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出土、流传与著录分析

赵文慧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腹径23厘米。弇口，母口深盖，盖面呈圆弧状，盖顶突起小圆握。鼓形圆腹，圈足外侈。双兽首耳微上扬，耳下无珥。盖坡沿与腹上部饰细密蟠虺纹，盖面与腹下部饰瓦垅纹，圈足饰上下两重波带纹。簋分器、盖两部分，书风相近，系一人所书。器铸有铭文10行，行5字，计50字；盖铸有铭文5行，行10字，计50字，加上合文1、重文4，共105字；器、盖联铭，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器外有秦汉间刻字18，总计123字。该簋保存完好，是春秋时期秦国的青铜器代表，亦是秦系文字的重要资料。

据笔者多次走访勘察得知庙山一带是秦公簋的真正出土地。庙山，乃秦州区西南秦岭镇董集寨、梨树坡两村与礼县红河镇六八图庄相交处的一座大山，最高处董集寨土堡子海拔1914米，因1919年在庙山一带出土了驰名中外的秦公簋而声名大震。天台山位于礼县东北部红河镇六八图村南，该村背靠庙山，沿礼县和秦州区邻接界限的礼县一侧，由西北而东南向的红河，流经天台山之东。天台山原名庆云山，峻峭挺拔，巉削壁立。山下费家庄的费家潭一带为古西县遗址。汉魏之际于山东麓建立寺庙（现遗址叫庙台），隋唐之时名庆云寺。该寺南宋时期毁于战火，“夷为平地，仅存庙台”。天台山高出西犬丘300米，孑然特立，临水的北侧可勉强上去，其余三面，自底至顶山势壁立无法攀援。山顶自然形成约1000平方米的天然平台，故名天台，为祭天之台。以庙山为中心，正南方为红河水库，西南正对着天台山，正西正对着红河街方向和方口寺，正东对着秦岭镇之名山金华山及泰山庙，东南方向是牡丹尖山（宝峰山）和纂咀虎头山。庙台原先有庙而得名，庙台在天台山一侧，与庙山正好隔峁水河（今红河）相对，庙台在峁水河的南面，庙山在峁水河的北面，并非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庙台就是庙山。已故礼县文史学者赵文汇（1947—2007）生前曾撰文说秦公簋出土于王家东台。【1】王家东台位于王家崖（也叫王家窑村），是红河街上往牡丹方向路经的梨树坡村背后。由此便知，王家东台本是庙山山系的一个具体地方。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秦公簋出土于王家东台之前，与其说秦公簋具体出土于某处倒不如说秦公簋出土于庙山一带是最科学的，因为庙山是一个比较大的山系，包括了王家东台和六八图遗址及马家坪（该处据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于2017年春至秋钻探勘查已发现早期秦人墓葬200余座，其中有5座大墓）事实上，解放后原天水地区（包括1985年划归武都地区的礼县、西和）第一个对秦公簋研究的是1983年时任礼县县志办主任的康世荣先生。他说：“最有实证力的是1922年在与礼县红河镇壤土相接的秦岭乡出土的秦公簋。……1922年甘肃秦岭出土的秦公簋与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虽然铭文内容与文字体势都很相近，但制作时间却不相同：前器簋应是制作于秦襄公时（当时的秦都邑仍在西垂），因秦襄公刚始国，他作为第一代诸侯国的正式国君，自然要仿照其他诸侯国的礼仪行事。”【2】秦襄公所创的“在南天台山祭天，在北庙山西垂宗庙祭祖”之祖邑宗庙的祭统，至少在春秋中晚期，秦人仍严格保持着。故才有后来的秦景公簋在秦汉时期尚在庙中，后随庙的破败倾倒而埋入地下达2500年之久直至民国才发现。

庙山其山体因高寒坡陡不能耕种，于是成为相邻数村的天然牧场。民国八年即1919年秋，放羊娃在该山的一块地里掘地玩耍时无意挖出一件古物即后来的秦公簋，当时有人认为是香炉，属于庙里祭器，又因当地有“死铁烂铜，拿回家死人”迷信俗语，故而概不敢搬回家，此后便当做废铜卖给了天水人杨衣官在横河里（今红河镇）街上开的“聚源当”。天水马汉江先生认为秦公簋发现于庙山顶的梨树坡土堡子内，看来这个说法值得商榷。【3】因为众所周知天水西南路的堡子大多修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是回汉分争的产物，并且在清光绪二十一年重修过，这在清光绪十五年《直隶州秦州新志》及民国二十八年《天水县志》里有明确记载。《天水县志》卷之二《建置志·堡砦》：“关家店，距城六十里。梨树坡堡，在坡头上，创始不详，清光绪二十一年重修。破。”试想一下，修建堡子这么大的土建工程当时怎么没有发现秦公簋哩？因此上说秦公簋在梨树坡堡子发现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在庙山一带的某一块地里是有可能的。该簋后被一个陕西姓张的古董商买走，带到兰州。因无识货者，流传至兰州南关商肆，在厨房中盛残浆。幸有识者发现并非普通古器，以高价收购，名声大著。时任甘肃督军合肥人张广建闻风以权势占为己有，其时当为1919年冬。张广建（1864—1938），字勋伯，他1920年底离开兰州时又将此物带至北京。1921年北京举办八旗冬赈，为京中旗人谋求生计。张广建参加了这次冬赈，同去的尚有山东胶州人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柯氏与寓居天津嘉乐里的罗振玉是多年论交的好友，他告诉罗振玉，张广建请他去观赏其收藏的敦煌文献。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代表作《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其中《贞松堂集古遗文》是研究青铜器的必备工具书，也是青铜器研究历史上的集大成之作。罗振玉1921年11月便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王国维：“（张广建）颇储铜器，率无可观，弟问以甘肃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张所以不见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绝，中有‘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与商拓墨，初甚吝，后介一拓工，强请之，乃拓三分，彼留其二，以一本见畀。昨匆匆草一跋尾，当寄与易墨本二三纸，当可必得，得后当奉赠其一也。先将所得一本奉览（海内孤本，幸郑重收贮），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将来流传必少，何不影照付《亚洲学报》，印之卷首，以流传之乎（须照原大，不可缩小）。”罗振玉的嫡孙罗继祖按语说：“又此札记‘秦公敦’之发现，亦证公巨眼识珍。”【4】秦公敦即秦公簋。罗振玉据该簋铭“‘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甚为高见，并由该札“拙跋亦附呈”可看出罗振玉已经就秦公簋作了跋文，即《松翁近稿》里的《秦公敦跋》。因罗振玉与张是故交，于是罗便出面诚邀了当时有名的青铜器拓本专家周希丁为该簋拓本。当代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在《悼念周希丁先生》一文记述1921年周先生曾手拓甘肃天水出土的秦公簋，秦公簋因铜锈很厚，以往不知有秦汉间刻字，希丁拓墨时才发现。【5】罗振玉1921年11月27日给王国维的信札中说：“秦敦拓本存尊处者即以奉赠，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兹有致乙丈书求转交。”【6】此“秦敦拓本”即张广建委托罗振玉诚邀周希丁所留的秦公簋拓本。如此看来，秦公簋的发现肯定早于1921年，故该簋出土于1921年、1922年、1923年之说是错误的。至于陈平所说的1916年之前说笔者不敢苟同，他说：“据1916年柯昌济编行的《华阁集古录跋尾》即已著录此簋的事实分析，该簋的出土时间至少不应晚于1916年。”【7】其说可商。因为《华阁集古录跋尾》始于1935年印行，陈平认为此书的完成时间是1916年，是据此书周进作序言：“《华阁集古录跋尾》者，二十年前纯卿尚未弱冠，读款识时之所作也。”我以为这不能成为断定它成书时间的理由，“二十年前”即文中所言的“较早著录该器（秦公簋）的，是柯昌济于编行的《华阁集古录跋尾》”一书，而1916年很有可能是该书开始撰写的时间。而且此书言“先师王先生释最为详正，具见《观堂集林》”，所说正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那篇著名的《秦公敦跋》，而此文是1923年作，由此判断柯昌济作此文的时间必定晚于1923年，故笔者认为陈平的推断是错误的。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在致马衡的信中提及“秦公敦”【8】即秦公簋（当时称簋为“敦”，自宋代以来误释簋为敦（duì）。清代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始辨为簋而非敦），此信内容是1923年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物后所著《秦公敦跋》的雏形。秦公簋之所以引起学界的注意，首先归功于王先生的这篇文章。1926—1927年求学于北京清华国学院梁启超门下的天水人冯国瑞（1901—1963），读到同为该院导师的王国维为秦公簋所作的跋文后才得知该簋出于故乡天水，心情激动有感于斯，他毕业回家乡后继续对秦公簋作深入考证研究；随后郭沫若撰写了《秦公簋韵读》【9】；马叙伦著文《石鼓为秦文公时物考》【10】等文章评介推崇。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号石翁、寒香，浙江杭州人，主要论著《石鼓文疏记》、《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以两千多大洋卖给大兴著名收藏家冯恕（1867—1948），字公度。

1942年冯国瑞去重庆，在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借得张氏墨拓本，勾摹簋器图形及铭文款式，注明大小尺寸。此时全国学人荟萃山城，冯与商承祚、吴其昌、郭沫若等学者欢聚谈艺，考释文物。1931、1933年商承祚两次在北京见到秦公簋，于1943年4月10日在重庆撰写了《秦公簋跋》【11】；1944年冯国瑞返回家乡之后整理成《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2】一书并于该年底刊印成书。《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册，不分卷，此书为陇南编印社丛书之三。扉页有冯国瑞题字，书首有插图六，均为秦公簋、秦车輨摹本及钟簋铭文摹本，有胡受谦序及冯国瑞序两篇，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石印本。全书共收王国维、商承祚、郭沫若、吴其昌、刘文炳等7篇及冯本人3篇共计10篇文章。冯序记载了秦公簋的发现时间、流传经过及其史料价值。其中冯国瑞第一篇《秦公簋器铭考释》用功最勤，有释文，有注解，有考证，对“十有二公”有详考，对“西”之地望研考甚为精彩，可谓对王国维《秦公簋跋》“西”地望考证的重要补充。

先贤冯国瑞为弘扬家乡文化身体力行，功莫大焉。梁启超誉之为“美才”、“奇才”，认为“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二酉堂之外，迨未或能先也。”冯氏是天水最早著录秦公簋的学者。他在大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序言中说：“民国八年天水西南乡出土铜器颇多，旋即散佚。”这里面蕴含的信息量却较大：一是据此可知此簋的具体出土时间是“民国八年”即1919年，这就充分否定了诸如《辞海》等所言的1923年等说法【13】。二是冯氏第一次言明了出土地为“天水西南乡”。事实上民国时期天水无此建制，这是一个方位名词，当指位于天水西南的某一乡镇。关于该称谓最早见于清光绪十五年《直隶州秦州新志》卷之二《地域》，云：“是年，贼扰秦州西南乡，自杨家市（寺）至横河镇，破堡三十余处。”【14】此处之“秦州西南乡”即冯氏所谓的“天水西南乡”，这说明了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事时攻占了秦州西南乡今杨家寺、秦岭、红河一带的三十多座堡子，确知了就是这几个乡所在的三十余座堡子而非他处。《直隶州秦州新志》卷之八“附考第十”：“（光绪）三十一年西南乡大饥，知州潘龄皋开局放赈，冬天大雪前后七十余日。”据此可见“天水西南乡”一语并非冯国瑞先生所独创，是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有这个称谓，而是他沿用了历史上这一传统说法而已。这进一步表明了冯国瑞先生所说的秦公簋出土于“天水西南乡”是可信的，这也就充分断定了并非有人说的秦公簋出土于小天水（今天水镇）一带的说法，因为小天水在天水旧有的地方志即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所有史志里均言明是“天水南乡”，况且据史料记载冯氏参加了民国二十八年成书的由任承允、哈锐、贾缵绪的《天水县志》【15】的编撰工作，他是知道“天水西南乡”和“天水南乡”方位区别的。在《直隶州秦州新志》里把俗称小天水今天水镇称为“南乡”，与今娘娘坝、平南、齐寿、华岐、牡丹是一个方位。成书于民国二十八年由任承允总纂《直隶州秦州新志续编》卷之四“二十一”在介绍“王廷扬和王廷鉴”时均说“王廷扬字兰如，廷鉴字镜澄，兄弟也，州南乡王家铺人”【16】，据此得知今牡丹在当时也属于“南乡”即是一个明证。为了便于管理，清朝中后期时的秦州至民国时期的天水县当时确有将该地划分为“东乡”（今麦积区花牛镇、马跑泉、甘泉、街子及东部）、“北乡”（今麦积区三新阳和今秦州区中梁一带）、“西乡”（今秦州区太京、藉口、铁炉坡、关子镇一带）及“南乡”四大区域，而杨家寺、秦岭正好介于西乡和南乡之间，因此连同礼县的红河镇，人们习惯上称为“西南乡”，以至于到1980年代原天水县管辖时将秦岭和杨家寺称为“西南路”。民国以来杨家寺全乡称士子里，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杨家寺乡才更名为士子镇，1949年8月后改为士子乡。而现在的秦岭乡在1940年金华乡成立之前一直称为关家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转移到天水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编印了一套反映和普及天水知识的“乡土丛刊之二”通俗读物《天水小志》【17】，内容与《天水县志》相差无几。编著者在该小志的前言部分最后标注的时间是“二七.七.一九”，即“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天水县志》卷之一《地舆论·古迹》：“杨大渊故里，在县城西南九十里杨家寺。”而《天水小志》第十四章“胜迹”之三遗迹中有“杨大渊故里，在西南乡杨家寺；天水故城，在南乡天水镇东山下”等词条。杨家寺即今秦州区西南90里处的杨家寺乡，由于宋末元初的天水籍武将杨大渊（？—1265年）被杨家寺杨姓人尊为直系先祖，故称杨家寺为其故里。据此可知，当年确有“天水县西南乡”这一习惯称谓。冯氏在《秦车輨图考》一文中说：“三十三年秋，天水南乡暴雨后出土古车数辆，器饰零碎颇多……”等语，再次说明当时另有“南乡”这一方位称谓，而这一车马器估计就是在今天水镇一带出土的。以上《天水小志》语言描述，这些均说明当时有南乡、西南乡的传统称谓。冯国瑞是秦公簋出土地天水第一个研究该器物的学者，他对故乡出土文物的研考是开拓性的，对秦公簋的介绍及考释，对出土时间的结论尤为正确，特别是对该器所属时代的论断，均相当精辟，其结论为海内外专家所接受，考证方法缜密科学，已超出了清末民初的学者，发展了我国历史考据学和训诂学，为我国学术研究做出了新贡献。他是利用出土文物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他的考证进一步证实了早期秦人在天水一带活动的史实，为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他的金石史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也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冯氏断代秦公簋为秦景公时物，现已成为不刊之论，如王国维认为秦公簋制作年代当在秦德公徙雍以后即穆公时物，郭沫若认为当在秦襄公时后又改成秦景公时，而冯国瑞认为“绝非景公以前之物也”确系远见卓识。

1948年冯恕去世后留有遗嘱将所藏文物捐献给国家，1950年其子女将秦公簋等140余件青铜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59年该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纷纷撰文，各抒己见。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按原大复制秦公簋一件交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秦公簋1959年至2002年一直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至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49年，冯氏得到了其至交挚友王新令所珍藏多年的溧水濮氏秦公簋拓本赠予，冯大喜过望，遂即赋《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都四种，以秦公簋为冠首，新令自京旋兰，以溧水濮氏所藏拓本见贻》诗一首。诗中有一句曰：“始归合肥张（勋伯），卒流入三岛。墨拓见犹稀，考订海宁早（王静安师）。”诗中言秦公簋“卒流入三岛”（“三岛”系国人对日本的别称）不确，秦公簋曾几度转手但一直在国内。2009年9月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1817页有秦公簋词条【18】。

秦公簋是目前在甘肃省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知名度最高、在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在有关秦人的所有遗物中除了石鼓文因发现时间较早而研究学者人数首屈一指外，接下来就数秦公簋了，如果就某一件青铜器而言在学术界持续探研并热度不减的仍属秦公簋。秦公簋的研究始终受到包括青铜器研究者、考古学家、先秦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文献学家乃至诸多书法家的追捧。时至今日，国内外诸多学者已对秦公簋作过研讨和考述，他们是：柯昌济【19】、王国维【20】、罗振玉【21】、商承祚【22】、郭沫若【23】、吴闿生【24】、刘体智【25】、于省吾【26】、徐乃昌【27】、容庚【28】、马叙伦【29】、吴其昌【30】、刘文炳【31】、张维【32】、冯国瑞【33】、杨树达【34】、陈梦家【35】、唐兰【36】、王献唐【37】、闻一多【38】、马衡【39】、郭宝钧【40】、翦伯赞【41】、伍仕谦【42】、张政烺【43】、孙常叙【44】、高亨【45】、林剑鸣【46】、马承源【47】、李学勤【48】、裘锡圭【49】、高明【50】、金夷【51】、王辉【52】、石志廉【53】、严一萍【54】、祝中熹【55】、吴镇烽【56】、杜廼松【57】、朱德熙【58】、黄灼耀【59】、于豪亮【60】、李零【61】、李思孝【62】、陈平【63】、陈昭容【64】、朱凤瀚【65】、张天恩【66】、聂新民【67】、罗福颐【68】、陈直【69】、张维持【70】、黄德宽【71】、蒋文光【72】、杨宽【73】、赵诚【74】、曾宪通【75】、李运富【76】、邢文【77】、何琳仪【78】、李朝远【79】、赖炳伟【80】、罗君惕【81】、李孝定【82】、丘光明【83】、马非百【84】、赵逵夫【85】、陈英杰【86】、彭裕商【87】、曹锦炎【88】、王晖【89】、姜亮夫【90】、冯时【91】、马如森【92】、戴春阳【93】、王学理【94】、徐日辉【95】、徐宝贵【96】、郝本性【97】、徐卫民【98】、梁云【99】、牛鹏涛【100】、刘正成【101】、刘守安【102】、陈洪【103】、王宏理【104】、江林昌【105】、朱顺龙【106】、牛世山【107】、程燕【108】、李峰【109】、邢义田【110】、罗琴【111】、秦凤鹤【112】、贾腊江【113】、王伟【114】、震中【115】、丛文俊【116】、田有前【117】、张翀【118】、孙庆伟【119】、张立胜【120】、倪文东【121】、刘恒【122】、于连成【123】、刘瑜【124】、高士荣【125】、方铭【126】、臧知非【127】、连劭名【128】、洪燕梅【129】、胡云凤【130】、孙慰祖【131】、徐谷甫【132】、张双庆【133】以及天水地方学者康世荣【134】、马天彩【135】、赵文汇【136】、丁楠【137】、陈泽【138】、马汉江【139】、雍际春【140】、赵琪伟【141】、赵文慧【142】、蔡副全【143】、田佐【144】、马建营【145】、魏建军【146】、贾利民【147】、曹鹏雁【148】等百余位。

日本学者高田忠周【149】、白川静【150】、林巳奈夫【151】、冈村秀典【152】、平势隆郎【153】、阿辻哲次【154】，美国汉学家马几道【155】、夏含夷【156】等许多国际上知名汉学家也对秦公簋有所研考，亦对其著文。

民国时期著录该簋的，主要有罗振玉1931年编行《贞松堂集古遗文》（簋存该书6.13-15）【157】；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四川乐山人）1931年著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簋存该书下46）【158】；日本高田忠周（1863—1949，号竹山）1930年《增补学古发凡》（3-5）【159】；日本下中邦彦1931年《书道全集第一卷（殷·周·秦）》（簋存该书91）【160】；郭沫若1932年著行《两周金文辞大系》（簋存该书272）【161】、郭沫若1932年著行《金文丛考》（簋存该书264）【162】、《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27）【16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288—289）【164】；吴闿生（1877—1950，号北江，学者尊称北江先生，安徽枞阳人）1933年编行《吉金文录》（簋存该书3.33）【165】、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号双剑誃主人、辽宁省海城县人）1933年编行《双剑誃吉金文选》（簋存该书上3.18）【166】、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1935年编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簋存该书8.78.2—8.79.1）【167】、柯昌济（1902—1990，字纯卿，斋号余园，山东胶州人）1935年印行《华阁集古录跋尾》【168】、徐乃昌（1868—1943，字积余，号随庵，室名积学斋，安徽南陵人）1936年编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簋存该书1.24又18.8.2重出）【169】、罗振玉1937年编行《三代吉金文存》（簋存该书9.33.2—34.3）【170】、容庚（1894—1983，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1941年著行《商周彝器通考》（簋存该书354：154，图344）【171】、王献唐（1896—1960，字献堂，初名家驹，后改名王献唐，号王凤生也作王凤笙，以字行，山东日照人）1943年编撰《国史金石志稿》（3.9.416）【172】。

1944年，民国时期甘肃著名学者临洮人张维（1890—1950，字维之，别号鸿汀），他是甘肃在民国时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著有《陇右金石录》【173】一书对秦公簋亦有著述，这是甘肃学者最早著录该簋的，甚为遗憾的是他在著述中原文不动的照抄王国维先生的《秦公簋跋》而来。张维是清宣统己酉科（1909）甘肃拔贡，授职学部书记官。民国后，曾任甘肃政务厅厅长、甘凉道尹等职。治学多在方志学、金石学、西北地方史等，著述颇丰。《陇右金石录》凡十卷，卷一辑自上古至隋，卷二为唐宋（上），卷四为宋（下）西夏，卷五为金元，卷六至卷十为明。前有《自序》，详细叙述撰写该书的缘由和准则；后有《校补》，书成的第二年，即1940年2月20日，日军空袭兰州，使其所居兰州东城寸云草堂之金石拓片化为灰烬，于是他又据新近所获材料修订原稿，增录《兰州重修水利记》等碑35块，对已收而删录者、清碑误明碑而删去者、宋造像误入明目者等，加之续得碑碣及文字可以证误补遗者，别为《校补》，附于原稿之后。该书收集广博，考据精审。所录碑石，除了载录碑文外，都详加按语，考证史实，并注明存佚。是书刊行后，颇为海内学人称道。顾颉刚先生谓此书“博大精通，确后学之所必需”。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将此书和《陇右方志录》列为国际交换书籍。马程《胡适重视〈陇右金石录〉》一文中记有1946年秋胡适、柳翼谋先后代购甘肃文史、金石学家张维编纂的《陇右金石录》一书。【174】因承印时，正值抗战，印刷困难，拓片两册共五百余帖未能付印，实属憾事。《陇右金石录》成书于1939年，最早有1944年兰州印本，即由甘肃省地方文献征集会刊印问世。后有1977年台湾影印本，即由台湾新丰出版公司刊印《石刻史料新编》时，将它编入第一辑第21册，1982年又加以重印。该书今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吴坚主编，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出版，见第181—183册。1944年天水人冯国瑞编印《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75】，对秦公簋的出土时间、地点、流传有较为详实的记载，对宋代所出秦公镈和该簋铭文亦有独到深入的考释。《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秦公簋的论文集，冯国瑞先生也是秦公簋出土地天水第一个论述该簋的，其意义不言而喻。

1949年代后对秦公簋论述考释的著录主要有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176】；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18甲、乙，图版叁壹61）【177】；《中国青铜器全集》（40）【178】；严一萍《金文总集》（四）（1676）【179】；《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铭文拓本选编》（124）【180】；《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840）【181】；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器号为920【182】；中国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器号为4315【183】；《殷周金文集成释文》（4315）【184】；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图13—14）【185】；《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0648）【18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187】；马承源《中国青铜器》【188】；杜廼松《中国青铜器定级图典》【189】；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190】；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191】；《中国法书选1　甲骨文·金文》（76）【192】；《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二卷·金文二》（117）【193】；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94】；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著《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19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附图目录34）【196】；祝中熹《秦西垂陵区》（附录2）【197】；祝中熹《物华史影》（图34abc）【19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5370）【199】；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70）【200】；《中国美术全集》（20）【201】；《中国文物大辞典》【202】；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203】；《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1817页【204】；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205】；罗卫东《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206】；马如森《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207】；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208】；曹锦炎《商周金文选》【209】；彭裕商《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210】；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211】；王世贤《文字学通论》（图116）【212】；王贵民《先秦文化史》下编“春秋战国”322页【213】；杨怀源《两周金文用韵考》【214】；王宏理《中国金石学史》160页图1·2·319簋器，369页图1·5·93重出【215】；《文物春秋战国史》（彩色图文本）19页【216】；牛世山《神秘瑰丽：中国古代青铜文化》128页【217】；《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50页彩图【218】；《青铜时代：青铜文化与艺术特色》114页【219】；王辉、陈昭容、王伟《秦文字通论》【220】；高大伦、蔡中民、李映福主编《中国文物鉴赏辞典》第138页【221】；周法高主编，张日升、李孝定合编《金文诂林附录》第1333页【222】；谢明文《商周文字论集》【223】。

民国时期对于秦公簋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当首推国学大师罗振玉，他分别于1921年11月两次给王国维写信谈及秦公簋【224】并认为是秦器，此论甚确，1921年和王国维一起作《题秦公敦盖铭文、立轴、水墨纸本》【225】，其著《贞松堂集古遗文》（六·一三，秦公敦）【226】和《三代吉金文存》【227】均有对秦公簋的著述，在《松翁近稿》里撰写有《秦公敦跋》【228】。

在秦公簋面世以来的近百年时间里王国维先生功不可没，他于1922年8月24、25日就秦公簋问题致信罗振玉【229】，又于8月24写信给马衡【230】，信中涉及到秦公簋，还于1923年3月9日致信徐乃昌【231】，就“秦公敦拓本”问题商谈。并于1921年11月11日考证题跋《商鞅方升秦公敦拓片》【232】，蝇头小楷，工整古质，富有金石气息。他在1923年撰写了享誉学界的大文《秦公敦跋》【233】，在其大著《古史新证》【234】再次提及到秦公簋铭文。

1978年代后对于包括秦公簋在内的秦金文研究做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辉先生，他除了对秦文字进行综合研究外，还著专书对秦金文进行了专门研究。《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235】是一部考释、著录、断代于一身的著作，书中收录了各家对一些疑难字的考释，并在考释的时候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的《秦出土文献编年》【236】、《一粟集》【237】、《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238】以及《秦文字集证》【239】、《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240】和《秦文字通论》【241】，由他主编的《秦文字编》【242】，均对秦公簋进行了收录并对其有较为详细的考释及断代。他认为传世秦公镈、簋铭文之“十有二公”皆自文公开始，十二公指文公、静公、宪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作器者为秦景公，这一说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并为学界多数人所接受，后来台湾陈昭容便受此提法的影响而抱同一理由【243】，可参看。

对秦公簋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李学勤先生和陈平先生。李学勤教授虽然并非以专力研究秦史和秦文化，却是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论著数量最为集中、质量最为卓然的学者。对于作为秦史重要物质遗存的秦器的研究，李学勤先生有最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尤其善于将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和海外流散文物进行综合研究，其科学识见为许多学者所不及。发表于秦史研究热潮方兴年代的《秦国文物的新认识》【244】，是一篇学术内涵极其丰厚的论文。作者对新出秦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通过这些材料“分析秦与东方各国文化的异同”，对过去著录的秦国器物，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认识。文中所分别论述的专题有“不其簋与秦早期历史”和“春秋前中期秦器的序列”尤为重要。李学勤先生的著作《东周与秦代文明》【245】是第一部科学地、全面地研究和总结秦物质文化史以及相应的精神文化史和制度文化史的学术专著，在该书里面专门论述了秦公簋。此书的面世，明显将秦史和秦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其后的《新出青铜器研究》【246】、《夏商周年代学札记》【247】、《缀古集》【248】、《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49】等分别论及到秦公簋。20世纪末涉及秦史和秦文物的新资料的发现以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最为引人注目。对于这些新的文化信息，他结合秦公簋和礼县出土的文物及大堡子山发现秦公墓葬情况，先后撰写了《秦国发祥地》【250】、《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251】、《最新出土的秦公壶》（与艾兰合写）【252】、《论甘肃礼县铜》【253】等，肯定了王国维《秦都邑考》、《秦公敦跋》关于西垂、西犬丘地望的看法，指出“秦已有西县之名，见《史记·周勃世家》。秦公簋出土于天水西南乡，证明了西县位置，也和最近的发现相呼应。”【254】，以上这些也都以真知灼见推进了秦史和秦文化的研究。遗憾的是他判定秦公簋的年代第一次定在了成公时期，他以非子开始，不计出子，判定作器者为成公，见《秦国文物的新认识》【255】一文，数年后他撰文重新讨论秦公簋的年代，并对旧说作了修正，以非子当“皇祖”，十有二公自秦侯始，不计出子，将作器者又改定在了秦穆公时期，其说存《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256】，现在看来判定时间仍是偏早。他说：“1980年，我在一篇小文里对春秋前中期秦国青铜器试加整理，涉及秦公簋、镈在秦器序列中的位置，从宋人杨南仲之一说，以为秦成公器。”【257】他又说：“以非子相当铭中‘皇祖’，再加上十二公，（秦公簋、镈）作器者不是别人，乃是称伯西戎的秦穆公。”【258】2003年李学勤在《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259】说道秦公簋铭文提到“禹迹”，2011年他又发表《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260】一文，言说据清华简中《系年》，秦先人“商奄之民”原在东方，周成王时西迁至“朱圄”。“朱圄”其地即今甘肃甘谷县西南靠近礼县北部方向的朱圄山（或作朱圉山，俗名白岩山、大山）。

陈平早在1984年代就发表了学术论文《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261】，文中结合秦墓青铜容器的序列、年代与分期讨论了传世秦公簋的年代问题。他的学术专著《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262】和《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早期中国文明》【263】两书，前书有秦文化研究的论文14篇，内容涉及秦汉墓葬的分期和秦墓的识别问题、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及铭文考释诸方面，好几处谈及到秦公簋。后书以陕西、甘肃（即所谓关、陇）地区为主，以商周、春秋、战国与秦代的嬴秦文明为主，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了嬴秦文明即秦文化自古史传说时期的今山东地区至陕、甘地区的发生、发展、传布、迁徙过程，叙述了有关秦文化诸考古发现的分布、类型、分期、演化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及各种不同意见。凡是作者认为可以裁断和可以发表学术见解的地方，都尽可能作出了裁断和充分发表了个人的学术见解。该书大篇幅探讨宋代发现的秦公镈和传世秦公簋，其中第八章第三节《传世秦公镈、簋》（391—416页），尤其对秦公镈、簋的发现与著录及镈、簋年代的讨论和再认识，从器物形态学判断秦公簋的年代，最后得出“十有二公”不应自文公而应自庄公起算，计静公而不计出子，第十二公是共公，作器之秦公应是秦桓公的独到见解【264】，此说大致不差。

在研究秦公簋的诸多学者中，甘肃学者的研究尤其令人关注。除上文已介绍的民国时期前贤张维和冯国瑞外，长期从事先秦史、秦文化研究工作的当代学者祝中熹先生在秦公簋研究中也是用力尤勤，学术成果最为引人瞩目，在他的所有论著中均绍述过秦公簋。祝先生是山东诸城人，生于1938年，196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被分配至嬴秦活动的中心区域甘肃礼县从事教育工作25年，他的夫人便是距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不远处的同一道川里盐官人，后调入庆阳师专今陇东学院历史系，1990年代初调进甘肃省博物馆任历史考古部主任，现为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长。他是甘肃省最有影响也是最权威的先秦史及秦文化研究学者，他对甘肃有关文献和地理状况、民俗、文化的了解均极深，尤其是对大堡子山秦早期陵园、圆顶山秦贵族墓葬出土器物及遗址形制都了如指掌，对礼县、天水、清水、张家川、甘谷一带的秦文化遗址的情况及出土先秦器物包括秦公簋亦都了然于心。1996年撰写《秦人早期都邑考》【265】，使浩如烟海的秦早期历史初显端倪。他在专业上也十分痴心于历史文献的搜寻与研究，对前哲时贤之说极为重视，始终秉承史学几千年锤炼出来的立实、求真、彰隐、辨疑的宗旨，并坚持文献资料与考古信息紧密结合，问题析证同史事阐述兼容并重的原则，历数度寒暑撰成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早期秦史》【266】、《秦西垂陵区》【267】、《青铜器》【268】、《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269】、《甘肃通史·先秦卷》【270】、《秦史求知录》【271】，这是他多年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也显示了他多年来执着的追求和可贵的探索精神。以上学术著作中均不止一处论及到秦公簋，此外他还撰写了《民国初出土秦公簋的文化魅力——兼评丁楠先生〈秦公簋铭文考释〉》【272】及《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天台山篇》【273】和2017年给赵文慧编著《民国初天水出土秦公簋研考论丛》【274】撰序，在他的论著和撰文中他回顾了秦公簋面世百年来的研讨历程和成果，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政治学、美学、哲学、工艺学乃至书法艺术中他认为秦公簋几乎全都融渗其中，而考史、证史、构史、述史的宗旨，又始终与之联结在一起，指出秦公簋是秦桓公时期的器物。著名学者赵逵夫教授在读《秦史求知录》后写了议论高远的长评【275】，并以夸父逐日的精神赠喻，激励他抱定坚定的信念，在秦史求知之路上开拓奋进。

另外海外汉学者著述秦公簋的有日本水野清一《殷周青铜器の玉》【276】；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277】；日本林巳奈夫《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三》（图3，图版页46簋9）【278】；日本冈村秀典《秦漢金文の研究視角》【279】；日本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280】、《从城市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281】；日本阿辻哲次《图说汉字的历史》【282】。美国汉学家马几道【283】也对其撰文著述，夏含夷著《中国古文字学导论》【284】。

注释：

【1】赵文汇《秦公簋与西县》，1995年《礼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又载《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礼县史志资料》1985年第6期；又载《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3】马汉江《千古秦源何处寻》，《天水日报》1995年5月30日；《秦公簋出土地及有关问题补遗》，《天水学刊》2001年第五期。

【4】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七O二》第52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5】史树青《悼念周希丁先生》，《文物》1962年第3期。

【6】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七O—》第520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7】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第39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8】【230】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7—3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

【9】郭沫若《秦公簋韵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著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第144—15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28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0】【29】马叙伦《石鼓为秦文公时物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二号。

【11】【22】商承祚《秦公簋跋》，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天水：陇南丛书编印社1944年。

【12】【33】【175】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天水：陇南丛书编印社1944年。

【13】【18】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181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14】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王权、任其昌编纂：《直隶州秦州新志》。

【15】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任承允、哈锐、贾缵绪总纂《天水县志》，兰州国民印刷局印刷。

【16】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任承允总纂《直隶州秦州新志续编》，兰州国民印刷局印刷。

【17】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教材编辑组编纂：《天水小志》（油印本一册）。

【19】【168】柯昌济《华阁集古录跋尾》，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印行。

【20】【233】王国维《秦公敦跋》，《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2—903页。

【21】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1年编行；《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编行；《秦公敦跋》，《雪堂类稿·丙·金石跋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23】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著行。

【24】【165】吴闿生《吉金文录》1933年编行。

【25】【167】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编行。

【26】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1933年编行；《商周金文录遗》，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27】【169】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1936年编行。

【28】容庚《秦公钟簋之时代》，刊《考古社刊》第六期（1937年）；《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著行；《殷周青铜器通论》（与张维持合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第1版；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30】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

【31】刘文炳《秦公簋及秦盄和钟两铭为韵文说》、《十有二公后之秦公说》、《与冯仲翔论秦公簋书》，辑入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天水：陇南丛书编印社1944年。

【32】【173】张维《陇右金石录》，兰州：甘肃省地方文献征集会刊印1944年。

【34】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二《秦公簋再跋》，科学出版社1959年。

【35】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修订本）第139页，中华书局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36】唐兰《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申报·文史》，1947年12月6日第9版；《中国文字学》第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37】王献唐《国史金石志稿》1943年编撰。

【38】闻一多《释龋》，载《闻一多全集》第54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古典主义》编入本卷。

【39】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编者案此文初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一期（1923年1月），1931年凡将斋又增订影印行世；《凡将斋金石丛稿》第170页，中华书局1977年10月第1版。

【40】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版；《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第9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41】翦伯赞《秦族的渊源与秦代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创立》，载其《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42】伍仕谦《秦公钟考释》，《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43】张政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4月第1版。

【44】孙常叙《秦公及王姬、钟铭文考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4期。

【45】高亨《毛公鼎铭笺注》，载《高亨著作集林》第46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46】林剑鸣《秦公钟、镈铭文释读中的一些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6期；《秦史稿》第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47】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册第60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48】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又载其《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7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合期。

【49】【196】裘锡圭《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66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修订版。注：《文字学概要》1988年11月第1版。

【50】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51】【115】金夷、震中《漫话〈秦公簋〉》，《书法艺术》第2—7页，1993年第3期。

【52】王辉《秦器铭文丛考》，《文博》1988年第2期；《论秦景公》，《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上编三（四）秦公簋（第18—28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秦文字集证》（与程学华合著），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6月第1版；《秦出土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9月；王辉主编《秦文字编》，中华书局2015年4月北京第1版；王辉（与陈昭容、王伟合著）：《秦文字通论》第31页，中华书局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53】石志廉《春秋秦公簋铭文》，《书法丛刊》1985年第9辑。

【54】严一萍《金文总集》（四）1676页，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55】祝中熹《早期秦史》第214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与李永平合著）；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第12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祝中熹《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第129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甘肃通史·先秦卷》第31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民国初出土秦公簋的文化魅力——兼评丁楠先生〈秦公簋铭文考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第1期。

【56】吴镇烽《新出秦公钟铭考释与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57】【189】杜廼松《中国青铜器定级图典》第4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58】朱德熙《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语言学论丛》1958年2期；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朱德熙文集》第5卷《战国计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9月第1版，第28—29页。

【59】黄灼耀《秦人早期史迹初探》，《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

【60】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第53页，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

【61】李零《春秋秦器试探——新出秦公钟鎛铭与过去著录秦公钟簋铭的对读》，《考古》1979第6期。

【62】李思孝《礼县：秦的发祥地》，2006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3】【191】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64】【243】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四分册，1993年；《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174—17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103，2003。

【65】【190】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第18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66】张天恩《对“秦公钟考释”中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4期；载《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第30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67】聂新民《秦公镈钟铭文的考释与研究》，《秦文化论丛》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68】罗福颐《三代吉金文存释文》千九百廿廿七秦公簋，问学社（香港）1983年3月6日第1版。

【69】陈直《读金日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70】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二号）第9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

【71】黄德宽《古文字发展论》第278页，中华书局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72】蒋文光《秦公簋——永不落幕的书法博物馆》，金维诺、刑振龄《中国美术全集》，黄山书社2010年12月第1版。

【73】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57—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74】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第179—180页，太原：书海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75】曾宪通《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第32—3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76】李运富《楚简“言菐”字及相关诸字考辨》，收入《汉字汉语论稿》第405—430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77】邢文《释“樸”》，本文是2009年6月13日—14日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樸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78】何琳仪《作寻宗彝解》，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主编黄德宽《何琳仪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79】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80】赖炳伟《石鼓文年代再讨论》，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第404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1版。

【81】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第84页，齐鲁书社1983年12月第1版。

【82】李孝定《金文诂林读后记》第一卷第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中华民国71年6月初版。

【83】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14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

【84】马非百《秦集史·金石志》第753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

【85】赵逵夫《秦人发祥与织女传说》，载赵逵夫主编：《西和乞巧节》第1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秦公簋铭文考释〉序》，载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香港：中国时代出版社2014年9月第2版。

【86】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第247页，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1版。

【87】【210】彭裕商《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第184页，中华书局2011年8月第1版。

【88】【209】曹锦炎《商周金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4月第2版。

【89】王晖《古代传说时代新探》第14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90】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十七《古文字学·甲骨学通论·诗骚联绵字考》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91】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第七章《金文研究》第647—6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92】【207】马如森《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第170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93】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94】王学理《秦文化》（与梁云合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5】【203】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第226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96】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石鼓文的年代》第623—624页，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1版。

【97】郝本性《秦国青铜器综述》，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7》（东周1）第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98】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辑入张俊宗主编《陇右文化论丛》（第一辑）第16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99】梁云《用活字打印出铭文的簋“秦公”簋》，辑入吕章申《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15》第56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100】牛鹏涛《清华简〈系年〉与铜器铭文互证二则》，《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01】【116】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3：春秋战国金文卷》（与丛文俊合著），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102】刘守安《不可不读的书法史名作》第1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103】陈洪《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104】【215】王宏理《中国金石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05】江林昌《新出豳公盨、逨氏铜器论夏商周世系及虞代问题》，江氏《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第87页，中华书局2011年2月北京第1版。

【106】【205】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07】【217】牛世山《神秘瑰丽：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08】程燕《秦公簋“徵各”解》，《中国文字学报》2015年第1期。

【109】李峰《礼县出土秦国早期铜器及祭祀遗址论纲》，《文物》2011年第5期。

【110】邢义田《草原、中原与秦文化》，2016年5月28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美国夏威夷大学博士邢义田教授，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为民众做的精彩演讲。2016年6月12日《凤凰网·中国古代史频道》。

【111】罗琴《秦系文字·大篆》，辑入刘志成主编《汉字学》第108—113页，成都：天地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12】秦凤鹤《秦公簋铭文“噚”、“徵”略考》，《丝绸之路》2012年2期。

【113】贾腊江《秦早期青铜器科技考古学研究》第17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14】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与王辉合著）第25页，第27—28页，三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117】田有前《西犬丘地望考》，载2007年《考古与文物（增刊·汉唐考古）》。

【118】张翀《赢姓秦公诸器的研究》，辑入宋镇豪主编《赢姓始源》第2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www.xing528.com)

【119】孙庆伟《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第8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120】张立胜《蟠虺纹铜簋》，辑入张氏编著《人文甘肃·博物馆卷〈物华天宝〉》第92—94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121】倪文东《自然天成的〈秦公簋〉》，载倪氏《历代书法名品赏评》，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22】【123】刘恒、于连成《秦公簋铭文》，辑入吴鸿清编《中国书法史图录简编》第128—129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124】刘瑜《陶泥活字铸铜簋——潇洒清丽耀古今—秦公簋铭文赏析》，《书法报·书画天地》2015年第12期。

【125】高士荣《从秦公器看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26】方铭《秦公簋铭》，辑入方氏主编《中国书法一本通》第339—340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127】臧知非《秦人的“受命”意识与秦国的发展——秦公钟铭文探微》，辑入《秦文化论论丛》（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128】连劭名《东周青铜器铭文与传统思想》，《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5期。

【129】洪燕梅《秦金文研究》，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1998年。

【130】胡云凤《秦金文文例研究》，私立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1990年。

【131】【132】孙慰祖、徐谷甫《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133】张双庆《秦金石铭刻文字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中文学部硕士论文1975年。

【134】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礼县史志资料》1985年第6期；又辑入《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135】马天彩《天水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136】赵文汇《秦公簋与西县》，《礼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5年10月，又辑入《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137】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第52页，香港：中国时代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138】陈泽《西垂文化研究》，五洲文明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秦公簋铭文考释与器主及作器时代的推定》，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又辑入《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139】马汉江《千古秦源何处寻》，《天水日报》1995年5月30日；《秦公簋出土地及有关问题补遗》，《天水学刊》2001年第五期；又辑入《魅力秦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秦公簋出土始末》，《天水日报》2006年7月22日。

【140】雍际春《秦公簋及“十又二公”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宋进喜主编《天水通史·先秦卷》第505页，中华书局2014年6月第1版。按：《天水通史·先秦卷》是由天水师范学院雍际春教授撰写，该观点节选自该书第四章《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四《天水秦文化文物撷萃》（二）不其簋与秦公簋。

【141】赵琪伟《礼县红河——秦公簋的真正出土地》，《陇南日报》2008年3月21日；《秦公簋出土地考述》，《陇南论坛》（陇南市委党校主办）2008年第2期。

【142】赵文慧《庙山·秦公簋·西县·秦源》，辑入赵文慧《魅力秦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秦公簋与秦源》，又收入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赵文慧《魅力秦源》第258—26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258—262页。

【143】蔡副全《〈妙胜院敕碑〉释考——兼论天水、昧谷、西、邽之地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

【144】田佐《话说西汉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145】马建营《国家博物馆藏秦公簋的时代、出土地及制器地新探》，《陇右文博》2015年第2期第48—54页。

【146】魏建军《人文礼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147】贾利民《简论先秦祭器“录宗彝”及其产生背景》，《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48】曹鹏雁《不其簋铭文与礼县秦公簋铭文》，《陇南日报》2009年4月26日。

【149】【159】[日本]高田忠周：《增补学古发凡》，文求堂书局，1930年；《金石字鉴》，台北：中新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79年。高田忠周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古文字有着较深入的研究。

【150】【277】[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白鹤美术馆志》第1-52辑，京都白鹤美术馆，1962-1980年。白川静（1910—2006）是日本汉学界的汉字学泰斗，他的研究立足于汉文字学，涉及考古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他对我国商代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考释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创造性地从中国的古代宗教和巫术的角度进行解释汉字的构形，在日本被称为“白川文字学”，在国际汉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也是研究铜器铭文的日本学者中比较突出的。他用30年之功，撰写了4部金文专书：《金文通释》、《金文世界》两部为纯金文著作，是对铜器铭文本体的研究与讨论，是金文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的成果；《说文新义》、《字统》两部为相关金文著作，则反映了对金文形、音、义的研究成果。白川静善于总结各家之长，又有许多自己的见解，可说自成一家之言，是大师级的人物。《金文通释》是学术界公认的金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对铜器铭文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深圳大学文学院曹兆兰教授有《金文通释选译》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白冰著有《青铜器铭文研究—白川静金文学著作的成就与疏失》，学林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第1版。

【151】【278】[日本]林巳奈夫《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三》，东京都：吉川弘文馆，1989年。日文原版在1984年—1989年刊行，B4版共2169页，所收商周青铜器的器影有5271器（第一卷图版册收录3542器的器影，第三卷图版册收录1729器的器影）。2017年7月，《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中译本（广濑熏雄、近藤晴香翻译，郭永秉润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殷周青铜器综览》是林巳奈夫（1925—2006）先生的权威著作之一。林巳奈夫先生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综览》是上世纪80年代写作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巨著，充分体现日本学者资料齐备、研究细腻的风格。

【152】【279】[日本]岡村秀典：《秦漢金文の研究視角》，《古代文化》43卷第9期1991年9月。冈村秀典1957年生，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

【153】【280】[日本]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出版，1996年。

【154】【282】[日本]阿辻哲次：《图说汉字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951年出生于大阪市，现为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间、环境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教授，对古代的活版印刷业、甲骨文字等都有深入研究。

【155】【283】[美国]马几道：《秦石鼓》（《华裔学志丛书》第19种）第93—9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东周青铜器铭文》，载美国夏含夷主编《中国古文字学导论》第89—12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8月第1版。

【156】【284】[美国]夏含夷：《中国古文字学导论》，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8月第1版。该书是英文世界首部对中国古文字学进行系统介绍的论著。夏含夷，男，美国著名汉学家，1952年生于宾夕法尼亚，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周易》。

【157】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1年编行。

【158】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著行。

【160】日本下中邦彦：《书道全集第一卷（殷·周·秦）》，平凡社，1931年；重出1958年。

【16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著行。

【162】郭沫若《金文丛考》1932年著行。

【16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2年著行。

【16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2年著行。

【166】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1933年编行。

【170】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编行。

【171】容庚《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著行。

【172】王献唐《国史金石志稿》1943年编撰。

【174】马騄程《胡适重视〈陇右金石录〉》，《陇史掇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176】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第1版。

【177】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二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

【178】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79】严一萍《金文总集》（四），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180】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铭文拓本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181】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第9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82】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83】中国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1月第1版。

【1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第444—44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85】【235】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186】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8月第1版。

【187】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18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192】渡边隆男《中国法书选1甲骨文·金文》，日本二玄社2012年4月。

【193】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二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194】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1版。

【195】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著《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湾艺文印书馆，2006年。

【197】祝中熹《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

【198】祝中熹《物华史影》，三秦出版社出版2006年5月第1版。

【199】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2012年9月第1版。

【200】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三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201】《中国美术全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202】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中国文物大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204】《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181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0月。

【206】王宁主编，罗卫东著《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208】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香港：中国时代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211】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212】王世贤《文字学通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13】王贵民《先秦文化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214】杨怀源《两周金文用韵考》，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216】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春秋战国史》（彩色图文本），中华书局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18】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219】张学亮《青铜时代：青铜文化与艺术特色》，现代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220】王辉、陈昭容、王伟《秦文字通论》，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

【221】高大伦、蔡中民、李映福主编《中国文物鉴赏辞典》第138页，漓江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222】周法高主编，张日升、李孝定合编《金文诂林附录》第1333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7年4月。

【223】谢明文《金文札记二则》，《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第22—24页；辑入谢氏《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说秦公器“高引有慶”及“高阳有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第72—75页。

【224】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七O—》第520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罗振玉《致王国维》，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七O二》第52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225】罗振玉、王国维1921年作《题秦公敦盖铭文、立轴、水墨纸本》，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季拍卖会。

【226】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1年编行。

【227】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编行。

【228】《松翁近稿》，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丙《金石跋尾·57》，第31—3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229】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七O二》第544—545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231】王国维《致徐乃昌》，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44—3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1版。

【232】王国维1921年11月11日考证题跋《商鞅方升秦公敦拓片》，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春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

【234】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4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236】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9月。

【237】王辉《一粟集》，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238】王辉《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中华书局2008年11月北京第1版。

【239】王辉《秦文字集证》（与程学华合著），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6月第1版。

【240】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与王伟合著），三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241】王辉《秦文字通论》（与陈昭容、王伟合著），中华书局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242】王辉主编《秦文字编》，中华书局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44】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245】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7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版。

【246】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版；《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

【247】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248】李学勤《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49】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26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250】李学勤《秦国发祥地》，《中国文物报》1995年2月19日；载李氏《缀古集》第93—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51】李学勤《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合期。

【252】李学勤《最新出土的秦公壶》（与艾兰合写），《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253】李学勤《论甘肃礼县铜鍑》，《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54】【255】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又载其《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7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256】【257】【258】李学勤《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合期。

【259】李学勤《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3年1月23日。

【260】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261】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4期连载。

【262】陈平《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263】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第391—41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64】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第41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65】祝中熹《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

【266】祝中熹《早期秦史》第214—220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267】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第12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68】祝中熹《青铜器》（与李永平合著）第136—140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269】祝中熹《物华史影——陇原文物赏萃》第129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270】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第316—31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271】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272】祝中熹《民国初出土秦公簋的文化魅力——兼评丁楠先生〈秦公簋铭文考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第1期。

【273】祝中熹《秦国西畤地望研究述评之天台山篇》，《陇右文博》2016年第4期。

【274】祝中熹《赵文慧编著〈民国初天水出土秦公簋研考论丛〉序》，201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275】赵逵夫《论秦史研究与秦人西迁问题——读祝中熹先生〈秦史求知录〉》，《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76】水野清一《殷周青铜器の玉》，日本经济新闻1959年。水野清一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和佛教美术史学者。他于1905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特别是与长广敏雄合作的《云冈石窟》一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经是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者。曾任京大学都东方文化研究员。

【281】[日本]平势隆郎：《从城市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平势隆郎，男，1954年生于日本茨城县。现为东京大学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曾在研究生院的情报学环任职）。研究题目为东亚各国眼中的中国古代史。

【作者简介】赵文慧，甘肃秦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