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派出信仰的四种精神

1957年，陈景润进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1960—1962年，转入大连化学物理所工作；1962年，升任助理研究员；1966年，证明“1+2”；1973年，论文“1+2”发表。

陈景润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第四学科室，这个研究室主要研究数论、几何、代数和拓扑。为了更方便直接地了解数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态，陈景润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要巩固英语、俄语，学习德语、法语。他按照当时在厦门大学的学习方法，做了很多小纸条，把单词和词汇写在小纸条，放在口袋中，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有一天，陈景润去理发，在排队等待的时候，他拿起法语单词一边看一边念，一张接着一张，越念越大声，旁若无人。念的过程中，他卡壳了，单词忘了，便决定回去查字典。当他回到理发店的时候，理发店已经关门了。熟练地阅读英语后，陈景润想提高英语的口语和听力，当时外文音像教材远不如现在这样丰富，陈景润得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对外英语广播，非常兴奋。但是听广播必须要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并不普及，还相当贵。陈景润就借了一些收音机原理方面的书，到旧货市场花了15元钱买了一个坏的收音机，自己一边学习，一边鼓捣，居然修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每天只有一次，凌晨3点开始播出，时长1个小时。从那时开始，陈景润就调整自己生物钟，每天半夜3点准时收听广播学习英语。陈景润到中科院工作后，住在宿舍区63号楼，三四个人住一间。为了晚上读书听收音机不影响大家休息，他就搬到楼里一间没有启用的约3平方米的洗手间中去住。洗手间没有暖气，陈景润就用报纸在窗户上贴好几层来抵御寒冷，并申请安装了一个100 W的电灯，照明兼取暖。陈景润的刻苦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因为他有“下岗”失业的经历，担心又会“下岗”，如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证，就不能搞数学。所以，他就买了两枚金戒指，放在自己贴身之处，以防万一。在中科院，陈景润对解析数论的许多重要课题作了深入探究，在华林问题、圆内和球内整点问题、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问题、小区间中殆素数分布问题、三素数定理中的常数估计、孪生素数问题和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独立地获得了十几项重要成果。1960年，中国科学院的简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数学怪人陈景润》，说陈景润是“安、钻、迷”的典型。安，就是安心工作；钻，就是钻研业务；迷，就是迷恋专业。

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全国形势。1957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一些学部委员被打成“右派”，停止研究工作；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华罗庚、陈景润等数学所的人全部到石景山去搬矿石；1959年全国开展“拔白旗”运动，对科学界教育界冲击很大。华罗庚先生到了中国科技大学，陈景润则被发配到大连化学物理所。他的工作是洗试管，说要通过冲洗试管来冲洗掉他头脑里面的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到了1962年广州会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宣布不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毅老总在会上说，咱们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会后，华罗庚先生从中国科技大学又回到了数学研究所，陈景润也调回到数学研究所。可以看出，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每个科学家的前途和命运，跟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回到中科院以后，陈景润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在提拔时还有一番争论。当年中科院的简报是这样写的：“去年在考核评职称，对陈景润这样科学青年意见不一致。他的导师华罗庚认为他有才应该提。党内同志，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赞成的认为陈景润虽然政治落后，个人名利思想严重，但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此人肯钻研业务，有一定的能力，应该提拔，至于个人名利思想应该抓紧教育。反对的人认为，陈景润虽然有一定数学技巧，但只不过在古董堆里捡些枝节问题写文章，改进前人结果而已，没有实质意义。此人政治上是靠不住的，不只是落后，说买金戒指还可能有变天思想，擅自向外国写信是卖国求荣，认为陈景润不是我们的接班人，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不能提拔。”这份简报最后说：“最近所里经过争论，已决定给陈景润提职。”

提职也好，不提职也好，那时陈景润已经把这些事情都置之度外，因为陈景润已经迷恋哥德巴赫猜想，他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面。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自然数分为奇数和偶数。所谓偶数就是2的倍数，2，4，6，8，10，12，等等。大于1的自然数全体还有另外一种分类：素数与合数。素数的因子只有1和它本身。合数可以写成两个整数的乘积，这两个整数不能是1。1742年6月7日，数学家哥德巴赫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科学院工作的瑞士数学家欧拉，指出：“每个大偶数都能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1+1）。”这里的“1+1”有特定含义，就是说任何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加上一个素数。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验证了对小于3.3×107的数，猜想都成立。陈景润的“1+2”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大偶数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加上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如果写成一个素数加上不超过3个素数的乘积，这就叫“1+3”。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小学生都明白猜想的意思。到今天，“1+1”还没有得到证明，“1+2”是最好成果。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巴黎第二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希尔伯特23个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被列入第八个问题的一部分。让我们回忆一下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外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领域的研究前沿情况。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证明了“1+5”，王元则指出潘承洞的结果其实可以推出“1+4”。潘承洞在同年用加强的结论得到了“1+4”的简化的证明，1963年巴尔巴恩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1965年苏联人布赫希塔布则用同样的版本证明了“1+3”。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庞比尼与苏联人维诺格拉朵夫也独立地用更简洁的方法证明了“1+3”。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领域里，虽然没有像战争一样硝烟弥漫，但是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形势逼人，陈景润提出：“打倒维诺格拉朵夫。”

陈景润1962年开始回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住在88号楼的病号房里。病号房晚上10点关灯。大家总是看到他晚上10点以后，一手提着热水壶，一手拿着凳子，拿了几本书，到洗漱间去看书，经常是通宵达旦。后来他知道了88号楼顶有一个小房子，没人住，他就给领导再次申请说，我要住到那个房间去。这个房间只有6平方米，长方形缺了一块，成刀把形的。为什么成刀把形呢？烟囱从那里经过，所以形成一个刀把形。陈景润经常是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攻关，身体顶不住了，被送进医院；从医院回来，他又开始拼命地工作，再不行了，又被送到医院。中关村医院曾经提醒数学所的领导，千万不要出现陈景润一个人死在房间里都没人知道的悲剧。陈景润说，做学问就跟爬山一样。有的人爬到山顶就完事了，我总是走完一条路后，还想走另外一条路。只有把每一条路走遍了，我才知道每条路能够爬多高，哪一条路是最好的路。(www.xing528.com)

1966年，陈景润在《科学通报》第17卷第9期上宣布他证明了“1+2”，当时的证明写了近200页。《科学通报》只登了结论和几个引理，没有公布详细的证明。有些国际数学家听说这个事，根本就不相信。有些甚至公开声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际数学界有很多一流的数学家都在向“1+2”进军，一个无名小卒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历史性的成绩呢？

1973年春天，陈景润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论文《一个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给出“1+2”的证明。论文的发表马上引起轰动。人们公认陈景润的论文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是重要的数论方法——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是“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重大的贡献”。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A Weil）称赞：“陈景润的工作，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李希特合著的一本数论专著已在印刷厂排版，当知道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后，赶紧托人到香港拿到了这篇论文的复印件，回去立即增补了第十一章“陈氏定理”，并说明：“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陈氏定理”被载入美、英、法、苏、日等国的许多论文专著。哥德巴赫猜想提出来至今有260年了，近100年来吸引了许多的数学家们攻克它，然而陈景润的“1+2”的成绩至今仍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江泽民同志说过：“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智慧与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景润在世界前沿为中华民族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陈景润研究成果的伟大之处、非常之处，还在于成果是产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1965年，陈景润首次得到“1+2”的结论，写出了约200页的长篇论文。国外学者证明“1+3”用了大型高效的计算机，而陈景润靠自己手工进行运算。十年动乱，民族灾难，人们在“革命”的狂热中，失去理智，丧失人性。1966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批判华罗庚。1967年11月，“揭露控诉走资派勾结华罗庚统治数学所”大会，质问为什么将“白旗”、“修正主义苗子”陈景润调到数学所。到了1968年4月，陈景润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厄运。陈景润被揪出来了，被用竹骨架做的雨伞抽打，草稿被烧掉了，金戒指被没收了。陈景润感到非常的痛苦。万念俱灰之下，陈景润从88号楼的三楼跳下去。所幸的是跳下去被树枝挂了一下，又碰到楼门入口处顶端遮挡风雨的水泥平台，陈景润幸存下来。但是造反派还没有放过他，讽刺挖苦说，不愧是数学家，连跳楼都选好了角度。造反派给陈景润做了一个30厘米宽、20厘米高的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上面写着“白专典型、寄生虫陈景润”，在“陈景润”三个字上还用红色的墨水画了一个大叉。这个牌子陈景润去劳动改造必须带着它，去食堂吃饭也要带上，受到非人的遭遇。从此，陈景润离群索居，封闭自我。他的工资被扣了，小屋的电线被拆了，连桌子也被抬走了。他原本就瘦弱的身体更加摇摇晃晃，神经极度衰弱，常常惊恐不安。但是，陈景润有数学支撑，有信念支撑，有“1+2”手稿要修改。7年过去了，他在一间6平方米的烟熏火燎的小屋中修改论文，楼下是锅炉房。没有电灯，一盏昏暗的油灯伴着他；没有桌子，翻开褥子就是工作台。证明过程的演算，他全是趴在床板上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共有两个麻袋的草稿。

论文稿子从最初的近200页到1973年正式发表时的17页，这个过程是思想创新的过程，方法创新的过程，是充满艰辛的过程。陈景润说：“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我不记得我究竟改了多少遍。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陈景润在证明“1+2”中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新的“加权筛法”。同样在研究数论的著名的王元院士称“这一步关键性的证明全世界研究数论的人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步是美妙的一步，天才的一步，也是艰难至极的一步”。在这之前，数论专家普遍认为要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证明“1+2”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使其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达到极限的程度，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