与土民狩猎结合起来，以培养土兵勇敢善战精神，并在校场坪、搏射坪等练武场所进行兵器和战术的训练，提高土兵“钩镰枪驽之技”。朝廷多次征调土兵抵御外国侵略者或者镇压农民起义，而土司王则以“供征调”表达效命朝廷的忠心。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侵略我国沿海地区，明世宗调湖广土兵抗倭。据清《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载：“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茅冈长官司覃尧芝及子覃承坤奉朝廷之命随经略胡宗宪征倭立功。朝廷封覃尧芝为怀远将军，覃承坤为指挥使。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宁波舟山倭寇侍险负隅顽抗。彭志显率领麻寮所唐仁、桑植安抚司向仕禄和下峒长官司向国用等六千土兵抵达。俞大猷指挥土兵趁雪围攻，焚烧倭营，杀死倭寇多人，取得舟山大捷，浙江倭寇全被肃清。“崇祯间，（桑植土司）向暹调赴彝陵，协剿流寇。”[16]以军功加衔回司。

3.土司经济制度

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土司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各自辖区的封建领主。在土司辖区内，田土山林绝大部分都归土司所有。桑植土司山多田少，水田不到十分之一。土司时期，不许卖与汉民，田地皆归土人、苗家耕食。为了收取劳役地租，土司以服劳役为条件，将部分土地给土民租种。土民领得份地以后，就被束缚在土地上。除利用部分时间在自己份地上劳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土司、舍把、旗长的领地上耕种，成为封建领主的农奴。土民生男育女，都要上报旗长，立名于册，反映出土民处于农奴地位，他们与土司是一种人身隶属关系。据清《同治桑植县志》载：“其土民分属各旗，生男女辄报名书于册。长则当差，赋敛无名。”[17]劳役地租是封建领主剥削农奴的主要形式。“土司时，土司及土知州皆自有山及田，役佃户种者。佃户者，皆其所买人，如奴仆然。土民则自耕其土，土司如有横敛，则责之旗头，按户索取之，其役使亦无时。”[18]农奴不但要向封建领主服劳役，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土司规定农奴每户每年必须给大小土官馈送粮食、鸡鸭、肉肘等物品。实物地租并不固定项目，任意勒索。如养蜂之家每年都得交纳蜂蜜、黄蜡。

土司时期交纳税赋的税种主要是田赋，而且均折成银两。凡是土司贡赋，或每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户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桑植土司境内凡有炉灶的得纳“烟户钱”。数个寨子称峒，峒长负有征收赋税之责。桑植土司有十八峒，明《万历慈利县志》载：“桑植安抚司……峒十一有八：桑植即司地，美坪、朝那、郡步、阿者、谢家、鱼龙、夹石、苦竹、捍坪、蚕辽、金藏、柘山、烂岩、黄家铺、板山、达那、孟迷，以上各设土酋一人钤束，名曰峒长。”[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