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伯刍墓志》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证明

介永强

唐《刘伯刍墓志》志石现藏大唐西市博物馆，拓本和录文刊载于《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1]。志主在两《唐书》虽有传，然皆十分简略。《刘伯刍墓志》约2100字，大大丰富了其生平事迹。对此，高慎涛《西安新出〈刘伯刍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一文（以下简称《考释》）就刘伯刍的生卒年、籍贯、家世、科举、著述情况已有释解，并着重就刘伯刍的仕宦经历做了详细考订^[2]。刘伯刍历仕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三朝，《刘伯刍墓志》是一方自撰与后人续撰合文的唐代墓志，无复多见，比较独特，内容又十分丰富，涉及唐代“《开元礼》举”、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等问题。因此，在《考释》一文主旨之外，本文兹就墓志所记重要史事，参酌历史文献，再做简要释证。

一、刘伯刍的文学和书法

刘伯刍自撰墓志称，他“六岁识字，十岁耽书。□□□□溷之间，未尝释手，于今一百九十八甲子矣。盖所阅书，殆逾万卷，其意在通性命，乐黄尧而已”^[3]。

据《大唐传载》，“苏户部并、刘常侍伯刍，皆藏书至二万卷”^[4]。刘伯刍家富藏书，耽书好学。他十分珍惜时间，即使如厕间隙，也是手不释卷。因而，当他四十多岁时，“盖所阅书，殆逾万卷”。刘伯刍勤奋读书，“其意在通性命，乐黄尧而已”，不能不说其精神可嘉。

刘伯刍的父亲刘乃即以“文章清雅，为当时推重”^[5]。刘伯刍既有家学渊源，加之他刻苦努力，“盖所阅书，殆逾万卷”，真可谓“读书破万卷”，因而成就了他“下笔如有神”，文学造诣较高。

两《唐书》本传没有记述刘伯刍的文学成就，《新唐书·艺文志三》著录“《刘伯刍集》三十卷”。刘伯刍自撰志文称，他“好属辞而不敢苟，短章小述，必稽义正。所著文二百廿三篇，编成十三卷”。这13卷文集是刘伯刍自撰墓志时，即他43岁时编辑而成。据其子刘宽夫续撰墓志，刘伯刍后来又“著《后集》十二卷”。据墓志志文，刘伯刍的文集，前后合起来共计25卷。由此可知，《新唐书·艺文志三》著录的“《刘伯刍集》三十卷”，当是后人重新再编的结果。

《刘伯刍集》早已亡佚，《全唐文》和《全唐诗》亦无刘伯刍的诗文。唐人褚藏言《窦氏联珠集》中有“金州员外司马刘伯翁”《奉酬窦三中丞见赠》一首：“多幸尝陪侍玉墀，俄惊负谴阻天涯。今日相逢问荣悴，更嗟年鬓飒然衰。”唐代未见刘伯翁其人，翁、刍二字行草相近，岑仲勉、陶敏皆以为刘伯翁应即刘伯刍^[6]，《刘伯刍墓志》可以佐证这一论断。墓志记载，刘伯刍在唐德宗末年“为丑政者所构，贬虔州司马”，“顺宗御宇，移信州司马。今皇帝（宪宗）嗣位，转金州长史”。墓志称刘伯刍迁转“金州长史”，《窦氏联珠集》称“金州员外司马”，虽官称细节有差异，信为一人则无疑^[7]。

刘伯刍传世诗作仅存《奉酬窦三中丞见赠》一首，他的文章留传后世者仅存《荐林蕴表》中的四句：“抗忠辞于蜀郡，刘辟改容；陈大义于沧州，程权归阙。”^[8]诗文虽佚，但掩蔽不了刘伯刍的文学地位，因为《刘伯刍集》曾经流行于世。值得注意的是，刘伯刍的父亲、子孙也擅长文学。刘伯刍其父刘乃为天宝中进士，以“文章清雅，为当时推重”^[9]，《全唐文》收录其文2篇^[10]。刘伯刍的长子刘宽夫亦登进士第，《全唐文》收录其文3篇^[11]，《唐文拾遗》补录1篇^[12]，又有2篇墓志文传世^[13]。刘伯刍的三子刘岩夫在《全唐文》有文章2篇^[14]。刘伯刍的长孙、刘宽夫的长子刘允章亦登进士第，《全唐文》收录其文1篇^[15]，又有2篇墓志文传世^[16]。由此可以说，刘伯刍家族在唐代也算得上一个小小的文学世家，其中以刘伯刍的文学成就最高。

刘伯刍不仅以文学名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也不同凡响。关于刘伯刍的书法，两《唐书》本传只字未提。《刘伯刍墓志》称，其“尤善楷、隶及八分诸书，凡缙绅名流有愿叙先德而刊琬琰者，皆不远千里赴诉于公，以咨文翰之饰。得其请者，为时荣观”。这是刘伯刍之子刘宽夫为其父续撰志文所言，难免有过誉之词，但刘伯刍擅长书法，盖非虚言。《书史会要》记载，刘伯刍与权璩（权德舆之子）、高骈等33人“并工于翰墨，有名当世”^[17]。《书史会要》称刘伯刍“工于翰墨”，由墓志进一步可知，他“尤善楷、隶及八分诸书”。楷书、隶书是唐代通行的新书写体，“八分”在唐代是指有波发的旧体隶书。所谓“八分”，是指这种整齐化隶书之有波发，呈左右相背，像“八”字的样子^[18]。《宣和书谱》载，唐玄宗“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19]。由于唐玄宗喜作“八分”，“唐隶”于时大盛，涌现出徐浩、韩择森、史惟则、李潮、蔡有邻、梁升卿等一大批隶书家。刘伯刍是天宝中进士，他“尤善楷、隶及八分诸书”，也擅长“八分”，正是盛唐书风的具体反映。

二、刘伯刍与礼学及唐代“《开元礼》举”

《旧唐书》本传谓，刘伯刍“风姿古雅，涉学”，但却没有具体记述。《刘伯刍墓志》称：

今皇帝（宪宗）嗣位，转金州长史。未几，征为国子博士，除考功员外郎。……是岁，朝廷以吴蜀初平，思振儒道，命宰臣率百执事，洎公卿子诣太学，复国饮之礼。诏公与李藩、蒋武峨冠锵珮，对升高座，辩论疑义，剖析冰销，搢绅荣之，宠锡加等。

此事详载于《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

〔元和〕二年八月，国子监奏，准敕：今月二十四日，诸州府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就国子学官讲论，质定疑义。仍令百僚观礼者，伏恐学官职位稍卑，未足饰扬盛事，伏请选择常参官，有儒学者三两人，与学官同为讲说，庶得圣朝大典，辉映古今。于是，命兵部郎中蒋武、考功员外郎刘伯刍、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颖、郯王府咨议章廷珪，同赴国子监论讲。

元和二年（807）的国子监论讲，朝官参加者蒋武、李藩在《旧唐书》均有传^[20]，皆为一时大儒。刘伯刍“涉学”，也是饱学之士，因而他受诏与李藩、蒋武等名儒“同赴国子监论讲”。

刘伯刍学识渊博，他精通谥法制度。墓志称：“未几，皇太子薨，命公定谥，公遵考行易名之典，拟曰惠昭，上可其奏，加朝议大夫。”《旧唐书》卷一七五《宪宗二十子》载：

惠昭太子宁，宪宗长子也。母曰纪美人。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进封邓王。四年闰三月，立为皇太子，改名宙，寻复今名。其年有司将行册礼，以孟夏、孟秋再卜日，临事皆以雨罢，至十月方行册礼。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废朝十三日。时敕国子司业裴茝摄太常博士，西内勾当。茝通习古今礼仪，尝为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职，至改司业，方罢兼领。国典无皇太子薨礼，故又命茝领之。废朝十三日，盖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谥曰惠昭。

唐宪宗长子李宁薨后，刘伯刍“遵考行易名之典，拟曰惠昭，上可其奏”，则知其熟悉谥法，通晓礼学。

唐代建国初年，朝廷草创，未遑制礼作乐。唐太宗践祚之初，悉兴文教，诏命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徵等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61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礼5篇，总计138篇，共100卷^[21]，是为《贞观礼》。到了唐高宗初年，“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高宗诏令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等人“增损旧礼”，“重加缉定”，勒成130卷^[22]，是为《显庆礼》。《显庆礼》“其文杂以令式”，加之李义府、许敬宗因为得幸而“多希旨傅会”，行用之后，“议者皆以为非”，于是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并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23]。唐高宗以降，唐中宗、唐睿宗和武则天之于礼制，“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24]。

开元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删削《礼记》旧文而增益新义。集贤院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乃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礼》《显庆礼》的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中成为唐礼。于是，唐玄宗诏令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唐礼，历年未就而李锐卒去。后来，萧嵩代李锐为学士，奏请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新礼，共150卷^[25]，是为《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26]。

然而，自汉代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而礼乐为虚名”^[27]。欧阳修认为，唐代礼仪“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28]！

其实，为了改变“礼乐为虚名”的历史和现实，让“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29]，唐代统治者也曾做出了种种努力，唐代科举考试中就有“《开元礼》”“三礼”科目。《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曰：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开元礼》举”设立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唐会要》卷七六《〈开元礼〉举》曰：

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至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已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

元和八年四月，吏部奏：“应《开元礼》及学究一经登科人等，旧例据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缘校书、正字等名望稍优，但沾科第，皆求注拟，坚待员阙，或至逾年，若无科条，恐长侥幸。起今已后，等第稍高，文学兼优者，伏请量注校、正。其余习《开元礼》人，太常寺官有阙，相当注。通经人，国子监官阙，相当者，并请先授，以备讲讨。如不情愿，即通注他官。庶名实有名，纪律可守。其今年以前待阙人，亦请依此条限，使为常制。”敕旨依奏。

《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曰：

大和四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应《开元礼》、学究一经、三礼、三史、明习律令科人等，准大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散试官及白身人并于礼部考试，其有出身及有官人，并吏部科目选者。凡是科目，本合在吏部试。自分两处考试，每处皆别与，人数转多，事理非便。臣等商量，坐准前吏部收试，其诸节目并准太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处分从之。

大中十年五月，中书门下奏：“据礼部贡院见置科目内，《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明算、明法、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颇滥，曾无实艺可采，徒添入仕之门，须议条流，俾精事业。

由上可知，自贞元二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开元礼》科，从后来元和八年、大和四年、大中十年的奏文和敕文看，《开元礼》这一考试科目长期开设，而且常常处于明经诸科之首。

“《开元礼》举”在唐代中后期的科目选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一考试科目的首倡者，唐代史籍并没有交代。《刘伯刍墓志》称：“公任考功［员］外郎二年，皆为吏部奏请考试《开元礼》等四色科目，升黜不苟，藉名者皆才。”刘伯刍在唐宪宗元和初年任考功员外郎，他“为吏部奏请考试《开元礼》等四色科目”。后来，他又权领吏部选事，《开元礼》科目选在元和时期的持续举行，刘伯刍当是重要推动者。

三、刘伯刍参与译经及其与佛教

《刘伯刍墓志》云：“明年，有西国竺乾僧奉敕翻译《大乘本生心地经》十卷，诏公详润其文，御制序引。”《旧唐书·刘伯刍传》没有记载此事，《宋高僧传》卷三《唐醴泉寺般若传》记载：

至元和五年庚寅，诏工部侍郎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就醴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三藏赐帛，证义诸沙门锡赍有差。

又有写本《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一题记：

元和五年七月三日内出梵夹，其月廿七日奉诏长安醴泉寺，至六年三月八日翻译进上。

罽宾国三藏赐紫沙门般若宣梵文

醴泉寺日本国沙门灵仙笔受并译语

经行寺沙门令謩润文

醴泉寺沙门少諲回文

济法寺沙门藏英润文

福寿寺沙门恒济回文

总持寺沙门大辨证义

右街都勾当大德庄严寺沙门一微详定

都勾当译经押牙散兵马使兼正将朝议郎前行陇州司功参军上柱国赐绯鱼袋臣李霸

给事中守右补阙云骑尉袭徐国公臣萧俛奉敕详定

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上柱国长洲县开国男臣归登奉敕详定

朝请大夫守给事中充集贤殿御书院学士判院事臣刘伯刍奉敕详定

朝议郎守谏议大夫知匦使上柱国赐绯鱼袋臣孟简奉敕详定(www.xing528.com)

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扈从特进行右武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上柱国剡国公食邑三千户臣第五从直^[30]

梵文《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翻译，除了中外僧人，还有朝廷重要文臣萧俛、归登、孟简、刘伯刍等人参与其中。刘伯刍与萧俛、归登、孟简等人“奉敕详定”，主要负责润色、刊定文字，最后定稿。唐代士大夫崇佛非常普遍，成为社会风气^[31]。他们或访僧佛寺，或设斋念经，或研读佛典，或参与译经。贞观初年，中天竺人波颇在大兴善寺译经，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勘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32]。唐高宗初年，玄奘译经，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郎李义府等朝臣随事润色^[33]。唐隆元年（710），义净在大荐福寺译经，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乂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瓌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34]。唐中宗和唐睿宗时，南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在长安译经，中书舍人苏瑨、给事中崔璩、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尚书郭元振、中书令张说、侍中魏知古等人参与润色，“儒释二家，构成全美”^[35]。士大夫崇佛是唐代社会的常态，参与译经是刘伯刍崇佛的表现。

刘伯刍奉佛的原因，一方面，与唐代士大夫普遍崇佛的社会风气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在中年大病一场有绝大关系。刘伯刍自撰墓志称，也就是在他43岁时，“以疾去职，寓居苏州开元寺北。居数月，遘疠疾，凡九日，疾且亟”。不料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竟然又活了18年。刘伯刍中年患病后寓居佛寺，冥茫中起死回生，从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墓志书写与刘伯刍“动与时适，论者少之”

《刘伯刍墓志》的史料价值，可圈可点。然而，如同所有唐代墓志一样，此志多有溢美之词，且有回护之处。刘伯刍由朝臣给事中而出任地方官虢州刺史，墓志和正史就呈现出不同书写。

《刘伯刍墓志》云：

会当权者恶不附己，每凿空飞语，阴欲中祸。公曰：“虽明君在上，终不能以颊舌自明，故於陵灌园，范蠡逃位，只远祸耳。”遂移疾请告，数月，除虢州刺史。公雅获素尚，居之翕然，而履正之徒叹其道不胜。

关于刘伯刍出任虢州刺史一事，《旧唐书·刘伯刍传》载：

裴垍罢相，为太子宾客，未几而卒。李吉甫复入相，与垍宿嫌，不加赠官，伯刍上疏论之，赠垍太子少傅。伯刍妻，垍从姨也。或谗于吉甫，以此论奏。伯刍惧，亟请散地，因出为虢州刺史。

在裴垍赠官这个问题上，李吉甫固然以“宿嫌”相报，但也不能说刘伯刍毫无“徇私”之意，因为“伯刍妻，垍从姨也”，所以才有人“或谗于吉甫，以此论奏”。而墓志没有交代事情原委，却说：“会当权者恶不附己，每凿空飞语，阴欲中祸。”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墓志称，刘伯刍由朝臣出任虢州刺史，“公雅获素尚，居之翕然，而履正之徒叹其道不胜”。事实是，“伯刍惧，亟请散地，因出为虢州刺史”。正如刘伯刍自己所说，“只远祸耳”。刘伯刍为“远祸”，“遂移疾请告”，离开中央朝廷，任地方官虢州刺史，他“居之翕然，而履正之徒叹其道不胜”。因此，《旧唐书·刘伯刍传》结尾说，刘伯刍“而动与时适，论者稍薄之”；《新唐书·刘伯刍传》结尾则说，刘伯刍“而动与时适，论者少之”。

《刘伯刍墓志》的文字是《新唐书·刘伯刍传》字数的10倍多，内容十分丰富，且多于史有征，它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唐代重要文臣刘伯刍的生平事迹、深刻认识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及唐代后期“《开元礼》举”等问题不可谓无补。但是，墓志的属性决定了墓志内容的局限性。因此，对于墓志史料，我们仍须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审慎对待，精准把握。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3、794页。

[2]高慎涛：《西安新出〈刘伯刍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1期，第71～77页。

[3]《□□通议大夫尚书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广平刘公自撰志文并序》，《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下册），第793页。下文引《刘伯刍墓志》，不赘注。

[4]（唐）佚名：《大唐传载》，参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96页。

[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五三《刘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83页。

[6]陈尚君：《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4页。

[7]陈尚君：《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4页。

[8]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58页。

[9]《旧唐书》卷一五三《刘乃传》，第4083页。

[10]（清）董诰：《全唐文》卷三七八刘乃《册郭子仪尚父文》《与宋昱论铨事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43、3844页。

[11]《全唐文》卷七四○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邠州节度使院新建食堂记》《剿竹记》，第7649、7650页。

[12]《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卷二九刘宽夫《论陈岵自引罪奏》，第10699页。

[13]《唐故通直郎行□神武军兵曹参军李府君墓铭并序》《唐故庐江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61、912页。

[14]《全唐文》卷七三九刘岩夫《与段校理书》《植竹记》，第7637、7638页。

[15]《全唐文》卷八○四刘允章《直谏书》，第8449、8450页。

[16]《唐故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中大夫使持节福州诸军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柱国安定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安定皇甫公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08～410页；《故楚国夫人赠贵妃杨氏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10页。

[17]（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218页。

[18]黄永年：《唐人楷书述论》，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223～237页。

[19]（宋）佚名：《宣和书谱》卷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0]《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第3997～4001页；卷一四九《蒋乂传》，第4026～4028页。

[21]《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17页。

[22]《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17、818页。

[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页。

[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页。

[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页。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页。

[2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页。

[2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页。

[29]《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第307页。

[30]［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第335页。

[31]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2]（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三《唐京师胜光寺中天竺沙门波颇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6页。

[33]《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玄奘传》，第128页。

[34]（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35]《宋高僧传》卷三《唐洛京长寿寺菩提流志传》，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