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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艺术展览:没有结尾的展览与游牧的观看者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同样,“看展览”亦不再准确地描述观众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行为,而自由地“漫游”和徜徉地“游牧”才是观众观看当代艺术展览时的状态。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的布置改变了传统艺术的观看方式,建立了适应此类展览空间的艺术品观看机制。观者和展品之间没有强迫性的媒介干预,观者可以在展厅中自由漫步观赏是艺术博物馆最理想的观看方式。

2000年以来的艺术展览:没有结尾的展览与游牧的观看者

观众进入艺术博物馆观看展览时会发现,如今艺术博物馆中的展品已不再是视觉的审美欣赏,而是在不断地增加着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在这里,与传统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不同,增加的不是艺术知识,而是种种疑问和探索,引导观众去思考。当代艺术博物馆传输给观众的不是既定的答案,而是一个个关于当代艺术现状的问题。同样,“看展览”亦不再准确地描述观众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行为,而自由地“漫游”和徜徉地“游牧”才是观众观看当代艺术展览时的状态。“漫游”和“游牧”不仅是视觉,还有思想与思考,这是一种集身体互动、思想互动为一体的艺术体验方式,其核心在于观者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代艺术展览是一种观众“自定义”的展览。

随着社会文化的演进,中国的当代艺术氛围会更加松散,艺术家会创作出更加多样化的艺术作品,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也会带给观众更多样化的观看方式,其本身也变得具有更少的规定性。艺术品的含义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会随着展览场所的变化而改变,具有多种意义,当代艺术展览和展品的意义的阐发取决于观众理解力。

“艺术品的孤立和照明使参观者将其注意力固定在看似存在于另一范畴的事物身上。因此,陈列装置将参观者带入某种精神旅行,跳出当下,进入永恒价值的宇宙:雕像必须孤立在空间中,绘画悬挂的间距较大,闪光的珠宝放置在黑色天鹅绒的底面上并打上投光灯;原则上,视觉区域内一次应该只出现一个对象。图像学意义,整体的和谐,这些吸引19世纪外行人的方面不再是当代博物馆参观者的兴趣所在,令他们着迷的是形式和工艺;眼睛必须可以慢慢地审视整幅画面。观看的行为成为一种联结观者和伟大杰作的出神状态。”[7]可以说,艺术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观看的方式,当观众有意识地加强关注一个物体技艺视觉性的方面时,博物馆展示才能具有传达文化的作用:简言之,一个物体所反应的文化只有在博物馆最擅长表现的层次上,才能够被充分展现出来,即使不是为博物馆而制造。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圣坛装饰而建造的罗马式都市在博物馆那里得到了适当的观赏,这样的物体,即便与宗教仪式场所分离,也仍然“邀请”人们去细致观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强化了“邀请”。博物馆也可能将邀请性变得隐蔽。

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的布置改变了传统艺术的观看方式,建立了适应此类展览空间的艺术品观看机制。美国艺术史家普莱茨奥斯曾论述道:“博物馆建立起示范性模式,帮助人们将客体‘阅读’成个体、群体、民族、人种及其‘历史’的痕迹,再现、反映或替代,它们是为了让欧洲以仪式化的方式参与(因此也是召唤、捏造、维护)其自身的历史和社会记忆而设计出来的公共空间。因此,博物馆让那些可以观看的东西变得清晰易读,从而建立起观看的价值标准,并教导博物馆的使用者如何阅读所见之物:如何激活社会记忆。”[8]敞开的、流动的艺术空间为观众营构的是一种自由的游牧式的观看方式,不再强调线性叙事,没有明确入口和出口,因此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鉴赏习惯在展厅中自由游荡。与传统的艺术博物馆中的展览空间强调展览中的秩序感和稳定性不同,而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重心不在于传统艺术博物馆建筑一向奉为准则的典藏建档、保存、陈列等功能,而是将展览作为一种思考当代艺术发展形态的案例,表明艺术博物馆建筑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物质性的建筑空间,而呈现出一种以全方位、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洞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因而,知识灌输和视觉中心主义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展示中不再举足轻重,全身心的艺术体验成了当代艺术作品更适合的“观看”方式。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所论述的,显然当今视觉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博物馆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当代艺术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纯粹的、包容性的艺术场所,沉浸式的艺术体验与感知取代了简单的视觉观察。

图38 上海K11展场

艺术作品和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犹如图像和框架的关系,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如同框架,艺术作品是里面的图画,艺术作品和艺术博物馆的框架相适应,两者有机统一。而正如上文论述的,当代艺术作品的出现使得框架里的图像发生了改变,因此展览框架也要随之改变,当代艺术展览中那种“具有内在逻辑的”艺术展览模式和空间样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代艺术作品的展示,出现了几种甚至更多种并列的展览模式取代那种唯一的、强制性的展览形式的情景。同样,艺术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观看方式,这种观看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视觉文化发展和艺术表达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如同传统艺术博物馆中仪式化的观看方式与当代艺术博物馆中游牧式的观看方式类似;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类型的艺术博物馆中,这两种观看方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共同存在的,且只是不同艺术场所语境下产生的不同艺术品观看方式而已,没有优劣之分。

观者和展品之间没有强迫性的媒介干预,观者可以在展厅中自由漫步观赏是艺术博物馆最理想的观看方式。创造与多种展示方式相结合的多样性与复合性的展示空间以及如何将参观体验同空间体验融为一体,是当代艺术博物馆场所营造的焦点所在。人们由于缺乏对现实的艺术实践的粗浅了解,因此希望通过展览获得信息与惊喜,人们希望通过展览对现实的艺术事件获得一个概要。在这期间,展览占据了所有其他关于艺术的状况和艺术史的进程信息的位置。当人们想要以宣言的形式设法为某种新的运动获得公众关注的时候,展览就会投入战斗。但是在今天,展览的作用在于填补信息的空白,填补的地方更多是通过提出一些论断,再用作品证明这些论断。

“博物馆一直是收藏原作的拥有特权的神殿,原作在这里占据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在博物馆里,当代的力量被制服了,被换成了历史的时间。因此,博物馆的位置位于它的参观者的时间之外,但是位于它的参观者的身体的空间体验之内。神庙和教堂的处境在这里被世俗化了,在这种处境里,信徒们可以从时间和身体上体验到神话时间的在场;在这个地方,祭祀用的图像通常也是古老的,但它们作为图像身体不仅可以看得见,而且在场,当然它们只是作为一个样本,在唯一的,人们必须用身体寻找的地方展示。因此,博物馆作为一种恒定不变的地点和被废除的时间的象征,和所有那些表现在当今瞬息即逝的展览实践中的现时的愿望背道而驰。在一个不看重存放物品保险箱而看重信息数据的社会里,需要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博物馆管理模式,以便实现博物馆的去空间化和时间化。‘事件’因此取代了作品。”[9]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博物馆对观众的吸引点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观众参观艺术博物馆多是为了近观其中展示的艺术作品,而当今的观众更多为了获得最前卫的艺术资讯而走进艺术博物馆。如美国学者大卫·卡里尔所说:“一个跟永久收藏和特展之间的关系有关的问题,不管永久性展览多好,大量的参观者来了只是看一看临时展而已,尤其是偏爱特大展上的展品。”[10]因此,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今天的中国艺术博物馆擅长于让人们接近大量不同的而艺术,组织包括令人感到享受的特大展览在内的诸种展览。2014年4月到6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是为了庆祝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而特意呈现的展览。本次展览囊括了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和特里亚侬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等五家世界顶级博物馆共10幅传世名作。画作分别出自让·克卢埃、亚特森·里戈、乔治·德·拉·图尔、苏拉热、毕加索、雷诺阿、弗拉戈纳尔和费尔南·莱热八位绘画大师之手。全部作品都是首次来华展出。中国美术馆的大型当代艺术展览“等物齐观——2014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展览聚集了来自全球最新媒体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为观众呈现了艺术与科技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发展状态。此次展览分为“独白:物自体”“对白:器物之间”与“合唱:物之会议”三部分,从不同维度呈现了人与自然物质的关系、多元生态条件与生命的关系,以及万物之间的关系。通过这场展览,观众既可以体验模拟进入微观的生命体,体验不同于常规的生存感受,也可以通过理解艺术家创作动机与作品不同形态过程,提升关注自然生态现实的参与意识。

伴随着近年大型临时展览的成功举办,中国艺术博物馆开启了展览新时代。展览空间中营造出一种特展效应,表现为:其一展览的事件效果显著,前期宣传推广力度大,如上海当代艺术馆的草间弥生个展、上海K11的莫奈展,以及中国博物馆的名馆名家名作展;其二,参观人数巨多,如上述几个展览都出现了从开展到结束每天观众排队数小时等候入馆的现象;其三,展览的影响效果广泛,展览成为一座城市甚至全国的艺术事件。在当前的展览新时代,首先发生变化的是观众的观展方式。传统的观众习惯以静观的方式参观艺术作品,观众与艺术品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当下的观众不再满足静静地观看艺术作品,他们更渴望表达与参与,因此更关注新颖的艺术事件,有参与到某些艺术的创作的意愿。在当下年轻观众观念中逛展,观看作品不再是重点,关键是参与到艺术事件中。其次,展览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艺术展览以作品为核心,重视作品客观全面地呈现,而现当代的艺术展览特别是重大特展更像是艺术作品、策展人、观众共同在展览空间中完成的一次艺术聚会与盛宴。(www.xing528.com)

“那些想要获得视觉的愉悦和陈列的对称性的欲望压倒了艺术的历史性展示的承诺。”[11]现在的艺术博物馆都擅长让人们接近大量不同的艺术,组织包括令人感到享受的特大展览在内的各种展览。观众对展览惊喜渴望的影响之一是改变了策展人的状态。传统的展览空间的展览只注视展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如时间、空间或主题陈列出来,作品和文字说明牌是最常见的展示方式,策展人多处于隐形的状态,不被观众注意。当前,策展人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观众关注的展览焦点之一。“今天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不仅举办展览会,而且还举行电影晚会、讲座和会议,简言之,博物馆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聚会场所。因此,毫不奇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公众在这里寻找自我表现,也就是说寻找各种各样的群体和思想情操登台演出的机会,而这一点单靠艺术和历史的理想是办不到的。同样,公众走进博物馆也是希望获得即使是最流行的电视节目也无法提供的文化信息。”[12]策展人同展馆外形、内部空间设计、展览主题、布展技巧等都成为观众关注的要素。

图39 上海K11美术馆展出的宋东《坐井观天》

“典型的展览让每个观众变得孤单,并允许他或她单独地面对和思考艺术品。从这件作品到那件作品,这种展览中的观众必须忽略整体的展览空间,包括其自身在这个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与此相反,恰恰因为装置空间的整体性,统一性,艺术装置建立了一个观众群体。真正的艺术装置的观众绝不是形单影只的,而是一个观众集体。”[13]传统的艺术博物馆观众是被动的,如今的艺术博物馆观众是积极进入到展览空间并参与到展览中,正如鲍里斯论述的“今天,全球旅游者热潮让任何美术馆精英都变成了荒谬的假设。如果这些潮流拒绝了哪个特殊的展览,那么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就不会感到快乐,不会认为自己是精英,而只能为不让观众明白展览而感到失望。”[14]当代艺术参与建构的艺术博物馆展示空间是一个可以让观众在其中进行自我观看与颂赞的空间。在艺术博物馆中,观众通常不自觉地被博物馆特有的叙事逻辑所支配,一旦进入博物馆,不仅展品被纳入了展览内在逻辑的叙事表述,观众也被这种叙事逻辑所制约。博物馆特定的观看路线、专门的展览布置以及衣着统一的引导人员,都对参观者的行为与路线进行有一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有序陈列的作品、线性的路线以及展品旁边的说明牌都在不断地规范参者的行为,在这种“不经意地”规范中,艺术博物馆的功能逐渐演变为统一标准,博物馆与艺术作品仅仅成为人们“曾经参观过”与“到此一游”的证明。

许多进入艺术博物馆的参观展览的观众,实际上是用一种有系统、有学问的方式在博物馆里自我“修炼”:尽量不错过任何展品,通常会先瞥一眼展品作品,接着会瞄一下作品旁印有标题的解说卡,然后再继续看下一个作品,不停重复。“在展览会场上,几乎没有观众愿意放慢步调,全心地欣赏一件作品。有许多参观者甚至只在展厅室里寻找或注意他们已经知道的作品。他们在展览场的搜索原则是:‘这我知道!’‘这我不知道!’观众每走到一件作品前,就急着看作品旁所标示的标题,这个现象不正透露着,观众其实不愿意花时间,好好地沉浸在作品当中。此外,研究人员还得出另一项结论:观众阅读作品旁的解说卡会压缩欣赏作品的时间……根据相关调查研究的结果,观众通常在美术馆里并不是真的在欣赏与理解作品,而是匆匆地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作品,离馆后,又全部将它们抛诸脑后。”[15]“这不仅仅是观众的素质或心态问题,更多情况下它与博物馆的机制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在其空间、展品、形式及路径的重新排列组合中,不仅人的参观路线被规定、观看视角被统一、观看行为被规范,更重要的是,一旦进入博物馆,人的需求被极度排挤、人的差异被极度抹平、人的情感被极度排斥,所有人的因素被极度忽略,只能造成展方的‘为展而展’,观众的‘为看而看’。”[16]

邓肯同时指出,艺术博物馆建构出了一种仪式脚本,而观众则按照脚本参与了仪式表演。观众拾级登上巨大的台阶来到恢宏的仿希腊-罗马风格的艺术博物馆的大门前面,这本身就类似于朝拜的仪式。博物馆内部的藏品布置、空间安排、展品设置、灯光设计等都营造出一种舞台效果。而观众在展厅内的行为都不经意间受到规范,不像日常生活那么随意,不准发出笑声、不能高声喧哗、展厅中不许吃东西等,如同参加宗教场所与仪式的规定。整个艺术博物馆类似仪式场或舞台背景,无论参观者是否愿意,他们事实上都扮演了参加仪式的角色。作为仪式的博物馆参观过程,与传统宗教仪式一样,追求的是心灵启示与精神的提升。正如肯尼斯·克拉克所言,“将艺品集中公开展出的唯一原因是……它们能让我们内心产生一种崇高的幸福感。在纷繁杂乱的世事中找到一刻宁静:恢复我们泯灭的心灵感受和苍穹星空的记忆,增加生命的动力。”[17]确切地说,当经典的艺术品陈列在一幢宏伟的纪念建筑中,观众怀着虔诚的心情来朝拜,穿梭在一种与世隔绝的时空场景中,欣赏着人类文明史上那些由天才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不仅获得了美的愉悦,也提升了道德、获得了知识。通过艺术的朝拜或参加过一次现代化文明的仪式,不仅使观众的心灵受到了洗礼,其道德、精神境界也会得以提升,甚至整个生命获得了新生。这就是传统艺术博物馆的理想状态,这种所谓的仪式体验远远超越了一般文字的表述,传统博物馆的这种功能也得到了艺术史家、批评家和批评家的普遍认可。不仅如此,巴尔的陈列方式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它把参观者纳入展示设计的考虑中来。

图40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厅

当代艺术作品将观众缓慢的观看带入了快速进行的媒体。博物馆确实改变了我们看艺术的方式,“我既不把艺术博物馆看作是中性的物品庇护空间,大体上也不当作建筑设计的产物……我把博物馆的总体看作是一种舞台背景,让观众去上演某种表演。”[18]我也觉得她的艺术博物馆联想中有仪式的意味:“博物馆有序的空间和物品的排列、其用光以及建筑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了舞台背景与剧本……这种情形在某些方面像一些中世纪的大教堂,在里面,朝拜者遵循一种有结构的叙述路线走动,又在规定的地方停下来祈祷或沉思。”[19]“在这种镜子照出的情况里存在着一种自我反思的格式,它也开拓了我们探寻的时间概念。自我反思发生在一种为自己开拓了“内在的时间”的意识里,而此时的意识避开了外部世界及其真实时间。这也就是许多著名媒体艺术家努力追求的“自我”的体验。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的场所,观众在欣赏作品时可以在内在的时间中体会自我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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