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伐吴无果，曹丕仍不死心。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春天，曹丕又谋划伐吴大计，在出兵之前突然做出了两项重要人事任命：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行尚书事，随车驾董督众军；以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督后台文书。
可以说，这是两项极为重要的决定，它影响到了以后近30年里曹魏政局的走向。
同时，这也是两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因为在曹魏政坛和军界，自太祖武皇帝开始，这样的任命都没有先例可循。连当事者陈群和司马懿也深感惊讶。
曹魏阵营一直以来遵循着严格的文臣、武将两条路径，文臣从不带兵，而武将中虽有个别人短时间内兼任过太守一类的行政官员，但极少有向三公、九卿方向发展的先例。
文人就是文人，武人就是武人，这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在曹魏的阵营里，有人概括出这两个集团分别各有一个核心，文人的核心是汝颍集团，武人的核心是谯沛集团。曹魏的主要文臣中荀彧、荀攸、郭嘉、钟繇、杜袭、辛毗以及后起之秀陈群等人都是颍川郡或汝南郡人，这里自古多奇士，世家大族辈出，故称汝颍集团。而谯沛集团，是因为曹氏父子乃沛国谯县人，沛谯集团其实就是“诸夏侯曹”集团。
文臣中最优秀者，如荀彧、郭嘉、荀攸和崔琰等，一生从未担任过军职，这既是因各人特长而造就的不同分工，也暗含着某种权力格局的制衡。有人负责决策，有人负责执行。决策的人不管执行，执行的人不考虑决策。
由“武人”而入“文人”者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程昱。前文已述，他本来是一员武将，后来成为曹魏阵营的核心谋士。程昱的成功转型是仅有的一例，而且是由“武”入“文”，而非由“文”入“武”。
兵权，这是曹魏最核心的权力，三公可以让，九卿可以给，但兵权轻易不会给你。曹魏掌兵者不超过三种情况：一是如“诸夏侯曹”，或宗族或姻亲；二是如张辽、张郃、徐晃等人，是职业军人，为打仗而生，为打仗而死，绝对效忠于曹氏父子；三是臧霸、张燕、张绣那样曾经的地方实力派，被曹魏接收后暂时带兵，最终兵权也被稀释或整合。
陈群和司马懿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他们出身士族，走的是荀彧或崔琰的道路。尽管他们已身处权力核心，深得皇帝的倚重和依赖，但他们从未奢望过染指兵权。现在，兵权却自己来了。
而且，这次任命给二人的军职名称也相当特别，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的名号之前没有过。
曹魏军制虽然延续了秦汉以来南军、北军的体制，但因为随时都在作战，四面都是战场，所以军制自然与和平年代的南军、北军有所不同。
曹魏的嫡系部队可以分为地方主力军团和中央军团两大部分，中央军团除中领军、中护军这些禁卫军外，还有一部分守卫其他几个都城。中领军、中护军简称“中军”，天子到哪里他们就守备于哪里，其他的中央军被编为镇军、抚军等兵团，由镇军大将军、抚军大将军指挥。
所以，陈群、司马懿担任的这个军职从名号看属于“杂号将军”的范畴，但因为独特的地位和职责，重要性远在“杂号将军”之上，在军衔序列里次于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与四征、四安、四镇将军大致相当，也就是相当于兵团或大军区司令。从品秩上说，低于三公，而略高于品秩2000石的九卿。
陈群和司马懿之前的身份仅是品秩千石左右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品秩骤升。在执掌兵权的同时，他们仍然负责尚书台，陈群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录行尚书事”，也就是仍兼任朝廷秘书长，司马懿没有明确是否仍兼任尚书仆射这个副秘书长，但命他“督后台文书”说明他仍然兼职于尚书台。
曹丕命他们掌兵，也可以看作给尚书台加上了兵权，尚书台也可涉兵事，但直接带兵，这个恐怕连尚书台的缔造者汉武帝也没有这么做过。
任命诏书专门讲到了陈群和司马懿的分工：
“过去轩辕黄帝建四面之号，周武王称‘予有乱臣十人’，先贤们之所以能治国理民，都是多任用贤人的缘故。现在内有公卿镇守京城，外有州牧掌管四方，遇到有军情需要出征，军中应该有柱石一般的贤帅，辎重所在之处也应该有重臣镇守，那么御驾出征就可以周行天下，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
“现在，任命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如果我亲征讨伐南方的敌人（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就留抚军大将军守许昌，督后方诸军，处理后台文书诸事；由镇军大将军随车驾，董督众军，代理朝廷秘书长（录行尚书事）。他们都给予假节、鼓吹，并调拨给中军骑兵600人。”
也就是说，曹丕如果上前线，司马懿就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留守许昌，而陈群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随车驾，陈群、司马懿成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重臣。
为了树立二人的权威，曹丕诏令赐给二人假节，又颁给鼓吹，还给予中军兵骑600人。“节”是皇帝的符信，持此者如皇帝本人亲临，类似于后世所说的“尚方宝剑”；“鼓吹”是皇帝的仪仗队；“中军”是护卫皇帝的御林军，此三种皆皇帝的特权，一旦赐予人臣，则意味着人臣具有皇帝的代表或特使的身份，是极度崇高的礼仪。
这些不仅是一种形式，还意味着权力。看后汉三国史书，经常有臣子假节、持节、假节钺、假黄钺的说法，大体是说“尚方宝剑”的不同等级，也就是授权范围，授权到哪一级，就可以杀或免哪一级的官员。曹魏此前也有过这种授权，不过一般多授给“诸夏侯曹”，异姓将领中只有张辽等少数宿将才拥有。
给予如此特殊的待遇，陈群、司马懿内心肯定是狂喜的，因为这一刻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曹操生前杀掉或逼死的重量级人士，从孔融、荀彧到崔琰、杨修、娄圭、毛玠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人。
武将之中，将军以上的，曹操从未杀过一个。
也就是说，在曹魏阵营里，最危险的是文人，最安全的是武人。这符合权力的逻辑和游戏规则，文人靠一张嘴，没有实力做支撑，杀也罢，用也罢，全凭君王的心情。而每个武人的背后都是一支队伍，君王即使不满，也会投鼠忌器，用别的方法解决权力问题。
像张绣那样手上有曹家血债的人，还有像臧霸那样的土匪，曹氏父子只得一忍再忍，找机会一点点把兵权收回来，而像荀彧、崔琰那样忠心耿耿、为曹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一句话就能要命。
这不是君王冷酷，这是权力规则。文人的智慧是君王所需要的，但那是软实力。手握兵权，才是硬实力。但兵权又是那样遥不可及。
诏令下达之初，陈群、司马懿上书辞让。
文帝下诏安抚他们说，这不是加官晋爵，也谈不上什么荣耀，而是让他们多做工作，替自己分忧（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如此一来二人就不再说什么了(www.xing528.com)
上任之始，陈群和司马懿又接到文帝的诏书：“我常常因为后方的事感到担忧，所以把重任交给你们。曹参虽有战功，但论封行赏时萧何最重（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让我没有西顾之忧，不知道行不行？”
在曹丕眼里善于理政的萧何更重要，他想让陈群、司马懿做萧何。
尤其是司马懿，曹丕格外看中，按当时的兵制，掌兵将领所带兵马的员额以及具体所属相对固定，司马懿就任抚军大将军，人马数量是5000人，虽不够一军编制，但这是司马懿的起家本钱。
这种无以复加的信赖仍然继续着，后来曹丕还下诏：“我在东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西方的事务；我在西方，抚军大将军全权处理东方的事务（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
这是何等的器重，司马懿手捧诏书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吧。
安排完这些事，曹丕又一次御驾亲征伐吴。
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三月，伐吴命令发布，这一次辛毗还没说啥，又有一个人跳出来反对，这个人是宫正鲍勋。
鲍勋反对出兵的理由是：“王师屡次远征未能有所攻克，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吴、蜀唇齿相依，又有山水凭阻，难以攻拔。前年龙舟荡覆，受隔在长江南岸，圣上遇险，大臣们吓得不轻（圣躬蹈危，臣下破胆），如果圣上有不测，宗庙将倾覆，这当引为百世之戒。现在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给国家造成巨大虚耗，只能让敌人展示他们的威风，臣以为不可！”
曹魏改前朝御史中丞为宫正，曹操担任汉丞相期间，御史中丞曾被视为三公之一，是监察官的首领，地位显赫。
鲍勋出任该职并非出于曹丕对他的器重，原因有两个：一来他是曹操已故挚友和早年重要支持者鲍照的儿子；二来出于陈群、司马懿等人的力荐，曹丕给他们的面子。
但曹丕一向不喜欢鲍勋，因为他说话比较直，比如上面这段话，鲍勋比辛毗说得还直接，意思是根本打不过人家，干吗还要去逞能？换个人曹丕就得直接下令拉出去砍了，但这位是“烈士后代”，曹丕仅做降职处罚，鲍勋被降为治书执法，“正部级”成了“副部级”。
两个月后，曹丕率大军抵达老家谯县，在此进行修整准备。
这一年八月，大军自谯县出发南下，针对上一次望江兴叹，此次伐吴曹丕带来了很多水军，他们从涡水进入淮水。
十月，大军抵达广陵故城，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后世有人写诗“京口瓜州一水间”，京口即镇江，瓜州属扬州，出广陵故城，可隔江眺望孙吴昔日的大本营京口，曹丕再一次调整攻击重点，还是想无论如何在长江上撕出一道口子来。
魏军云集于此的总兵力有十几万，人数绝对占优，江北岸魏军的旌旗招摇数百里，大有吞没长江之志。但是魏军对这里的水文、气象情况均不熟悉，结果吃了大亏。农历十月长江下游也天寒地冻，这一年江水还结上了冰，曹魏准备了好久的水军竟然无法进入长江！
见此情形，曹丕再一次发出了感叹：“天哪，注定要分隔成南北吗（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曹丕只得再次下令撤军，但这一回吴军不想让他轻易就走。
孙吴的扬威将军孙韶派部属高寿率500人敢死队渡江，在曹丕的归途上突然发起袭击，直取曹丕的御营，曹丕大惊，在众人护驾下仓皇逃命，高寿等人夺得曹丕的御车，魏军不明敌情，一片大乱。
魏军来时有数千艘战船，气势挺足，但一乱起来人多船多就成了包袱，众多船只拥挤在狭小的水道之中无法前进。有人向曹丕建议，干脆留下那些走不了的船只和军队在此开荒种地，蒋济反对，认为这里太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不宜屯田。
曹丕弃船先走，把排了几百里的船队留给蒋济处理，蒋济指挥人连挖了数道运河才把这些船弄进淮河。
败仗可以打，但这样的败法，如此艰难的撤退，甚至需要动用工兵作业，被实力悬殊于自己的对手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可以说御驾亲征的文帝出尽了洋相。
这是曹丕最后一次南征，他在位六年，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征吴之战，每次都亲自指挥，不可谓不重视，也不可谓决心不够大，但每次都无功而返，且一次不如一次。
浩渺长江，挡住了文帝的雄心壮志，也使他在后世落下“有文才而无武略”的名声。
有人说，以那个时代的战争手段，长江实在太难以逾越了，长江是孙吴最坚固的防线，庇佑孙吴平安无事。这种观点无疑夸大了长江的作用，长江其实没有那么可怕，至少没到不可逾越的程度。
水性好的，游都能游过去。水性不好的，抱块门板什么的，也不至于淹死在江里喂鱼。事实上，曹军有多次偷渡过江的经历，但是，有几个人过去了不等于大军过去了，更不等于突破了长江防线。
长江最大的作用不是防火墙，不让一个木马渗透。长江的作用，是迟滞敌人的进攻节奏，尤其是后续支援和后勤补给，如果跟不上，越过长江就等于进入坟墓。
好在曹丕不是个疯狂的人，站在江边感慨感慨，也就知难而退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攻击敌人的最好办法是稳扎稳打，做足准备，等待时机。
所谓时机，一是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二是敌人内部生变。而曹丕只想一举拿下孙吴，在战机的把握上应该有问题，他频繁出兵，无功而返，浪费人力物力不说，士气也备受打击。
从这一点说，曹丕的三次南征实在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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