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考古：砖志出土与著录情况简报

吐鲁番出土砖志最早有记载可据的，是清朝末年新疆吐鲁番厅巡检张清于1910年在高昌故城北郊挖掘古墓，出土了唐武周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铭1方，这方墓志铭为石质，志文最初著录于1911年由王树柟主纂的《新疆图志·金石志》中。继后，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等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挖掘古墓，出土砖志12方。这12方砖志录文由当时我国旅居日本的学者罗振玉收录在他集录的《西陲石刻后录》一书中。它们是：

1.高昌延昌四年（564）徐宁周妻张氏墓表；

2.高昌延昌廿年（580）郭恩子妻解氏墓表；

3.高昌延昌廿二年（582）贾买苟妻索氏墓表；

4.高昌延昌廿六年（586）贾买苟墓表；

5.高昌延昌廿九年（589）郭恩子墓表；

6.高昌延昌卌二年（592）氾崇庆墓表；

7.高昌延昌卅八年（598）□伯□墓表；

8.高昌延昌卌年（600）麹孝嵩妻张氏墓表；

9.高昌延和九年（610）麹孝嵩墓表；

10.高昌延寿十一年（634）侯庆伯墓表；

11.唐龙朔二年（662）张君夫人毛氏墓志；

12.唐仪凤年间（676—678）侯府君夫人张氏墓志。

在这12方砖志中，1、2、5、8、9、10六方被刊于1915年日本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和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里。1943年日本关东局编纂《旅顺博物馆图录》，除再次收录1、2、9、10四方砖志外，又刊布了编号11的图版。据1996年韩国学者闵丙勋在《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墓砖管窥》一文，又刊布了编号3、4、6、7、12的砖志图版，可惜这些图版字迹十分模糊，有的砖志已碎成数块。

其后，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三次来新疆探险，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据他在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卷2中刊布的描述资料和卷3附录A、附录Ⅰ刊布的录文，有砖志17方。这17方是：

1.高昌延昌十一年（571）王元祉墓表；

2.高昌延和七年（608）张叔庆妻麹太明墓表；

3.高昌延寿二年（625）王伯瑜妻唐氏墓表；

4.高昌延寿五年（628）王伯瑜墓表；

5.高昌延寿九年（632）张□□墓表；

6.唐贞观廿年（646）张延衡妻麹氏墓表；

7.唐贞观廿年（646）张延衡墓表；

8.唐贞观廿二年（648）王欢岳墓表；

9.唐永徽二年（652）王欢悦墓表；

10.唐乾封二年（667）范永隆夫人贾氏墓志；

11.唐乾封二年（667）王欢悦夫人麴氏墓志；

12.唐乾封二年（667）氾延仕妻董真英墓志；

13.唐总章元年（668）王雅墓志；

14.唐永隆二年（681）张相欢墓志；

15.唐永淳元年（682）残墓志；

16.唐永昌元年（689）氾延仕墓志；

17.武周神功二年（698）范羔墓志。

在这17方砖志中，被他带走的有5方，在《亚洲腹地》卷4里有图版的有1、5、8、9、10、11、14、17八方。未被他带走的有12方，其中2、4、7、8、12、17六方和3、6、9、13、15、16六方，新中国成立后均被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73TAM504号墓和72TAM199号墓发掘出来，在这些砖志上还有斯坦因编号的笔迹。此外，在73TAM504号墓中还出土了唐永徽六年（655）阳士通墓表1方，这方墓表虽不见斯坦因的著录和编号笔迹，但仍属斯坦因挖掘无疑。因为73TAM504号墓的主人是张善哲及其妻麹法台，他（她）们各自有自己的砖志得到了证实，所以这方墓表应属斯坦因挖掘品。实际上斯坦因挖掘的砖志应是18方。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学者黄文弼在交河故城雅尔湖古墓区和高昌故城附近发掘了古墓，出土砖志124方，这些砖志收录在他1931年刊布的《高昌专集》（其中图版84方，录文40方）中。后来他将124方修订为122方，集录在1951年出版的《高昌砖集》（其中图版70方，录文52方）增订本中。

新中国成立以前出土砖志见于著录的，还有王树柟编纂的《新疆访古录》中所载的高昌延寿十七年（640）某医人墓表1方，以及他儿子从哈密返归北京带回的吐鲁番出土砖志两方，惜这两方在运输途中被摔碎，不见录文。

1938年，张维刊行的《陇右金石录》中收录了前安肃道尹祁连元得之吐鲁番盆地出土的高昌延昌廿六年（586）周贤文妻范氏墓表1方。(www.xing528.com)

1946年5月，画家韩乐然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据闻得砖志8方。后至兰州进行展览，经查当时甘肃《民国日报》（1949年9月12日）报道，有两方见于著录，1方是唐贞观廿年（646年）成伯熹墓志，另1方是高昌延和四年（605）赵宣墓表。后因此人乘飞机失事，砖志下落不明。

继韩氏之后，1947年9月，记者李帆群也曾到吐鲁番盆地挖掘古墓，据查他于1947年12月5日发表在《新疆日报》上的《高昌古墓发掘经过》一文，李氏所得砖志有3方，其中1方是唐垂拱四年（688）贾大夫墓志，因有录文，经我们检对新中国成立后已转入新疆博物馆收藏。其余两方因无录文，无法检对，也可能转入了新疆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9—1975年，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过13次发掘，发掘古墓428座，出土砖志135方，其中阿斯塔那115方（编号TAM），在这115方中含新中国成立之前斯坦因挖掘未能带走的13方；哈拉和卓出土的20方（编号TKM）。1965年，新疆首届考古专业人员训练班在交河故城雅尔湖古墓区进行考古实习，发掘古墓23座，出土砖志8方（编号TYM，发掘情况见《交河古城寺院及雅尔湖古墓发掘简报》一文，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1976年和1979年在吐鲁番县五星公社出土砖志两方（见《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表考释》一文，载《文物》1984年第5期）。1978年在鄯善县鲁克沁公社出土砖志1方（编号SLM）。1984年在哈拉和卓古墓区又出土墓志1方（见《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一文，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新中国建立以后，从1950—1959年，由新疆博物馆征集得吐鲁番砖志10方（编号LI，其中含已知的李帆群所掘1方）。此外，从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高昌墓砖拾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中公布的资料，除高昌章和十三年（543）朱阿墓表（此墓表应定名为“朱阿定妻杨氏墓表”）、延昌四十年（660）傅子友墓表、重光四年（623）傅僧邴墓表和唐永徽五年（654）令狐氏墓志、麟德元年（664）眠良墓志、天山县南平乡残砖志6方与上列砖志数有重复外，其余10方均不包括在上列砖志数中。这些砖志主要分藏在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少量藏在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于这些砖志除在各期发掘清理简报中有过重点报道介绍和散见一些研究文章引用外，集中著录在《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高昌墓砖拾遗》两文中。

1989年11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简称《拓本汇编》）第10册收录了高昌砖志拓片10方，第18册收录了《张怀寂墓志》（轴86）拓片1方。前者的10方名录如下：

1.画承墓表　志5375

2.氾灵岳墓表　志5376

3.田元初墓表　志5377

4.任叔达妻袁氏墓表　志5378

5.麹惇之墓表（应定名为“麹惇墓表”）志340

6.张氏墓表（应定名为“索演孙妻张氏墓表”）志5379

7.赵荣宗墓表　志5380

8.麹谦友墓表　志5381

9.麹怀祭妻王氏墓表　志5382

10.任显文墓表　志5383

在这10方拓片中除2、3、4、6、7、8、9七方，在黄文弼《高昌专集》和《高昌砖集》增订本中有图版，编号10“任显文墓表”有录文外，令人特别注意的是编号1“画承墓表”和编号5“麹惇墓表”。“画承墓表”虽不见黄氏著录，但据笔者分析仍属黄氏在新中国成立前发掘无疑。经笔者检对《高昌专集》和《高昌砖集》，见到了《画承和夫人张氏墓表》，将这方墓表的前半部分与《画承墓表》对照，除有一字相差（前者卒日为“二日”，后者为“三日”）外，书写内容完全相同，从书写的笔迹看似出一人手笔。也许黄氏认为“画承墓表”与“画承和夫人张氏墓表”内容有重复而略去的。“麹惇墓表”笔者在1954年5月原西北历史博物馆编印的《新疆文物展览特刊》的展品目录中见到有过登记，但多方寻找，未能寻得，此乃第一次刊布。

1991年12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穆舜英、王炳华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简称《新疆卷》），刊登砖志图版199方。名为新疆卷，实际上全部是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砖志。在这些砖志图版中有黄文弼1930年发掘的83方（《高昌专集》刊布图版84方，尚缺“刘□□墓表”1方），日本大谷探险队挖获的7方（其中6方系《西域考古图谱》所刊图版，另一方图版为《旅顺博物馆图录》中刊布的“唐龙朔二年（662）张君夫人毛姿台墓志”），英国斯坦因挖掘的7方（《亚洲腹地》卷4图版刊载的8方，尚缺“延寿九年（632）张□□墓表”1方），和《拓本汇编》中拓片4方（“画承墓表”“麹惇墓表”和“任显文墓表”以及“张怀寂墓志”），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已有录文或图版刊布的92方。此外，初次公布的有6方。这6方是：

1.张萁夫人杜氏墓表；

2.张师儿王氏墓表（应定名“张师儿及妻王氏墓表”）；

3.张谦佑妻严氏墓表；

4.氾武欢墓志；

5.张忠宣墓表；

6.张佑妻墓表。

这6方砖志系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出土，发掘情况已在《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一文中刊布（载《考古》1992年第2期），这次发掘共出土砖志7方，《新疆卷》只收录6方，尚有“高昌延寿七年（630）张谦佑墓表”1方未收。《新疆卷》编者在其“前言”中云：“本卷主要搜集编纂了本世纪以来在新疆自治区境内发现的一批高昌时代和唐代的汉文墓表、墓志，除部分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好，砖碑残损，文字漫漶不辨，无法收入外，其余均已尽可能予以收录，以供研究。”从“均已尽可能予以收录”可见，编者计划之宏大，但是经过笔者实际检对，仍有相当差距。出现的这些差距恐怕不能仅仅以“年代久远，保存不好，砖碑残损，文字漫漶不辨”来解释。

1994—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对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又出土了砖志7方，其中1方刊布在《1994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中，因该砖志残损，只有不全的录文；另两方刊布在《1995年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中，1方有图片，1方只有录文；此两份简报收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96年印刷的《新疆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一辑内刊中。还有4方随《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麹氏高昌—唐西州时期墓葬1996年发掘简报》（载《考古》1997年第9期）刊发，其中两方有图片，另两方系生土坯刻划姓名，只有录文。

1992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收入吐鲁番出土唐代砖志55方，其中属黄文弼挖获已在《高昌专集》和《高昌砖集》中刊布的48方，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挖获的3方，《新疆图志·金石志》中的“张怀寂墓志铭”1方，和《文物》1973年第7期刊布的“左憧熹墓志”与1975年第7期刊布的“张雄夫人麹氏墓志铭”各1方。此外，还收入了此前只见罗振玉在1932年增订的、《高昌麹氏年表》序文补记中提到而未见刊布的“唐龙朔二年（662）麹善岳墓表”1方，此方墓表据该书编者称系“周绍良藏拓本”。从该书所收吐鲁番出土唐代砖志已刊布的资料来看，所缺甚多。同时该书只有录文，没有图版。

1997年1月，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王素编的《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简称《文献编年》），以纪年年代逐年编入了大凉王朝和麹氏高昌王朝出土的砖志目录共209方（含《吐鲁番出土文书》二、三、五册中题解提到的5方和张师儿及妻王氏的一砖两表）。除出土唐代的高昌砖志外，是一份比较完整的目录资料，但惜未能收入1994—1996年中日学者合作发掘交河古城沟西墓地7方中的高昌砖志6方（另一方为唐代的砖志），漏收了1956年雅尔湖古墓发掘的义和四年的1方。这7方是：

1.高昌延昌十八年（578）辛苟子墓表；

2.高昌延昌廿六年（586）张元尊墓表；

3.高昌延昌廿六年（586）中兵参军辛氏墓表；

4.高昌延昌廿九年（589）□□□墓表；

5.高昌义和四年（617）录事参军氾氏墓表；

6.高昌年间宋仁墓记；

7.高昌年间首□墓记。

2000年12月出版的《新疆文物》该年第3、4期合刊刊载了穆舜英编制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墓志登记表》（简称《登记表》）和由她编制的附一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区收集墓志表》（简称“附一表”）以及附二表《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旅顺博物馆、英国伦敦博物院保存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出土墓志表》（简称“附二表”）。从该刊本期前言中得知，本期合刊是在国家文物局多次强调要尽快整理、编辑和出版《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报告（1959—1975）》，交出“欠账”，并且责成新疆文物局抓紧抓好的指示下，“在近一时期集中了全部发掘档案资料及大量分散的出土文物”的基础上，“在整理中力求完整”的情况下完成的资料登记表，应该说是比较权威的比较完整的。但是经过笔者一一检对，除《登记表》协调了已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第一至第十册（图录本汇集为四大册）中涉及的10座墓葬“题解”说的有出土砖志和新列出的4方土坯墓记外，其余却令人有些失望。主要的问题是表的制作粗疏和资料短缺。前者以《登记表》为例，此表应是阿斯塔那—哈拉和卓1959年至1975年的13次考古发掘砖志资料，却又辑入了1984年、1986年吐鲁番文管所部分发掘的砖志；表的序号编排既按发掘年代，又插入地区编号，相互交叉；墓表、墓志定名不统一，断代标准不统一，有的断代与简报相矛盾（如序号13，60TAM324：17，穆表定代在唐，而同期刊载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则划分在“麹氏高昌时期”）；有的砖志一砖书两表，分别书写夫妻二人，按考古发掘器物号编为一号，按夫妻合葬砖志通例应定为一表，穆则以两表定名；其他如砖志姓名定名不确等。在“附一表”中序号16的“麹孝妻张氏墓表”，应为“麹孝嵩妻张氏墓表”，此墓表不应属“收集”，查罗振玉《辽居杂著乙编》“高昌专录”和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史料（26）”所载，系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挖获，应归入“附二表”。在“附二表”中，所书出土地点均以“TAM采”标示，与事实不合，这些砖志全是挖掘，而非采集，其中有1912年日本橘瑞超挖获的，有1915年英国斯坦因挖获的，也有1930年我国黄文弼挖获的。在资料短缺方面，据笔者查检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13次发掘，实有砖志编号135方，而《登记表》只列了132方（不含“柩铭”1枚，吐鲁番文管所发掘的5方，和一方夫妻合书的2表，以及协调《吐鲁番出土文书》题解的10方与新增的4方土坯）。在“附二表”中，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挖获砖志共计12方，其中除有5方收藏在我国旅顺博物馆外，藏在日本和韩国的7方却未见登录；斯坦因挖获的17方（不含阳士通1方），带回英国伦敦博物院的有5方，“附二表”只登录了4方；黄文弼1930年发掘的砖志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附二表”中登录了3方，其中1方《高昌延昌廿九年（589）郭恩子墓表》还是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挖获的，最早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史料（26）图版中。

以上是20世纪期间吐鲁番砖志的出土和刊布情况，截至2001年底统计，共出土砖志328方。由以上介绍不难看出，这些砖志一是出土延续时间长，刊布分散，二是定名不一，交叉重复，三是不少资料已经散佚，有的流失国外，有的根本无法寻觅，因此，对于这些砖志进行科学系统地综合整理和著录是十分必要的，已有的著录虽各有特色，但必须互相参照，引用既不方便，资料也不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