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思维穿越时空、多领域的运用

在之前的论述中，通变的思想已经在其他的领域开始发挥作用，首先从其原初而言，通变诞生在《周易》之中，用来讲世间万物的变化，是属于哲学范畴的，后经刘勰引入文学领域，成为文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并被历代的文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同时也被不同时代、领域所吸收，用来谈及个中问题。

在书法艺术领域，首先从字体来说，中国书法大致有篆书、隶书、楷书、行楷、草书这5大门类，由于出现时间，书写规范和要求的不同，因此这五类书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各自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同的。因此，学会其中的一个门类，取得了书法艺术的精髓，那么就可以在此基础上产生出自己的变化，苏轼就认为楷书是书法艺术的基础：“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书，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蔡襄在《论书》中说：“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得，草亦不离于楷正”^[24]，都是以学习楷书为通，其次才能生变。其次，书法艺术的通变还表现在对于特定门类的体制的继承以及自己的创新方面。不管是文学，绘画，还是书法，创新才会让你脱颖而出，是保障鲜活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因此，每门书法艺术自身形成的规范和要求之下，也应当尝试着创新，正如文学试图改变文辞的用法一样。庾肩吾《书品论》中说：“阮研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虽复师王祖锺，终成别构一体”^[25]，米芾《海岳名言》中说：“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26]，都强调自成一家的创新性。

通变在饮食方面亦有体现。交通尚不发达的时候，由于地域限制，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以及代表性的食物。随着改革开放以及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使得各个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饮食也走出了区域的限制而能够在全国各地开张。但是在进行饮食扩张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地域性的差异：有些地域口味偏甜，有些地域口味偏咸……凡此种种，该如何兼容？由此就产生了饮食上的“通变”。部分商家保留了原本的食材和做法，但在调味品的选择和搭配上却做了改变，偏向本地人的口味，以更好地被当地人接受和喜欢，例如，北方大多数城市的豆花都是用醋和辣椒油调味的，于是在南方做豆花生意的北方人，在保留原有的醋和辣椒油调味的豆花的基础上，还增加了由糖水来调味的豆花，这样一来，既有北方人前来光顾，也有适合南方人的口味，无疑会比单纯只卖一种调味豆花的店家获益更大，倘若固守而不旁通和变化，那么一个不适合本地口味的饮食就很难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通变，是饮食走出地区化，迈向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在政治领域，通变也具有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虽然借鉴苏联模式，想要在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结合中国实际，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单纯地照搬照抄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这就是通变在路线方针上的指导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战和革命所经历的战争中，在学习古代兵法与现代作战技术的基础上，将正面直击对手的传统和模式相对固定的战术打破，创造性地发明和应用了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战局的转变和战争的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亦是通变思想的应用。日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同时，在改革开放，全球化等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异常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其政治上的认同，经济上的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在勿忘国耻，牢记历史的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不顺应时代潮流只能被时代淘汰，因此我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求同存异”本身，就是一种通变。

正是因为通变本身所存在的巨大的张力，使得通变思维在历史脉络中愈加弥散，涉及面极广，也使得通变的灵活思维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利用，成为中国人情社会中阴暗的一面，这是同通变本身所具有“变通”之意相关的。

“变通”一词也出现在《周易》之中，如果说通变具有一种纵向的历时性的特质的话，那么变通则更加接近于横向的共时性的特质，它所言说的，是一个相对不变的状态下保留一部分，又改变一部分，而保留不变的那一部分，就涉及原则性的、根本性的问题。适当的变通，是有益处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为世间万物的常态是变化，所以我们采用的方式方法，制定的政策法度等都得随时而变，以适应新事物和新情况。当然也有人为了私人利益，打着“变通”的旗号，引导具有某种职能或是权力的人跨越不应改变的原则性问题，将通变关系中原则性的问题和非原则性的问题本末倒置，而这，无疑损害了他人同集体的利益。

最为典型的，就是国家干部的贪污腐败。按理来说，国家干部应该始终谨守为国为民，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原则，以及各项工作纪律和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国家干部可以适时改变工作方向和工作任务，参与政策制定等，以保证基础更加牢固，社会公平。但是在行贿人谄媚的言辞，行变通的请求之下，有些干部就把本来该坚持的原则抛诸脑后，变了不该变的部分，由此产生贪污受贿的违法行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人深谙通变之道，为了不得罪人，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心里真正的意见和想法在“通变”的美名中淹埋起来，代之以委婉或虚伪的称扬，这使得中国的人际关系和中国文化变得圆滑，缺乏必要的真诚。这不仅影响国内重要事情的决策，还会在国际上留下欠佳的影响。从国家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本来作为一种灵动的思维模式的通变，却抹上了灰色。

因此，尽管通变已然成为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我们对它的认识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精华的部分，我们也应该把它带来的糟粕拿出来进行批判，从而使得通变的意涵和情感态度更加趋向美好与完善。

综上，从“通”“变”二字的字根到《周易》中“通变”的词根考证，到《文心雕龙》里通变基本内涵的建立，隋唐、宋、明、清几代文论家的建树对其文化坐标性的标识，再到通变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在书法、饮食、政治等方面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出从“通”“变”到“通变”，其意涵都在不断地磨合并丰富。通变一词在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仅在深度上进行雕刻，也在广度上蔓延，直到把通变印刻在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里。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讲求通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讲求通变。通变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维脉络和血液里，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特质。尽管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价值观涌入日常生活，但是从对待这些文化立足自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理念，也都是通变思维的化身。因此，通变作为一个内部包含这一对矛盾的和谐体，作为推动文化等发展进程的因素，虽然有阴暗的部分——使得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变得圆滑，应该予以批判，但其影响是无穷无尽的，其活力与内涵也是无穷无尽的。

【注释】

[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页。

[2]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7页。

[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版，第124页。

[4]石磊译注：《商君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页。

[5]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8页。

[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0页。

[7]纪昀评《通变》，转引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1页。

[8]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8页。

[9]马茂元：《说〈通变〉》，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www.xing528.com)

[10]寇效信：《〈通变〉释疑》，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11]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8页。

[1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4页。

[13]郭绍虞：《中国古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14]郭绍虞：《中国古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15]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16]韩愈著，刘真伦等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00页。

[17]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8]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53页。

[19]石介著，陈植锷点校：《祖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1页。

[20]王世贞著：《艺苑卮言》，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页。

[21]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60页。

[22]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3]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4]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25]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26]米芾著，洪丕谟评注：《海岳名言评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