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装饰艺术的传承：福寿追求与主人价值观

（一）福寿追求

装饰艺术在实现美观效果的同时，也体现着主人的价值观。乔家大院处处充满吉祥喜庆的气氛，显而易见是在表现大院主人积极的人生观。宅院的总体布局，尽显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和不息的生命追求。大院主人将吉祥文字、吉祥动物、吉祥花卉，雕绘在庭院、门楼、屋宇之间，营造喜庆的气氛，对调整人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都有益处。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字，可以变化成多种式样，用于器具，用于建筑，用于布局，美观适用，简单易行。如“寿”字，古来有称为“百寿图者”，将寿字写成百种不同字体，实则百种以外，还有更多花纹演绎成的寿字。“喜”字常用双喜，两字相并，喜上加喜。“福”字的巧妙变化多用于窗格、屋脊、门楣、护栏、楼板，福气多多，既是愿望也是祈福。

从高空俯视，乔家六院的布局呈现一个完整端正的双“喜”字结构，主人欢悦祥和与双喜临门的美好愿望尽收其中。同时双“喜”字结构，有建筑美学的讲究，如紧凑、对称的特征在此一应俱全。房顶上用砖头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的短墙，表达了房主人追求清新脱俗、静澄简淡和人生如意的美好愿望。

（二）儒家文化

大院追求儒家乐性文化，首先体现在大院是由表现儒家伦理的建筑实体构成的，而大院实体围成的中空院子是一个家族情感交流汇合的场所。“乐”在大院表现为恬静的、和谐的家族群体交流体验。大院是由四方围“合”与乐“和”的有机统一，在这样一个有机呈现的人生境界中，生动地展示着家族内部相互依存的关系。大院既符合社会的伦理秩序，又需要满足人内心的情感需求，在家族内部真诚的交流中，产生一种恬静的、和谐的情感体验。

其次，大院的建筑布局、建筑形态规模既是儒家礼制文化的表现，同时也是大院家族情感的抒发。大院的主人是全国知名的晋商，他们祖祖辈辈历经千辛万苦，凝结几代晋商的智慧、才能，才成就了当时的辉煌。

（三）晋商精神

乔家大院是“情感的形式”，代表了晋商精神的情感。

1.经商方面

第一，诚实守信，以义制利。

乔家德育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同时也是乔家商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乔贵发亲手开创了乔家商业，乔家每一辈都重视诚信，代代相传，乔桂发则是手握接力棒的第一棒。乔贵发和家里的一个姓秦的老乡结为兄弟、义结金兰，共同许下了“维护信誉，不尚虚假”的诺言，二人发誓，在今后经商做生意的时候，无论如何也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缺斤少两，哪怕自己的利润低一些，也不会让客人有丝毫的损失。乔致庸接过乔贵发手中的接力棒，建立了一套独有的经商管理办法，其他的经营模式都有了变化，可唯独诚信不变，乔致庸还告诫自己的晚辈：“信第一，义次之，利第三。”

乔致庸当家期间，发现自家经营的油有掺假的情况，后来经过调查是自家油坊里的伙计在从中“搞鬼”，乔致庸当机立断，立刻派人将已经售出的麻油全部收回，并且为顾客一一退钱、赔偿；还有一次，乔致庸在武夷山贩卖茶叶，为了让顾客买到物美价廉的茶叶，便在茶砖中加重一两出售。乔家“糊涂海”的称号响彻整个包头，原因是在外人看来乔家的经营方式显得很糊涂、常人无法理解，有些时候欠乔家钱的人还不上钱，乔家还允许欠钱的人用家里的物品来抵债，乔家在包头街边的一千余间店铺、二百八十多亩菜地，都是他人用来抵押和还债的，若不这样经营，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财产？这样看来，乔家应该叫“聪明海”才是。

在包头，乔家的面粉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其他商家有些眼红和嫉妒，就悄悄在面粉中缺斤少两、欺诈顾客，不少顾客都发现有些店铺给不足，很无奈也很愤怒。乔家知道这件事后平静如水，在顾客买面粉的时候，每买一斤，就悄悄地多给一两面粉。没过多久，当地的百姓毫不犹豫地去乔家的店铺购买面粉，如果说那些掺假的商家是“聪明”，那乔家算的上是“智慧”了。此外，晋商还喜欢在家里和商号中供奉关公，他们认为关公是最讲“信义”的神灵。

关羽的祖籍是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关羽集英勇善战、忠孝节义、明礼诚信等诸多美德于一身，特别是其大丈夫的英雄气概最为世人感动，成为我国几千年来学习的楷模，“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可以看出其坚贞的品格，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忠诚良将。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从皇亲国戚到帝王贵胄，都把美好的品性赋予了关公。晋商不仅在自家供奉关公，在其店铺中也有供奉，在外经商的晋商还在外为关公建殿修庙，因此晋商的守护之神也只有关羽配得上。

第二，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山西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品质与山西所处的区域位置有很大关系，同样，艰苦奋斗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造就了晋商的成功。因为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干旱少水、气候恶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十分艰难，因此晋商到外地做生意，有时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和被迫。乔贵发是乔家商业的创始人，早年乔贵发只身一人去内蒙古出卖劳动力，帮别人拉骆驼，一段时间后有了一点积蓄，与同乡的一个人一起开了一家店卖草料，在他们的苦心经营和前后打理下，店铺的生意有了些起色，开始渐入佳境，可后来生意又一度亏损，接近停业。乔贵发无奈返回老家继续种地，只留同乡在外地继续照顾生意。之后靠买卖黄豆又赚了一笔钱，同乡再次把乔贵发从老家叫了回去，重新开店并扩大了店铺的经营范围，增加了绸缎、布匹、副食杂货等；又发展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二人常常亲自翻山越岭，不远万里去经营生意，有时贩卖粮盘、钱盘，偶尔还贩运马匹等，在江南采购茶叶，千辛万苦运到西北地区进行贩卖。山西商人这般艰苦奋斗的精神，还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夸奖和赞赏，《康熙南巡秘记》中是这样肯定山西商人的：“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此外，乔家商号为了鼓励员工积极工作，创立了“人力顶身股”制度，以工龄和业绩为条件，以人力顶股，同样有分红，使员工与商家的利益捆绑起来。这样一来，工作的人不仅仅是在为东家工作，同时也是为自己工作，自己也是一个小东家，整个商号里的气氛都被调动起来了，人人都尽心尽力地工作，对东家而言，生意也比以前更好。这一制度在当时一举打破了雇主与伙计之间的传统关系，充分体现了乔家的敢为人先和与众不同。乔家的商业模式中，一个字号通常是由一个大掌柜说了算，并操持这一字号中的各项事务，可身顶一股，在一个账期结束时，同样可以参与分红。一般一个员工在乔家工作满十年，就具备了顶身股的资格，但也不绝对，如果东家认为某个人没有培养前途，或者在工作当中不够积极，那即使工作了十四五年，仍然不具备顶身股的资格。顶了股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仍然有上升空间，这就与个人能力和工作态度挂钩了，工作年限相同，或同时顶了人力股的员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仍会有一定的差别。

第三，知人善任，礼贤下士。

在乔家几代经营的商业体系下，有几位掌柜的名声显著，战功赫赫，其中有复盛公的大掌柜马公甫、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复盛西粮店掌柜马荀、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钮等。这几位掌柜无一例外，都不是靠“论资排辈”“熬年限”才当上大掌柜的，而是他们年纪轻轻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并被乔致庸发现，随后开始重用他们。乔家商业的发展速度之快、发展规模之大，与乔致庸的知人善任有很大关系，“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乔致庸十分善于打破常规、喜欢在常规中找变化，这就使得乔家的商业得到了超常的发展。乔致庸八抬大轿礼聘阎维藩、不拘一格选任文盲“马狗掌柜”的事情在当地传为佳话。阎维藩起初是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总经理，与当时福州的将军恩寿有着不错的私交，恩寿升迁时，由于急需大量钱财，阎维藩没有征得票号的允许，私自挪用了商号里的银子借给恩寿。这件事传到东家侯荫昌耳朵里，东家对阎维藩这样的做法十分不满，阎维藩便主动辞去工作离开了。乔致庸得知此事后，立刻意识到阎维藩是个难得的商业人才，并且十分讲义气，随即叫自己的儿子抬着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回家的路口连等了数日，终于将阎维藩请到。对此，阎维藩十分感动，表示愿意为乔家效犬马之劳，后来的二十六年里，大德恒票号在阎维藩经营管理下，生意兴隆。马荀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担任乔家复盛西商号旗下的粮店掌柜，由于经营有方，粮店连年盈利。一次马荀回祁县时，要求见东家乔致庸，按例马荀这个级别的掌柜是没有机会见到乔致庸的，但他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反倒使乔致庸产生了兴趣。于是乔致庸与马荀见面，当面听取了他的汇报，乔致庸发现马荀业绩突出，虽然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仍让其担任了复盛西号的经理。(www.xing528.com)

乔致庸不仅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用人才，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平日对商号里的事务也很少过问、干预，商号的内部事务完全让商号的大掌柜去处理，除非遇到重大事情需要他定夺决策时，他才参与商铺的事务，甚至在账到期时，他都很少去查看，这种对掌柜经理的绝对信任，也是乔家经商的独到之处。乔家既注重广泛收集人才，也注重在精神、道德、业务技术方面去培养人才，乔家的票号招收学徒时，要经过层层严格的面试、笔试、口试，包括人的长相是否端庄、口才如何、文化知识等全部都要符合乔家的标准，有一项不符合都不会招收聘用。新学徒入号后，首先要经过三年的磨练，在此期间，个人的修养、品德是最为东家看重的，“忠诚”“信义”的教诲更是口不离心，心不离口。高钮是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他出身贫寒，十五岁时因家业衰败被迫开始从商，进入大德通票号当学徒，由学徒到伙计，经过十年的磨练才顶上身股三厘。高钮才干出众，善于处理突发问题，没过多久就被东家提升为分号经理，四十岁时便开始担任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这一任就是二十六年。我们不难发现，乔家的用人的确不拘一格，有其独到的见解，值得后人去研究和学习，为我们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

2.为人处世

中庸，是中国人的一个标签，同时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着中立、公正、恰到好处、刚刚好的意思，体现了人们在寻找平衡的状态，追求一种和谐的美。国学大师林语堂曾把“中庸生活”看作“生活的最高典型”，大加赞赏，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种有条不紊的生活一一酌乎其中学说”，^[3]简单来说，就是在身和心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点，达到了和谐相生的状态和境界。

乔氏家族是一个商业世家，整个家族都受到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从乔家大院的各处都能看出乔家所具有的儒雅之风来。乔致庸是自乔贵发开始的乔家第三代传人，他把自己的宅院称为“在中堂”，巧妙地将“中庸”思想融入其中，其哲学含义虽然深刻，但这样一表达反倒是不言自明了。横额上刻有“履和”，古有“履仁”，这正是古人所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境界。雕刻在居室、门楹上的竹子，寓意着主人有着高风亮节的君子德行，古人常说：“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可想而知竹子在当时社会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乔家大院中还有很多与之相近，如“治多福”“居之安”“慎俭德”等匾额，都可以把主人的期盼和愿望向世人展示出来。乐善好施，宽厚待人，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乔贵发在世时就告诫乔家的后代千万不能看不起穷人，不能因为其贫穷就不尊重他们，因为乔贵发就是从一个穷人，经过创业，最终成就了乔家的商业，自己曾经的辛酸生活历历在目，被别人看不起的感觉很不好受。乔家的后代时刻铭记着乔贵发以及其他长者的教诲，为此乔家特意立了家训来提醒自己，警示后人：“勿倚权势而辱良善，勿富豪而欺穷困，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乔家的后人十分孝顺长辈，代代谨记祖训，因此“怜贫惜弱”也是乔家的家风。

光绪三年祁县遭受天灾，大旱无雨，方圆百里寸草不生，粮食颗粒无收。这一旱情长达二十年。乔致庸亲眼目睹了这场灾情，想起了自己的祖父乔贵发所说的：“咱乔家本是穷人，我从小因穷受人歧视。你们生在富门，身在福中，切不可富而忘本，为富不仁，歧视穷人。”乔致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时局，认为灾情一时半会儿不会得到好转，旱情如此严重，如果春天没有播种，那么秋天必定又是颗粒无收，如此循环下去，灾情会更严重。要为此次灾难做长足的准备，首先就要有充足的粮食。乔致庸想到近些年来，自己的开销越来越多，奢华之风开始显露端倪，这样的景象和周围的贫困人家吃不上饭有着鲜明的反差。乔致庸随即借此机会，整顿家风，倡导勤俭节约，把省下来的钱去救济灾民，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随后，乔致庸开始在周围救济灾民，具体措施有：“乔家堡村的人，按人口数量来分发相应的粮食；在村里的大街上置一口大锅用来舍粥，主要是给其他地方的灾民；家中男女老少生活全部从简，一年内不准做新衣服，饮食不可有山珍海味。”灾民们对乔致庸感激涕零，赞不绝口，乔致庸开仓济贫的善举还被写进了《祁县志》，并予以记述褒奖。

乔家救弱济贫，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氛围。乔家不仅爱戴贫民百姓，在国难当头时，体现出了崇高的爱国情怀。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曾通过票商筹借了大量银两，以解西征军的燃眉之急。为感谢各个票商，他在回京述职时途经山西，特地到乔家拜访了乔致庸，并且为乔家题词，就是现在乔家大院门口百寿图上所题写的：“损人欲以存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这里的“损人欲”“存天理”“蓄道德”正是赞颂票号商人能在国难当头之时，以义制利，识大体，以国事为重，与左宗棠一起，共同书写出具有爱国情操的道德大文章。

3.治家方面

勤俭持家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家族能兴旺发达有许多原因，勤俭持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乔家依靠其严格的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创造出了一个商业大家族，使乔氏家族兴旺数个世纪。乔家的后代也只是在乔致庸去世之后，才开始沾染恶习，如乔映南，但由于那个时候乔家已经分家，乔映南只是把他自己的财产挥霍一空，对乔家的整体影响并不大。纳妾，乔家也只有一个例外：乔映元因妻子患病残疾，才娶了一个偏房，也算特殊情况、事出有因，但即便如此，他也遭受非议，因此在族人中低人一头。对待仆人乔家也很精明，不满意绝不雇用，用则给予优厚的报酬，所以乔家的仆人对乔家忠心耿耿，终身感念乔家。乔家严禁赌博，从没有人有这种恶习。一家人在一块儿打麻将，只是消遣时光，不过手钱财。“六个不准”犹如铁桶江山，牢不可破。

据曹恩荣整理所记的《乔“在中堂”塾师生活漫忆》^[4]所述：乾隆年间的一天，乔贵发的一个侄子举办婚礼，乔贵发一大早就跑到厨房帮忙，跑前跑后，当时他连大褂也买不起，只好光着上身不知疲倦地拉风匣，只是想着自己能多尽一份力。按照当地的风俗，新人会给长辈们行礼叩拜，但始终找不到乔贵发，旁边就有人问道：“乔贵发人到了没有？”周围有人窃窃私语道：“这些人，来不来都一样。”乔贵发听后很是生气，也觉得没有脸、没有必要待下去了，转身就走了。事情一出，乔贵发就跑去包头当苦力，也算是开始经商、开始创业。乔贵发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早年都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取得成功之后，从来不会看不起穷人，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外人无论男女老少，客人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来到乔家全部以礼相待，特别是对乔家的教书先生更是十分敬重。

乔家的私塾在西北院，书房的门上刻着：“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乔家的书房就是乔家的学校，乔家聘请先生到家里来教自己的小孩，男女都在一个屋子里学习，有二十余人，乔家的孩子们学完后，大都考进了国立清华和私立南开，其中乔仕和乔伦更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乔家的私塾总是高薪聘请名师任教，全部家人对教书先生都十分尊敬。乔家还给每位先生配有书童伺候起居，伙食与主人没有差别，举办宴席时正席的位子一定会留给先生。同时，先生们的待遇、薪水都很高，比公立学校的先生高出很多，在逢年过节时还能收到额外的奖励。

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乔家对教育的重视。这些饱学之士有如此丰厚的待遇以及极高的地位，自然会教好乔家的孩子们，使乔家后代的文化修养得到了很大提升。乔家对弱势族人的教育也给予帮助，据乔家堡的老一辈讲，从乔致庸开始，有一笔钱专门用来资助经济拮据的族人子弟上学。民国时期，乔家亲戚们的孩子要去外地求学，乔家也会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他们。这笔钱主要来自乔贵发和姓秦的同乡命名的一个家族公益性堂名一一既翁堂。既者，已往也；翁者，老人也；既翁堂者，乔秦两姓的老人也。也就是说，这是给乔秦两姓的发迹始祖立的堂名。

【注释】

[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付雅菲.乔家大院的建筑雕饰艺术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6.

[3]林语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梁柱三，曹恩荣.乔“在中堂”熟师生活漫忆[J].山西文史资料，1994（5）：129-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