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玉蛇耳坠与蛇形玉玦：四重证据揭示全新发现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就对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意义提出解说，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是“协助神民沟通礼仪之用”的青铜器上的附属物。他借助的文献资料是《山海经》，利用这部古代巫书证明在巫术或者礼仪过程中青铜器纹样图案的意义，从代表性的文饰“龙”与“蛇”来讨论，同时以东周古籍《楚辞》中出现“两龙”作为旁证，说明“龙”在古代巫术中的重要性。为了证明龙与蛇的形象意义即“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形象”，他还引用《左传》和《国语》的相关内容。在该书第七章“政治权威的崛起”中，作者又论及“巫觋”并强调巫与神秘动物的关联：“他们的耳朵，双手和脚踝上都缠着蛇或龙”，并提到“半坡出土陶盆的红底子上，常见有用黑色和黑褐色画的一个装饰母题：人面的两耳各有一条鱼”，并引玛瑞林·傅（Marilyn Fu）的观点提到，“他们可能是巫师的面孔，两耳珥鱼可与《山海经》里两耳珥蛇的巫师相比较”。^[1]1979年，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前辈学者萧兵撰文《西安半坡鱼纹人面画新解》^[2]，指出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盆的人面像，有在耳旁加两条小鱼的，应依《山海经》之例称为“珥鱼人面”。西安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里也发现类似陶盆，有同样的人面纹和鱼纹。这篇论文的观点引起持久的反响，它让人们意识到，这些五六千年以前的文物图像，居然可以和传世古书中讲的神秘内容形成对应。反过来看，现存古籍中记录的有些内容是远远早于汉字的发明和使用时代的。这便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成果对重新认识汉字产生以后的文明史秘密的最大益处。

2014年，萧兵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二十五部著作—《中国早期艺术的文化释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其中第一章就讲到人面珥鱼的主题，一共引用了数十位学者的不同看法，归结为鱼图腾崇拜和巫师面具，其功能在于巫术性地祈祝“捕鱼丰收”。^[3]并且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珥鱼）人面—（驱）鱼—（入）网

萧兵先生在讨论文物图像中的“珥鱼”问题时，充分发挥排比类似材料的联想优势，并列式地举出如下的中外文化的面具现象：

珥鱼的猴王哈奴曼（印度面具）

珥蛇冠蛇的神灵（斯里兰卡面具）

珥龙冠龙的“龙王”（贵州傩戏面具）^[4]

这样一对比，就自然地从珥鱼习俗过渡到珥蛇和珥龙习俗，让我们看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山海经》一书中，一共9次讲到“珥蛇”，看来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景象。“珥”字从玉从耳，指在耳上佩戴玉饰品。珥蛇，莫非是在耳上佩戴玉雕的蛇形饰品？因为《山海经》本来就是附属于《山海图》的文字说明，陶渊明的诗句中还写到“泛览《周王传》，浏观《山海图》”，一旦图像部分在西晋以后失传，剩下的文字部分就变成无从对照的叙事文本，许多疑难问题就成为千古哑谜，难以索解其答案了。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的出土，终于让现代人恢复起有关史前人类珥鱼习俗的文化记忆。这不是第四重证据所带来的学术再发现的重要意义吗？

不过，珥鱼形象的出现毕竟还不能代表珥蛇的实景。历史还要再等待几十年，才迎来真正的珥蛇文物重现天日。2012年3月22日，一篇发自沈阳的新华网专电，以《田家沟考古出土罕见蛇形耳坠》（记者王振宏、李克瑶）为题，迅速传播到全球媒体。该文开篇报道这一新发现，并引用考古学者的话：“据考古专家介绍，在辽宁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发掘中，出土了蛇形耳坠等部分含有黄帝文化符号的文物，使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进一步得到证实。红山文化田家沟发掘项目领队、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来柱介绍说：‘在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第四地点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出土发现精美玉器5件，其中首次出土了戴在墓主人右耳的蛇形耳坠。’”关于蛇形耳坠的描述是：“这枚蛇形耳坠的大小约为成年人食指、中指并在一起的样子，体呈灰白色，蛇头部嘴巴、眼睛清晰可见而且非常光滑，底部略粗糙于头部。”这篇报道还配发了玉蛇耳坠的照片，让今人能够亲睹5 000多年前先民随葬肖生形玉器的情况（图8—1）。(www.xing528.com)

图8-1 红山文化蛇形耳坠

（新华网图片）

新华网发布的这篇报道带来考古新发现的重要学术信息，但是毕竟不是专业考古报告，没有具体说明耳坠的尺寸，还有些报道者借题发挥的意思。如将此耳坠的出土立即和黄帝文化联系起来的说法，并使用了“证实”这样有分量的字眼，显得不够严谨求实。如果说这一枚新出土的玉蛇耳坠在“证实”黄帝文化方面还欠缺足够的说服力，那么它对天下奇书《山海经》记述的珥蛇神话母题，倒是确有“证实”作用，值得大书特书。对于国内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史前玉蛇耳坠的重见天日，虽然目前只有小小的一枚，却是十分重要的第四重证据，因为它的玉质材料和肖生想象造型，都能够透露出丰富的神话历史信息，给古书中遗留下来的千古难题“夏启珥蛇”等，带来豁然开朗的解读效果。目前所知属于红山文化的蛇形玉器至少还有另外一件，即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双蛇首三孔器”，其外观类似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2号墓出土的双兽首三孔玉器，但是在双兽首部位刻画的是双蛇首。袁伟认为此类三孔玉器是巫师佩戴于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的通神法器。^[5]笔者则认为双蛇首形三孔器的形象与双龙首玉璜形象同类，都是对沟通天地的虹桥形象的模拟。至于其文化功能，可以赞同巫师法器说。无独有偶，在距今约5 000年的红山文化玉蛇耳坠出土3年后，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天门市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件非常罕见的玉玦—双人首蛇身形玉玦，最为奇特的是，在玉玦的双人首的耳部，还细致地刻画出两个S形的耳饰（图8—2）。笔者根据比较神话学的资料，将此S形解读为抽象化珥蛇的符号。

图8-2 2015年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出土玉玦：双人首一蛇身并珥蛇的意象

（新华网图片）

四重证据法的原则是，将出土的或传世的文物及图像作为考证历史文化现象的第四重证据。研究者尤其重视汉字产生以前的此类文物和图像，将其作为先于文字符号的文化大传统视觉符号，从而建构出一种从无文字大传统到文字书写小传统的完整的文化文本生成演化脉络；再从文化文本的整体脉络出发去解读文字文本留下的未解难题，形成文物图像叙事研究与文本叙事研究的对接，以及大传统研究与小传统研究的贯通。就华夏文明而言，比甲骨文更早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史前期宗教神话意识形态特色的视觉符号是玉礼器。传世文献中的玉器名称虽然已经十分繁复，但是还不足以涵盖史前玉器的多样和变化。一些重要的新出土文物形象，前所未见，文献中也没有记录，需要多学科协作来解释其形制和用途。2012年辽宁考古工作者发掘和公布距今约5 000年的红山文化玉雕蛇形耳坠之后，笔者曾先后撰写《龙—虹—璜》^[6]《蛇—玦—珥》^[7]和《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8]等文章，以考古出土文物提供的神话图像为新参照物，解读《山海经》中9处写到却古今无解的“珥蛇”之谜，为四重证据法研究如何注重新发现的出土文物图像，寻求跨学科知识整合的文化整体方略，作出尝试。2015年年底，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又在天门市石家河文化古城中心区的谭家岭遗址发现高等级墓葬区，其中5个瓮棺中发掘出距今4 000多年的众多玉器文物200多件。下文即针对这批史前玉器中的3件特殊造型者（图8—2、图8—8和图8—11），作出神话学辨识，在图像学解析的基础上对其命名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