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对于“一个结构化的博士教育项目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德国不同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们有着非常一致的理解，他们与世界知名高校经济学院的同行们也有着相当的默契。所以，在推进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的过程中，学科共同体的基本共识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于如何在德国原有的学术传统中，在不同学校、院系的具体组织形式中实现这样一种标准化模式，各地学术人员则进行了不同的尝试。
在波恩大学经济学系，以结构化模式进行博士生培养的尝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形式是为博士生开设专门课程，由一两位教授主导逐渐变为多数教授参与，课程由少变多，由临时性安排逐渐变为固定制度。即使是在建立了研究训练小组项目之后，教授们也没有严格按照研究训练小组原初的制度设计实施博士生培养，而是灵活地利用了项目提供的博士生奖学金，将其主要用于博士生第一年的资助，保证更多的博士生能够集中参加课程阶段的训练。在整个过程当中，并没有专门的组织安排和行政支持，培养活动完全是由教授自发进行和自治管理的。为博士生开设课程对教授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一项“义务劳动”。曾经在波恩、柏林两地任教的一位教授认为，波恩大学经济学系的同事们是在坚持付出了20年之后，才被卓越倡议“接管”的。
柏林的情况与波恩有些类似，在最初没有充足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也是由若干经济学教授自发建立结构化的博士项目。不同的是，柏林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跨机构合作，集合了三所高校经济学系的力量来尽可能保证项目的完整性，特别是保证有足够的师资来开设博士生课程。鲁尔经济学研究生院则是在一个更广的地区网络上寻找实现这种培养模式的资源支持，也就是跨城市的院校合作。以上这些都说明，经济学科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的建立实际上是学科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自发寻找实现方案的过程：
“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是如何去实现却是个问题。每个大学可能进行不同的尝试，比如如何获得资金、如何设置组织。在柏林，很显然，我们不是在一所大学里，而是在多所大学里做，因为它们靠得很近。而在别的地方，比如曼海姆大学有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系，他们有近2000名学经济的学生，他们的规模大于柏林所有大学加在一起的总和，所以他们当然可以自主进行这种项目。特别的情况会导致特别的组织结构，但是，对于一个以研究为导向的博士学业的组成，观点还是统一的：博士学业必须有一个学习的阶段，其中一定要包括基础性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而且博士论文是由可以发表的论文组成的……这些都没有争议，但是怎样最好地达到目标，每所大学所做的尝试都不一样。”
——柏林项目教授
在这样一个变革过程中，学术人员的自治和自律是重要的支持因素。这种自治最初体现为一两位核心人员的积极倡导，在波恩和柏林，受访教授都举出了在研究生院建立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教授的名字。柏林项目的教授说：
“如果没有他（研究生院的发起人）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的项目恐怕很难那么快实现……总是有一些重要的人起主导作用……而后才慢慢转移到系所，中间有过渡阶段。到一定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大家共同的项目并为之做贡献，而在这之前往往总是那么几个人做出最重要的贡献。”
改革的过程往往是烦琐艰难的，学术人员的自治和自律显得格外重要：
“到了某个时间，如果主导者不能自主完成某些事情的规划和组织的时候，就陷入困境……我们得看看由谁来统计学生的成绩，看看谁还能把项目持续下去，我们会开会讨论，在没人上课的时候寻找师资。到了某个时候，主导的同事就不能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了，便产生了问题：怎么办？哪里可以得到行政等方面的支持？有的机构运气比较好，坚持不懈，可以走下去，比如波恩的项目。其他的项目可能就消失了。”
——柏林项目教授
另外一个例子是，教授们往往因为要给博士生开高级课程，付出了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上课）前期准备的工作量很大……不像一般的入门性课程……工作量远远超过其他的课，虽然有一本标准的教科书，而且其实我熟悉里面所有的内容，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工作量，这是额外的工作。”
——柏林项目教授
这种付出在柏林和波恩项目的最初阶段都是教授们的义务劳动，是他们基于共识和承诺为项目的运行做出的贡献。
在这三个案例研究生院中，或快或慢，学术人员自发的努力最终都得到了组织和制度上的支持，不仅通过第三方资助完善了研究生院的组织框架和资金支持，自下而上的努力也最终影响到院系层面。在波恩，研究生院如今已经涵盖了经济学系的全体教师和博士生，成为院系博士教育的正式组织框架，并且通过修改博士考试章程，将研究生院规定的课程项目作为博士学业的必修内容，规定了本科毕业生也可以直接进入博士生培养序列。在柏林和鲁尔区，教授们对于未来在院系层面获得更多组织和制度支持也表示乐观。(www.xing528.com)
在教席的层面，结构化项目与传统的学术工作组织模式实现了融合，这一点体现在对博士生资助的安排上。认同和加入了结构化项目的教授都有义务为项目做出贡献；对于项目招收的博士生，在没有奖学金或者奖学金到期的情况下，教授们应当确保为他们提供教席下设的学术助理岗位。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教授们将手里所有的资助来源和岗位编制进行统一的安排，保证博士生都能够得到资助：
“我现在这个职位是学校配给教席的（学术助理）职位。我们研究生院的负责人会做一个宏观调控，看看教授们拿什么资金项目，基本上只要（学术助理）岗位空了就给高年级博士生。教授也要看自己手头一共有多少岗位，然后再统一分配。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卓越倡议这个资金，要看这个项目能不能很好地延续下去。如果可以继续的话，教席学术助理的数量不会变，如果不行的话，我的导师就会少一个岗位，然后就会要求我们（博士生）各让四分之一个岗位出来，凑一个岗位补上去。”
——波恩研究生院博士生
也就是说，在不改变教席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参与经济学科结构化博士项目的教授们把各自的人事权力和资金贡献出来用于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封闭的教席结构变得开放。当然，认可结构化培养模式的教授们也愿意接收参加了结构化课程的博士生，因为这在根本上有助于提高科研水准和质量。
所以说，在经济学领域，基于对结构化培养模式的广泛认同，学术人员以自发和自治的形式积极尝试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合作可能，促成结构化博士培养项目的建立，并且主动将这样的培养模式与大学传统的科研组织形式和人事结构进行整合。通过这种共识的不断扩展，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逐渐在院系层面获得了组织上的反馈。
通过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代经济学的知识生产具有典型的全球化特征。在过去三四十年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性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题也显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学术人员总量大、分布密集，并且具有高流动性；国际学术交流频繁，竞争激烈。并且，当代经济学研究依赖于一整套规范知识和规范方法，而这样的知识和方法在大众化的本科教育甚至硕士教育层面都无法很好地获得。德国大学传统的组织结构和个体化的科研训练方式并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学科研活动的需求，因而德国经济学界内部对于博士教育模式改革显现出强烈的诉求，并自发开始进行结构化的改革实践。
经济学领域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国际参考模式，并且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开始。基于对结构化模式的广泛认同，学术人员以一种契约精神自发合作建立博士项目和研究生院，自下而上推进改革，并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了政策引导的第三方资助项目所提供的支持。今天，德国经济学领域结构化的博士项目和研究生院已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与传统的教席结构相互连接，并在一些大学初步实现了院系博士生培养的整体结构化。
在制度设计上，德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生院和结构化博士项目具有国际标准化和同质性的特征，以国际通行方式和标准进行招生选拔，以一个强化的核心课程体系作为培养方案的关键内容，课程设置同样在国际范围内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研究生院的学术交流密集，体现了经济学典型的“都市型专攻”[4]特征。与其他学术人员一样，博士生以阶段性撰写工作论文的方式迅速发表科研成果，利用结构化项目提供的多种平台参与学术交流，并以累积论文的形式完成博士论文。在密集的学术交往和频繁的人员流动中，传统的师徒关系在这个领域被弱化，变得松散。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认为，经济学案例突出体现了知识生产全球化对于科研训练的影响，同质性、国际标准化和竞争是这个领域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的核心特征，因而本书将德国经济学科结构化的博士教育归纳为知识生产全球化驱动下的科研训练新模式。
【注释】
[1]University Alliance Metropolis Ruhr[EB/OL].[2012-02-10].http：//www.uamr.de/index_en.htm，2012-02-10.
[2]注：德国大学学业成绩通常分为11个等级：1.0-1.3相当于“非常好”，1.7、2.0、2.3相当于“好”，2.7、3.0、3.3相当于“良”，3.7、4.0为“及格”，5.0相当于“不及格”。
[3]三份培养方案均引自笔者从三个研究生院获取的内部文件。
[4]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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