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纪实：维新派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

康有为这样的政治活动家只是在“上面”碰壁后，才到“下面”去找寻支持力量。但他所要找的并不是广大的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力量。

康有为后来叙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的起因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明朝禁止士人结社集会），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毅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这段话里除了说明他是因“上书不达”才去“开会”以外，还说明了：一、他的所谓“大群”，并不包括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不过是指“士夫”，也就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二、他认为在京城里集会号召，既可以影响各地，又可以避免造反的嫌疑。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要造反。

在康有为考中进士时，由于几次上皇帝书，加上他的门徒的吹嘘，他在上层社会中已成为知名人士。所以他号召成立强学会，虽然在当时算是空前的事，但得到了某些当政的官僚的支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答应每年拨给固定经费。他们都是光绪皇帝的亲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在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也加入了。李鸿章表示要捐二千两银子入会，由于中日甲午战败后李的名声不好，没有被接受。

这时，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康有为说：“患贫而理财，而专精农工商矿之学者无人；患弱而练兵，而专精水陆军及制造船炮之学者无人；乃至外国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关非细故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由此可见强学会标榜的宗旨同洋务派所说的“自强”是差不多的。但是采取群众集会的形式，这是洋务派没有做过的事。

北京强学会活动的时间只有四个月左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指责成立强学会是“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经慈德太后批准，下令封闭。李鸿章这时倒并不是把维新派看作大敌。他破坏强学会，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官僚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龃龉的一个表现。强学会既把李鸿章拒于门外，翁同和、文廷式等“主战派”又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强学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与讲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谈到战争失败的教训和李鸿章的责任，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木刻活字印刷，每月一小册，随《京报》（当时一种专门录印朝廷中的上谕和奏折的官报）分送在京的官员们，不收费。内容多半是转载上海广学会办的报刊上的文章，每期有论说一篇。开办时每期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左右。这份报纸的内容单薄，社会影响不大，但它是维新派所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

在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以前，康有为已到了南京，同两江总督张之洞联络。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十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的序（宣言）由康有为起草，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是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的，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资助。章程中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这样的规定，显示了张之洞控制上海强学会的痕迹。反对所谓“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是为了防止强学会的言论行动超越洋务派所容许的范围。

上海强学会发行《强学报》，这个报纸不用清朝的纪年而以孔子生日纪年。张之洞立即站出来干涉，下令停发会费，并禁止报纸发行。不久，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上海强学会也随之瓦解。但实际上，由于张之洞改而采取反对态度，即使没有北京御史的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已站不住了。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停刊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年冬，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次年夏，在长沙创办《湘学报》；十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这几份报纸，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机关。他们大声疾呼，痛切申述国家已处于危亡的状况，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们所主张的变法不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开矿、练兵、买新式枪炮，而是要在政治上有一番改革。

《时务报》的主编梁启超（1873－1929年），是维新派的一个最著名的宣传家。他是广东新会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十七岁时中举人，次年开始读《瀛环志略》和翻译的西书，并且遇到了康有为，被康有为的言论所震动。从此成为康有为的弟子，积极参加康有为所领导的活动。他在《时务报》上从第一期起发表《变法通议》长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论述，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乎中国存亡的大问题。他以比较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所写的文章能够适应当时初接触新事物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在感情上深深打动读者，因而他的文章非常受人欢迎。

维新派通过报刊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广泛地影响群众，左右舆论。《时务报》发行数量达万余份，这是空前的事。反对维新派的胡思敬说，《时务报》“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持同样立场的屠仁守也说，《时务报》发行以后，“虽以僻寂荒城，独无分局，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程课”。

维新派明确地把报纸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康有为说：“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严复为《国闻报》作的缘起中也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这三个维新派的名人，一致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成救国的手段。中国从同治初年起就有报纸，但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还称报纸为“民史”，把它同“官书”对立起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康有为重到北京，他一方面继续用上书皇帝来叩击紫禁城的宫门，一方面和他的门徒积极组织学会，发动他们所能发动的群众。当年十二月以后，先后在北京组织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知耻学会等。这时恰逢会试，应试举人在北京云集，康有为利用这个机会，经过李盛铎、梁启超、康广仁的活动，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间在粤定会馆召开了著名的保国会。第一次到会的约二、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小官员，由康有为登台演讲。他慷慨陈词，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国家危亡的局面。他说，在中法之战后，他“曾上书请及时变法自强，而当时天下皆以为狂”。经过创巨痛深的甲午之战后，“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到了今年胶州湾事件后，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几天后，又连续开了两次大会，参加人数都超过百人。

大会发表的宣言《保国会序》，由康有为执笔，内容同样是痛述危急的局势，历数当年丧权辱国之事二十件，指出北京已成为“崇祯甲申之燕市，北宋政和之汴京”，“筑路用人之权皆失，则是国土夷于属地，君上等于仆隶，岂得为有国者哉！”面对这种局势怎么办呢？“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www.xing528.com)

康有为又起草了保国会的章程。章程中第一条指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又具体揭示宗旨：“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为保圣教之不失，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为讲外交之故。”

列名参加保国会的有186人。同强学会显然不同的是，洋务派的大官僚均未列名。一些大官的子弟，如翁同和的重孙翁斌存、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经是强学会的活跃分子，但都未加入保国会。

保国会的召开，是百日维新前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高潮。它的活动基本上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康有为在大会上的演说和保国会章程，主要是以救亡相号召，虽然提到变法，也是放在不显著地位。维新派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便于动员更多的群众团结到他们的旗帜下。在另外的场合，例如康有为的上皇帝书中，则把救亡和变法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参加和响应保国会的有些人并不完全同意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是都被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所打动。维新派的声势因此而大大加强了。

在京城以外，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896－1898年）间，各种名目的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建立，形成了一股立会、办报、办学堂、办书局的潮流。有的学会，如苏学会虽然是在维新派立会潮流的影响下成立的，但其章程中规定：“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会之宗旨”，还规定：“勿议朝政，勿谈官常”。这显然还是洋务派的调子。不少学校，原来就是洋务派举办的训练洋务人才的场所，有些学校只是将书塾或书院的招牌换个名称，课程内容丝毫没有改变，也不能算做维新派的阵地。但是新建的这类机构，在维新思想支配下的终归是多数。见于记载的比较著名的学会在三十个以上，报刊在五十种以上，学校也在五十所以上。

学会的性质是多样的，有纯属政治性的学会，有兼学西方政治和技术的，有专学西方技术的，有讲求幼童教育的，有提倡改变社会风气的（如不缠足会、戒烟会），等等。虽有这些区别，总的宗旨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改革旧社会、旧政治的要求。算学会、农学会、地学公会这样的组织，也是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来参加政治运动，不能单纯看作是学术团体。但是，这些学会分散在各地，都只有松散的组织，缺乏集中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各自为政，旋生旋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湖南建立的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领导的南学会，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组织。当时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是接近张之洞的洋务派官僚，在省内推行有限度的“新政”。长沙赞成维新的人集聚在南学会中，讨论时局，提出建议，发行《湘报》，鼓吹革新，在同地方保守势力的对峙中，占有优势。梁启超甚至南学会说成是“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

维新派的学会、报刊、学校所组织和影响的基本群众是对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的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维新派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的报刊上，提出了“民权”的口号。西方资产阶级所讲的民权，其实是资产阶级之权。维新派有时明确地说，他们所要的乃是“绅权”。梁启超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欲用绅士，必先教绅上，教之维何？唯一归之于学会而已”。他们以为通过学会可以把他们所依靠的这种绅士力量组织起来，并通过学会及其他宣传教育工具而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

在成立强学会时，维新派并没有把学会当作政党。梁启超后来说：“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但是后二、三年成立的南学会、保国会这样的组织，有了比较明确的政纲，虽然组织还非常松散，可以说已经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

保国会活动的时间很短，在它成立一个月后，就有御史黄桂鋆上奏弹劾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况即如所说，浙人保浙，滇人保滇，川人保川，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则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此风万不可长”，“如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皆由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冀博一准办之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

康有为力求不被误认为造反，但在封建守旧派看来，他的这种组织活动却大有造反的嫌疑。保国会有的发起人从签名簿上删去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别的御史也上书弹劾。军机大臣刚毅还准备查究。据康有为说，由于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大善”，才免于查究。但经此挫折，保国会也就涣散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是混杂着封建思想的不纯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比起传统的封建思想来，毕竟是新鲜的和有锐气的。它冲破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激发起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启发了人们探求救亡之道的积极性。一时社会风气大变。

有一个当时人描写说：“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后来回顾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遏抑也。”胡思敬则说：“乙未以后，士习日嚣，无赖者混迹报馆，奋髯抵掌，议评国政。农学、商学、算学、蒙学诸名色，此犹一家言也。津、澳、闽、粤、湘、汉之间，私署地名，大张旗帜，以次流衍，都二十余家，而《时务报》蔓延最广。”这个维新运动的反对者的愤愤的叙述恰恰反映了这个新思潮的声势。

维新派要求的只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但是他们通过学会、学校、报刊，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卷入政治运动之中，使他们在思想上资产阶级化，他们又通过这些工具而使资产阶级分子政治化。他们的宣传组织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意愿，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