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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小家庭:家庭生活合理化、科学化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受到西方科学文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上海小家庭中也开始越来越强调家庭生活完全地合理化、科学化。在家庭合理化风气影响之下,城市家庭的生活局面大大改观,效法美国式现代家庭的所谓家庭机械化理念也在上海白领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从这些异域的图像与文字描述中,上海人愈发感受到,“近代家庭中的设备,几乎完全超乎机械化了,所有家庭中使用的家具、寝具、厨具,无一不以机器替代。整个的世界都在机器的生活中”。

摩登小家庭:家庭生活合理化、科学化

受到西方科学文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上海小家庭中也开始越来越强调家庭生活完全地合理化、科学化。前述的家庭会计核算问题就是这种合理化思潮在家庭理财方面的反映。在当时人看来,家庭革新的首要任务便在于家庭内各个领域的合理化,一篇文章就这样赞誉道:“在我们理想的家庭里,必须利用科学的知识,为精神的物质的改革。这科学的利用,……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分外便利、分外充分、分外幸福。……今后我们对于家庭中的衣服、饮食、居住以及经济的处理、儿童的教养、平日的卫生、疾病的疗治,都应该适用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29]理性思维的影响,逐渐从观念的灌输达至行为上的改变,甚至到了一般家庭餐饮也必须遵循效率优先原则,追求合理化的膳食。一篇文章就认为合宜的家庭经济生活应该是时时实习如何可以用最少价格制作适于“我们健康的膳食”,以及“研究衣服制法,如何可以耐久,而收经济的效果”。[30]经济效率之外,也有人主张中等家庭物质上须注意供应适度,因为每一个家都有特殊的性情,有中产,有小富。而起码的要求则是,“精神上必须活泼健全,心理上须乐观,物质上须供应适度,起居饮食,都要有满足的享乐”,从而使家庭的物质生活,保持节俭的美德,不贪目前一时的享受。此外还有几点可促进当时家庭生活的条件:生男育女,不宜过多,大概一家以四个子女为标准;家庭管理科学化,生活纪律化;家庭要有美化的布置;运动、休息、睡眠都要有充足的时间。[31]

家庭合理化的内容自然也包括家庭卫生,尤其是厨房卫生。因为厨房是烹饪之所,“我们一日三餐都要从厨房供给,这样看来厨房的清洁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厨房卫生的基本内容就有以下项目:(一)厨房中需有防蝇之设备,不可缺少纱窗和纱门;(二)清洁之菜橱一只,悬挂或放在通空气处,菜橱内清洁且要分类放置;(三)抹布四方,一方抹桌,一方抹锅子,应有两方是抹碗的;(四)当时少数人家中用煤气或电热的以外,大多用煤球,煤球炉须在室外。[32]做母亲的还需要注意“不要在厨房中随手抓一些食物给你的孩子们吃,这样将来会妨害你正经的烹调工作,且养成儿童不良的求食习惯”[33]

家庭同样也是一个表达个人创造性的场所,包括居室的经济美观与家庭布置。一份银行同人内刊就载文宣称,一个银行高级职员的家中应该有现代室内装置,这些装置包括一间有东方趣味的起坐间或客堂,又经济又美观的餐室和起坐间,而这些并非难事,是“许多人的家庭都可以节省一下,而便办得到的”;在任何角落里都可以添设的壁上写字台,和自己的玲珑的小书桌。该文随后更以问询的口吻建议:“这样清楚的卧室,阁下和尊夫人以为如何。请你们两位,把这两种梳妆桌,斟酌一下。”余下的建议则是:“假如有已进大中学的子弟,最高的一层楼必然要给他这样的布置,他才可以静心修养——沉思朗诵,踱方步、练体操、装无线电、养鱼种花,和制作文艺的东西。假如有十四五岁的女小孩子,房间则不必太大,可是样样要为她设备得满意,家具要成套头,窗帘地毯也要调和,不能像男孩子所用的那样地可以东拼西凑。”[34]除了对居室的整体布置装修外,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布置装修的中下级职员而言,则可以选择最廉价简洁的方式,即不需花费大量金钱做到室内布置的色彩化。例如,“在卧室里,假使你的家具有点旧了,你可以漆上各种颜色,使它们焕然一新”;用色彩光线等来透出室内的特殊情调,这是“近代室内装饰的特征”。至于家具,则只要转换心态,用审美的技巧去用心思,而决不计较于这件家具是否是用“高价”买来的。[35]还有人撰文指出,摩登家庭“一须经济,二须卫生,三须舒适”,“家庭的布置,第一应朴素整洁,除了客堂卧室厨房外,最好有一间浴室及厕所。购买品件,也要定个原则,对于奢侈的东西,虽廉不买”。[36]如此一来,巧用色彩,不需多少花费即可以使居室面貌焕然一新。在某种意义上,房屋内部的装饰格调对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代表着某种他们本真的东西,这一作用正又如房子外部的建筑风格代表着某种类似于社会的自我,是自我认同的社会表述。这样一种层次渐深的家居布置,展现了利用房间装饰格调来彰显自我的趋势,布置了一种个人的气氛,从而坚定了所处的房间乃至家庭布置的所有权标记。

在家庭合理化风气影响之下,城市家庭的生活局面大大改观,效法美国式现代家庭的所谓家庭机械化理念也在上海白领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家庭机械化加快发展,电话、吸尘器洗衣机、电冰箱、收音机、汽车缝纫机自行车等进入家庭,家用电器种类不断增加。这种家庭机械化观念的流行借助报刊杂志,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视觉影响传播到上海。从这些异域的图像与文字描述中,上海人愈发感受到,“近代家庭中的设备,几乎完全超乎机械化了,所有家庭中使用的家具、寝具、厨具,无一不以机器替代。整个的世界都在机器的生活中”。通过美国电影中展现的家庭中的机械设备,诸如门铃等,渐渐地,中等人家,每家“均接有传话器,客人来访,拜访者至门外,先按电铃,家中主妇即问明访者姓氏”[37]。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对这种家庭机械化的追求并引之为时尚,所以不少嗅觉敏锐、头脑灵活的厂商投其所好,不失时机地举办各类家庭展览会,推销自己的产品。如“南京路改良家庭展览会,已于十五日开幕。中西仕女联袂往观,极形拥挤,参加展览之中外厂号,为能推陈出新,陈列品尤为新家庭必需”。在这次展会上,有一家名为中和灯泡公司的企业为吸引顾客,别出心裁地“为增高参加者之兴趣起见,举行猜数竞赛”[38],结果效果良好,社会反响相当积极。这种对家庭机械化的追求,隐含着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对减轻家务劳动的期望。此外,也有评论认为,小家庭应收听无线电,因为“无线电在现代已成了传播新文化的利器,在欧洲和美洲每个家庭都置办一架”,“所以各家庭就很可自收音机中获得各种的常识”。[39]然而,可惜的是,由于收音机价格昂贵,据1936年统计,“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登记处已登记之收音机共计六万三千余架”,而实际上“一般估计全上海之收音机总数约在十万架以上”。[40](www.xing528.com)

因为家庭机械化只是来自美国的社会观念,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在一般小家庭中,日常家务仍然有赖于主妇与佣人的体力劳动。对于小家庭而言,雇用女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太太就总结了她自己关于雇用女佣的几点经验之谈:第一自己需要决定喜欢用什么地方的人;第二要自己明了自己家里的情形,用多大年龄的女佣才合适,比如自己家住三楼,有小孩子在学校念书,那么一定要用一个22岁以上、35岁以下的健壮女佣。除此以外,还有诸多细节需要考虑,如女佣选定了,需要试用3天,3天做满,就要讲工钱,工钱讲好了,最少要做1个月。另外作者建议主妇对待女佣的态度要和蔼而庄严,“使她感觉到你这人可亲又可畏”,“对待女佣不可太苛刻,不要摆出主人的架子来”。最后这位太太还不忘提醒,“有一点主妇要知道,不要把自己的弱点给女仆知道”。[41]对于一般中上阶级的上海家庭而言,雇用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女佣来料理家务是很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家庭对待女佣倾向于平等对待但决不超越这个界限不同,上海中产阶层的家庭主妇更倾向于对女佣的不容置疑的权威,但却辅之以情感上的交流与亲近,注重主妇和佣仆在家庭内部的亲密交流,使女佣感觉到自己被当作家庭的宝贵成员并感受到相互依赖的爱和信任。是否雇用佣人,是中产阶层家庭区分下层家庭最明显的特征。显而易见,上海中产家庭中的主仆关系是家长制、威权的,却并不缺乏温情与人性,遵循传统儒家思想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家庭教导。

除了有赖体力的家庭劳务外,当时社会上也渐渐掀起了一阵要求实现“家事专门化”的呼声。有一种意见就认为,如果是要复兴民族的话,女子教育就要立刻经过一番改革,务必要家事专门化。“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我国的妇女是否以为妻为母作为一种职业,这个前提确定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家庭教育需不需要专门化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女子为妻为母,有的人认为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真正的职业。[42]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在国民党市党部宣扬恢复传统妇德的意识形态宣传诱导下,上海的不少学校相继开设了家事科课程。一位妇女活动家就坦言,要有强盛的国家,需要有良好的家庭。而要有良好的家庭,就必须增加女子治家的知能。治家既是一种职业,则女子之家政,将为理想的主妇而设,为此“我们为应付女子目前迫切的需要,特请专家合办家事科”[43]。此种观点一经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论辩双方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教育家许崇清就很赞成这一做法,认为举凡日常用器的整顿、烹调、育儿、家庭看护以及菜蔬果类的贮藏等方面,都可以教女子们应用新式的科学的方法去做,将日常琐碎的家事转化为科学的管理。[44]另一派观点,诸如那些激进女权主义活动分子,就认为这是要统制妇女生活的威权主义的企图。她们认为家事的管理、儿童的教养应该是男女共同负担的,并非只是女性一方的责任,毕竟“为妻为母这种职业只是间接性的职业,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也用不着如何的来解释”[45]。在反方看来,在家庭中为妻为母仍然只是暂时性的职业,而女性真正的出路唯有在社会上、职场中实现其抱负。当然,西方价值观如合理化、科学化等的融入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悠久传承。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捉对儿生活,平等辈分”,而都市家庭的外型尽管可向欧化摩登发展,但“内质仍以保留旧道德孝心”为主。[46]另有作者认为,小家庭制度也有缺点,“这即是父母对子女有教养之责,而子女对父母无奉养之实”,并号召“为子女的我们必须设法补救此小家庭的缺点,即必须担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47]左翼的人士也认为小家庭是建立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如向警予就批判“新家庭乃全是建筑于个人主义、快乐主义之上”[48]。也就是说,虽然由于都市生活方式逐渐不可抗拒地西方化,与传统乡村生活愈益疏离,然而中国文化传统的情感结构并没有消失。中国传统儒家的家庭观念对小家庭的影响很深,人们普遍认为子女在赡养年老的父母上具有绝对的责任,孝顺父母仍然要摆在第一位。同时,新的对都市职业与家庭的更高认同,渐渐嵌入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基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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