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业：学者参与对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大学衍生企业的创建与成长过程中，学术型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1]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往往是大学衍生企业创新机会的最初来源，即作为企业核心技术的发明者参与到企业经营中，对企业的创新性和成长性具有重要的推动效应。从行为视角来看，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水平正是学术型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延续，即整合创业资源、形成产品 (或服务) 并创造价值的过程[2]。

关于学者的创业角色与作用有一些对应的词语，如“学者创业者”(企业家)、“学术资本家”、大学与产业之间的“桥梁”(类似于技术转移办公室的作用)。

StephenJ.Franklin等 (2001) 对比分析了学者创业者和外部代理创业者 (academic and surrogate entrepreneurs) 在大学衍生企业发展中的互补作用 (Franklin等，2001; Radosevich，1995; Chrisman等，1995)。两种创业者各有优势: 学术企业家理解技术和其潜在的应用能力，代理企业家具有商业化经验，因此，这二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大学要想发展成功的基于新创公司的技术转移，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学者和代理企业家的结合 (Franklin等，2001)。

Martin Meyer (2003) 讨论了在存在公共支持机制和激励结构环境下 (产业网络，孵化项目等) 的学者创业现象，结果发现，公共支持机制并不必然促进学者创业，但会促进“企业家学者”行为模式的发展——那些在公共部门里对建立快速成长企业并不感兴趣的科学家会寻求满足其研究兴趣的其他途径，相反，一些糟糕的公共支持机制还会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成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Welsha(2008)等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概念。作者通过对美国9所大学的84个生物科学家的深度访谈，发现科学家们都认为大学与产业研究关系 (UIRRS) 通常与复杂的大学知识产权 (IP) 政策是冲突的。例如，大学科学家认为大学与产业研究关系对于增加科学家之间的联系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为产业工作会约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家也认为大学知识产权政策会规避一些机会主义行为，但同时也减少了对于产业或企业的吸引力。

因此，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进行深入探索，理清学术型企业家对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决策往往是在学术环境与产业环境交互作用的条件下做出的，其创业驱动机制相比一般的企业家更为复杂。哪些激励因素促使学术型企业家参与企业经营? 他们的创业绩效如何? 能否促进大学衍生企业构建和维持竞争优势，获得持续的成长绩效?这些问题在现有的文献中仍缺乏清晰的论述。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剖析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理，来探索学术型企业家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表现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我们描绘出在学术与产业两种差异性环境的支持要素下，学术型企业家从创业感知到创业行为的创业驱动路径，并检验这一过程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学者[3]创业的驱动模式，也为如何有效地促进大学衍生企业成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 理论背景与假设

大学衍生企业 (university spin-off companies或university spin-out companies，USOs) 是指为大学从商业上开发自身所产生的新知识、技术或研究结果而创建的新企业，[4]Stenffensen等 (1999) 指出了大学衍生企业的两个关键特征: ①企业创办者是大学的雇员;②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技术来自大学。[5]

1. 学术型企业家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

理论上，大学衍生企业的成长始于大学的某项新知识或新发明，具有一般新创技术型企业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NTBF)的特点，如创新性、高成长性和高风险。由于技术创业不同于主流的创业活动，其高成长性 (和潜力) 以及对技术发展的严重路径依赖使得这类企业的成长极大地依赖于内部降低不确定性以及管理知识流的能力，[6]而学术型企业家通常作为企业的关键技术发明者参与到大学衍生企业中，对创新技术的特性和应用比一般人有更好的理解，因此，大学衍生企业对技术存在的路径依赖往往转化为对学术型企业家的依赖。

学术型企业家参与大学衍生企业有利于做出易于商业化开发的根本性创新，提升企业对核心技术/产品的革新方向和市场潜力的把握能力，[7]进而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杨隽萍，蔡莉 (2008)分析了中国大学衍生企业的特征和智力资本对公司价值形成的影响机制，指出智力资本是中国大学衍生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8]Zucker (2002)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衍生企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星科学家” (star scientists) 的出现。[9]Radosevich等(2009) 进一步指出，如果技术的发明人在企业初创阶段支持大学衍生企业，最初的技术能力就是可靠的。[10]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即对大学衍生企业的深度参与，有利于企业获得高水平绩效，这一绩效水平也是学术型企业家创业绩效的直接体现。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对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制

尽管现有的大部分研究肯定了学术型企业家对于大学知识价值实现的积极作用，但学者参与企业经营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打破传统的、惯常的秩序安排，[11]挑战了对学者角色的传统认知。目前，对于学术型企业家的科学家与企业家双重身份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一些研究甚至认为学术型企业家的出现使得科学规范受到了利润动机的损害 (Bok，2003)。[12]Sanjay Jain等 (2009) 的深度访谈资料也显示，即使已经参与企业经营的学者，也往往优先考虑他们的学术角色，不愿意因参与商业活动而放弃原有的科学家身份。[13]

因此，有必要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制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过程与创业绩效。创业事件理论(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vent)合理地解释了创业行为产生的复杂机理，按照该理论，创业感知是创业行为的关键前导变量，感知合意性(或合意性感知，perceived desirability)和感知可行性(或可行性感知，perceived feasibility)共同促进了创业行为的产生。[14]感知合意性反映创业是否符合个体的意愿，感知可行性代表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业的判断。当个体觉得创业比其他选择更加合意、更加可行时，就会做出创业决策。

创业事件理论对于创业行为产生机理的解释同样适用于学术型企业家。由于学术型企业家创业之前一般拥有较好的科研能力与学术地位，参与企业经营面临着极高的机会成本，因此形成了一个自我选择机制: 学术型企业家是否会做出创业行动，并非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素质、能力或资源等创业要素的客观水平，而是取决于对创业事件的主观感知和判断，他们会根据进入企业的时机和成本效率进行权衡，只有当其认为具备很好的潜在价值并且具有足够的可行性时，才会参与企业经营 (Lacetera，2009)。[15]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对其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学术与产业环境的激励因素

学术创业可以看做在科学领域创新与经济领域创新之间引入一种“新组合”，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学术与产业两种不同环境下的利益相关者。因此，无论从大学衍生企业的组织层面还是学术型企业家的个人层面来看，学术与产业环境所提供的激励要素都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现有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学术环境对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水平的积极作用，认为母体大学的学术地位、资源条件 (Shane和Stuart， 2002)、创业氛围与文化 (Siegel等，2004)、对学术创业的奖励制度 (Debackere和Veugelers，2005)、大学基础设施和明确的创业战略、大学的科技实力、专业布局特点、科研经费总量等 (杨德林等，2007) 都会对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16]

大学衍生企业作为产业内的竞争性组织，难以独立地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活动，Luk等 (2008) 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组织间的深度资源交换与能力互补行为，为大学衍生企业提供了技术互补、全新能力获取、加速市场进入等一系列机会，[17]因此大学衍生企业的商业行为必然受到产业环境条件的约束，进而制约了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18]事实上，我国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现象，主要集聚在我国东部地区的11个省、直辖市，并高度集聚在上海、北京、江苏三地，[19]在数量分布与收入上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别。[20]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外部环境对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a: 学术环境对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b: 产业环境对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外部环境的激励要素也构成了学术型企业家创业的关键驱动力。学者是否参与到企业中会受到态度、信念、他人看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母体大学的创业文化、对创业行为的奖励政策有利于消除学者对商业身份的顾虑，平衡其学术与商业角色，增强其对于学术创业的积极预期。而大学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支持则能够有效帮助学术型企业家解决创业初期的资源匮乏问题。Fini等 (2008) 的研究结果证实具有商业开发潜力的技术的可得性、获得大学基础设施支持和创业氛围是学术型企业家最重要的激励因素。[21]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我国不同地区在产业成熟度、产业合作伙伴的联结方式、开放程度以及风险资本可得性等方面存在差异，直接影响了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关键创业资源的获取渠道，[22]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型企业家对创业活动是否可行的主观感知，积极的创业感知必然进一步强化其创业行动。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 外部环境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a: 学术环境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b: 产业环境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 外部环境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a: 学术环境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b: 产业环境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概念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在学术与产业两种差异性环境的支持要素下，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制及其创业行动对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表现的影响。我们提出以下概念模型，见图7.5。

图7.5 概念模型

(二) 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

研究的数据以问卷调研的形式获得，基于研究目标，本次调研的企业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企业是大学的学者创办的或者企业的核心技术/业务来源于学者。第二，有学者在企业中任职。我们通过以下方法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 ①所使用问卷的测量题项大部分来源于对国外已有成熟量表的翻译，对于本研究首次进行测度的变量，我们在整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设计相应量表; ②对五位学者进行了访谈，其中两位同时在高校与大学衍生企业任职，另外三位有丰富的科研成果转化经验。我们请他们对初始问卷的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问卷题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 ③对湖北省内7所“211工程”大学的120家衍生企业进行了预调研(回收问卷73份，回收率为60.8%)，并根据预调研数据进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剔除不合理的测度题项，最终形成正式的调研问卷。

正式的调研工作于2010年9月展开，12月结束，历时4个月。我们以邮寄的形式向全国112所“211工程”大学的650家衍生企业发放了问卷，经多次沟通与催收，共回收问卷410份，其中有效问卷361份。问卷的总回收率为63.1%，总有效率为55.5%。问卷填写人大部分为在企业任职的高层管理人员，例如CEO、副总经理、经理助理等，从而保证了受访者熟悉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学术型企业家在企业中的角色与作用。表7.9对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表7.10对企业中学术型企业家的基本统计资料进行了描述。

2. 变量测度

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本研究模型中各潜变量的测量维度与测量题项见表7.11。

表7.9 大学衍生企业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7.10 学术型企业家的基本统计特征

(1) “学术环境”: 学术环境指母体大学为衍生企业经营以及学者参与企业经营所提供的支持与便利条件，包括技术、人才、资金、品牌等多方面。参照Einar Rasmussen等 (2010) 所提出的框架，[23]本研究以路径引导、资源整合、角色平衡三个维度表征母体大学的支持程度: 路径引导指母体大学所提供的战略引导、品牌效应、关系网络等支持要素，它帮助企业开辟新的成长路径; 资源整合指为企业经营提供必要的资源组合; 角色平衡指母体大学为平衡大学衍生企业及其学术型企业家的学术与商业角色提供的便利条件，主要体现在对学者参与企业经营的鼓励政策。KMO检验结果为0.774，表明数据呈较好的线性。各因子载荷值在0.632 ～0.883，累积解释总方差的73.242%。具体的测量题项见表7.11 (已剔除因子载荷值较低的测量题项)。

(2) “产业环境”: 我们以产业利益相关者特征与区域基础特征两个维度来表征产业环境。产业利益相关者特征指上下游企业等产业合作伙伴的联结方式与程度; 区域基础特征指企业所在地区的政策导向、基础设施、资金来源、生活质量等基本环境。KMO检验结果为0.917，各因子载荷值在0.649～0.789，累积解释总方差的64.609%。具体的测量题项见表7.11 (已剔除因子载荷值较低的测量题项)。

(3)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 按照创业事件理论的基本逻辑，本研究以“感知合意性”与“感知可行性”两个维度来测度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感知合意性反映创业是否符合学术型企业家的主观意愿，感知可行性则代表学术型企业家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业的理性判断。KMO检验结果为0.659。各因子载荷值在0.695～0.883，累积解释总方差的67.537%。具体的测量题项见表7.11 (已剔除因子载荷值较低的测量题项)。

(4)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 根据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所界定的“创业行为”指学术型企业家对企业经营的实际投入程度，包括参与程度和创业投入两个维度。KMO检验结果为0.611，各因子载荷值在0.772～0.869，累积解释总方差的76.183%。具体测量题项见表7.11 (已剔除因子载荷值较低的测量题项)。

(5) 大学衍生企业绩效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绩效”): 对于新创技术型企业而言，Gils等 (2004) 提出，仅通过少量财务指标测量企业绩效容易出现判别偏差。[24]因此，我们参照Runyan(2008) 的主观测度方法，要求受访者从产品、技术、市场、战略执行度、治理结构、企业凝聚力等多个方面对企业的绩效表现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绩效表现越好。基于大学衍生企业通常具有的高创新性特征，并结合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我们从创新绩效与经营绩效两个维度来反映企业绩效。KMO检验结果为0.738，各因子载荷值在0.676～0.831，累积解释总方差的61.368%。具体的测量题项设计见表7.11 (已剔除因子载荷值较低的测量题项)。

3.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首先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结果见表7.11。各潜变量及对应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6，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另外，我们检验了量表的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收敛效度指同一因子所包含的各测量题项的相关性程度，表7.11的结果表明，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具备良好的收敛效度。

为进一步检验各潜变量的量表构建的合理性，我们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反映测量模型的拟合情况，拟合结果见表7.12，各潜变量基本达到了模型的可接受程度，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各潜变量测量题项的结构效度良好。

表7.12 各潜变量与测度题项的拟合程度

综合以上分析，上述各变量均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www.xing528.com)

(三) 假设检验与结果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分析变量间的影响机制，进而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分析过程采用AMOS7.0软件。

1. 相关分析结果

表7.13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从学术环境、产业环境、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创业行为4个潜变量各维度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来看，所有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但母体大学路径引导、学术型企业家参与程度两个维度与企业经营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检验

为进一步探索各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机理，本研究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依次进行检验。

(1) 环境支持、学术型企业家创业行为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我们首先探索外部环境支持、学术型企业家创业行为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机制。出于简约原则，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具体做法是: 从众多路径中选择估计参数最不显著的那条路径加以删除，从而得到原模型的一个嵌套模型，然后看嵌套模型相对于原模型的x2增加值在统计上是否显著，如果差异不显著，则表明对原模型的修正是合适的，我们以该嵌套模型为新的原模型，重复进行上述测试工作，直至嵌套模型相对于原模型的x2增加值在统计上变得显著。[25]依此方法将模型调整到最优状态，修正模型见图7.6。各项拟合指标如下: RMSEA=0.089，CFI=0.926，GFI=0.934，IFI=0.928，NFI=0.913，基本达到了模型可接受程度，表明修正后的模型与数据能够较好地拟合。

图7.6 环境支持、学术型企业家创业行为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N=361)

注: * 表示P＜0.05，＊＊＊表示P＜0.001。

由图7.6可知，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对于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190，P＜0.05)，假设1通过检验; 学术环境、产业环境对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均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路径系数分别为β=0.674，P＜0.001; β=0.177，P＜0.05)，假设3a，假设3b成立; 然而，与预期不符的是，学术环境与产业环境均未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假设4a，假设4b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母体大学和产业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支持并不能直接促进学者创业行为的产生。

(2)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制及其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感知的中介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变量加入模型，进一步探索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理。仍然以简约原则对模型进行修正，删除不显著的路径，最终的修正模型见图7.7。各项拟合指标如下: RMSEA=0.084，CFI=0.932，GFI=0.940，IFI=0.938， NFI=0.906，最终的模型与数据能够较好地拟合。

从图7.7可以看出，学术环境与产业环境对于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5a，假设5b通过检验 (路径系数分别为β=0.486，P＜0.001; β=0.122，P＜0.05); 同时，创业感知对于创业行为产生的积极效应也通过检验，假设2成立 (β=0.568，P＜0.01)。

7 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制及其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 (N=361)

注: *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对比图7.6与图7.7所示的两个模型的结果，我们发现学术环境与产业环境并不能直接地促进学者参与企业经营，而是通过创业感知的中介效应对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学术环境对创业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276 (0.486×0.568); 产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069 (0.122×0.568)。另外，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我们将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变量加入模型后，学术环境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充分考虑学术型企业家创业驱动机制的情境下，假设3a不成立，母体大学对衍生企业绩效的直接支持作用变得不明显，而是通过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创业行为”路径来间接影响衍生企业绩效。

3. 结果讨论

基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得出三个重要结论:

第一，学术型企业家参与企业经营对于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表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参与程度越深，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这表明，目前在中国，学术型企业家作为兼具科学家与企业家不同属性特征的群体，能够有效地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技术创新优势转化为知识价值实现的创业优势，这一结论与Dean A.Shepherd等 (2009) 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6]

第二，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机制也做出了一定贡献。无论是学术环境还是产业环境所提供的支持条件都难以直接驱动学者参与创业活动，而是以其创业感知为中介变量，间接促进创业行为。换言之，外部环境越有利于创业，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越强，就越有可能采取创业行动，参与企业经营。

第三，学术环境与产业环境所提供的支持要素均有效促进了学术创业活动，但作用的方式有所差异。母体大学所提供的路径引导、资源整合、角色平衡等支持并不能直接影响衍生企业绩效，其积极效应是以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感知、创业行为为中介实现的;而产业利益相关者与区域基础环境的支持既是学术型企业家创业的关键驱动因素，又直接促进了衍生企业的良好绩效表现。

(四) 结论

熊彼特指出，科学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创新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创新原则具有同质性，[27]大学衍生企业扮演着两个领域创新的联结者与整合者的角色。本研究基于大学衍生企业的特殊创生背景，通过构建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在学术环境与产业环境的双重激励条件下考察学术型企业家对于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但有助于深入理解学术型企业家这一特殊创业群体的驱动机制，也为中国大学衍生企业如何提升企业绩效、培育竞争优势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大学衍生企业中的关键个体，学术型企业家的认知方式与创业行为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说明学术型企业家作为大学原始性创新的实践者，能够有效整合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要素，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大学衍生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学术环境与产业环境的激励机制也存在差异: 学术环境支持要素通过驱动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来提升大学衍生企业绩效; 而产业环境所提供的支持要素不但有利于催生学术型企业家，也成为大学衍生企业获得良好绩效表现、构筑持续性竞争优势的直接途径。

其次，我们对于学术型企业家的创业驱动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学术与产业环境的支持下实证检验了学术型企业家创业感知、创业行为的驱动要素及其对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学术型企业家“环境支持→创业感知→创业行为→创业绩效 (大学衍生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提出并验证了创业感知作为环境支持要素影响创业行为的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这是对原有“环境→行为→绩效”直接关联的突破和完善，这一结论也说明学者参与创业活动是高度自主的，外部的驱动力量并不能必然地、自动地促进学术型企业家的出现，而是通过影响学者的主观感知和判断，来间接促进其创业行为。

[1] 学术型企业家，指大学中区别于传统教授的学者，他们通常借助自己的学术声望、专业特长等，参与企业活动等学术以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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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处“学者”指大学科研人员，包括从事技术发明研究的大学教师、科学家等。他们在参与大学衍生企业时，通常是企业核心技术的发明者或技术研发团队的关键成员。学者借助自己的声望或专业特长参与企业经营，就成为“学术型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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