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风鲁韵：山东文化的历史源流与发展

泰山脚下，黄河之滨，这块襟山带水的神奇而古老的土地，养育了一方勤劳的民众，孕育了光辉灿烂、神韵悠远的齐鲁文化，它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一起共同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中华文化。

山东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陆上与冀、豫、皖、苏接壤，海上则有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它的北面是渤海，南面和东面是黄海。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南北交通的咽喉，又有海上航线使之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元明清以来，山东更因为其拱卫京师的特殊位置倍受重视。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势，则不如雍、梁之险阻……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贮，天下之大命也。漕粮中贯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山东者，驭之得其道，则吾唇齿之助也。夫其理，则肘腋之患也。吾尝俯仰古今，而知能为幽燕患者，必一于山东。”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许正是由于在这块土地上有巍巍的泰山、滔滔的黄河，还有容纳百川的大海，更也许是几千年来历史的积淀，才使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具有独特的神韵。古老的齐鲁文化，涵盖了沧桑的历史和过去，凝炼成流淌于山东人民血脉中永远抹不掉的基本精神，几千年来，朝代的更迭兴替，社会的变迁演进，都不能够使这种长期积淀的基本精神发生变化，相反却使它更加绵厚，隽永。

齐鲁文化，更应该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有机的融合。齐、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个大国，地处内陆而与中原相接的鲁国在山东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就成为两千多年来独步天下的正统思想；而地处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即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形成海洋文化。这两种文化是不同的，例如，齐文化开放，鲁文化持重；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却尊重传统。更确切地说，齐文化是东夷文化的发展，鲁文化是宗周文化的保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一统局面的逐渐形成，齐文化和鲁文化也由冲撞和交流走向融合，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做为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消失，形成为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有机概念：齐鲁文化。

齐鲁灿烂悠久的文化应该从有了人类活动开始，人作为文化的形成、传播和发展中最活跃的载体，他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文明的曙光的出现。

山东境内最古老的人是沂源猿人，八十年代初期发现于沂源县土门乡骑子鞍山。当时出土的有头盖骨一，眉骨二，牙齿八，肱、肋骨各一件。这些化石经专家鉴定。属于两个成年猿人个体，其特征与北京猿人大致相近，距今约四五十万年。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而且把山东的历史又向前推了四五十万年。

在艰苦的环境中，山东大地上的古老先民们开始了创造自己文明的进程。而且随着居住的地区和活动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又把文明成果的点点滴滴散播开来。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沭河流域发现了成群的细石器地点，他们称之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推测，这可能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在了一起，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自己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

北辛文化是以山东滕州市北辛遗址命名的，属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至中期阶段的文化，距今约8000年到7000年，它大致以泰山为中心，主要分布地区是汶水、泗水流域一带。大汶口文化是以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极广，距今约6000年。而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的龙山镇，其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一致，甚至更广泛，这是当时东夷人创造的一种更高水平的原始文化，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这几种文化的渊源关系和分布的愈益广泛，说明山东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展。

考古工作的开展，给山东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考古发掘证明，至迟从距今八千年的北辛文化开始，东夷人已经在创造着独具特色的比较先进的文化。后经大汶口、龙山直至东岳石文化，使东夷族文化的发展更加放射出璀灿夺目的光彩，达到很高的程度。例如，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骨器磨制得很精制，穿孔技术也很高超，直径仅1毫米的骨针上钻有细小的针眼。以制陶业而论，大汶口10号墓中随葬陶器有93件之多，其丰富多彩，造型优美，既为其它地区大汶口文化所未有，也为黄河流域其它系统的文化所少见。龙山文化时代，由于轮制技术的普遍应用，制陶技术更向前发展，以黑陶为代表的陶器制做精美。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黑陶又称蛋壳陶，其特点是“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潍、淄流域出土的陶器，玲珑优雅，器形多变，式样繁多，在我国相同时代的其它原始文化和其它地区的龙山文化中部极为罕见。

除了制陶业以外，石器的制作技术也非常高超。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的石器，品种多，硬度大，经过精磨，形体规整，轮廓清晰，刃口锋利，用管钻法穿孔，并已形成了工具的专门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汶口文化末期已出现了文字。迄今为止已在当时的陶尊上发现了19个图象文字。虽然仅仅是19个单字，但却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说明在甲骨文之前，我国已有了原始文字。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属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出土文物中有一块陶片，上面刻了11个字，字形与甲骨文已有相同之处，且是成行成片的，绝不是装饰或无意识刻上去的。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岳石文化以后东夷文化就进入衰落阶段，这是因为中原地区夏商文明的崛起，使东夷文化相形见绌；夏商文明的扩展传播，逐渐缩小了东夷文化的范围。(www.xing528.com)

西周初年，周定天下，大行分封，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周公因辅佐周王，鲁国由周公长子伯禽执政。分封齐、鲁，这既标志着周民族对东夷族的征服，也象征着东夷文化在齐、鲁之地向周文化转化的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进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东夷文化熔入齐文化之中，宗周文化被鲁国无批判地完整地保留下来。山东地区出现了齐文化和鲁文化。

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主要由于齐（姜）太公的开明的文化政策。齐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因其俗，简其礼”，使东夷文化的诸多因子，特别是社会风俗，被大量地保存下来，形成了东夷滨海文化。而与此相反，周公之子伯禽至鲁后，变其俗，革其礼，把周文化的重农抑商的特点传播到鲁地，从而使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两种独立发展的文化之所以有不同之处，还在于地理位置上的不同。鲁国地处山东西南，与中原更为接近，因而受中原文化影响更早、更深、更远。而齐国地处泰山以北，多面临海，地方僻远，被称为“四塞之国”，故而东夷人的风俗习惯更为浓厚，受中原影响较少。

两种不同的文化使两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齐文化崇功利，重工商，使齐国的社会风尚都带有工商业性质。比如齐国不是象鲁国那样倡导节俭，而是鼓励消费。其文化风气是开放、灵活、不拘泥，不保守，兼收并蓄，注重实用；其社会风气是尚富重利，轻伦理，薄人情，喜奢华，冒险好斗，但又怯于攻战。由于齐国工商业气氛浓厚，而且所受周朝的直接控制较少，自齐太公立国开始，就在社会风俗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因而思想风气比较自由而且活跃，各地学者，思想家云集齐都临溜的稷下学宫，展开宽松自由的学术讨论，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学术流派：稷下学派。

与齐国对周礼的变通改造，适应时势相对比，鲁国则拘守周礼，不思变通。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鲁国成为当时全中国的文化中心。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在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方面的情况后，大为慨叹：“周礼尽在鲁矣！”吴国季札遍游齐、鲁、郑、卫、晋数国，独独在鲁国看到了当时唯一保存比较完备的周乐，当他依次观看了二十几种乐、舞后，更是一步三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可见鲁国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文章典籍是备加保护，珍藏的，也反映了鲁国人对于传统的留恋。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走向结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有着关键的作用。荀子从齐学中吸取精华，充实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交流，把他的思想在稷下学派中传播开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文化：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包容了齐学的许多内容在内的，更为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儒学，也就是说，儒学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鲁国，创始人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孟子则是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者，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孟子时代是儒学向外传播的光辉时代，最辉煌的时期，与鲁国相邻的齐、卫两国是最早接受儒学的地区，尤其是齐国，出现了许多儒学思想的著名代表。战国后期，齐国的儒学风气已不亚于鲁国。燕、赵、魏等国的儒学也随着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儒家思想的向外传播而逐渐兴盛起来。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为儒学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始皇一统天下，客观上为儒学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的重礼义，仁政爱民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皇帝所重视，经历了“焚书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齐鲁的儒生们施展才干抱负，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化为了泡影，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对保存和传承儒学经典文化方面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尚书》幸赖济南人伏胜的珍藏而得以保存下来并重见天日；淄川人田生传授《周易》，成为西汉今文易学的开创者；鲁王恭在扩建孔家任宅时曾得到一些古文经籍；而河间献王刘德也在山东访求善书，得到许多先秦的古文旧书，并于封国内自立《毛诗》、《左传》等古文经学博士，开经今古文分派立说之先河。

两汉时期，山东一直是儒学的中心。西汉设立的五经八师，除了传《诗》的韩婴是燕国人，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是赵国人以外，传《尚书》的伏胜、传《易》的田何、传《诗》的申公、辕固生、传《礼》的高堂生、传《公羊春秋》的胡毋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地区的大儒。东汉时设置的十四博士，齐鲁儒生就占了八位。其他如《汉书》、《后汉书》的《儒林传》和其他文献记载中，齐鲁的儒生更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充分表明了齐鲁经学的盛况，同时也反映出西汉时代齐鲁地区在文化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东汉末年，今经古文之争开始进入尾声，两种学术流派走上融合，在这一融合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东汉学者、一代宗师郑玄。郑玄是北海高密人，是一位古文经学大师，但他又精通今文经学。他遍注群经，著述浩繁，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不墨守一家之说，而是博采众家之长，将今古文融为一体，创立了“郑学”，在魏晋以后直至宋代理学兴起之前的千余年中独领风骚。

山东成为儒学的中心，还由于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它源远流长，累世不绝。孔氏家族在这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孔子创立儒学的学术思想体系，尤其是儒学被统治者定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之后，孔子被历代统治者顶礼膜拜，被尊奉为“圣人”、“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的后裔也因为是“圣裔”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景仰并得到优厚的特遇，至尊无上的社会地位，和世袭“衍圣公”的尊荣，这虽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的目的，但却使孔子家族始终保有儒学正宗的名份，虽然也曾有过播迁南方，但孔子的故乡曲阜始终处于儒家文化的中心和圣地的地位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儒学在山东历经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迁，有过繁荣灿烂，也有过黯淡无光的衰落时期，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历千年而余韵犹存，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中有好有坏。比如，山东人的淳朴厚道使他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口碑；山东人的直爽热情，心地善良，与人为善，好礼不争使他们广交天下朋友；山东人勤苦忍耐，任劳任怨，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使他们永远保持一种实干家的精神。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讲求正统、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