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传统文化：文化史散论

对传统文化应抱理解、说明的态度。以敌视态度否定、批判传统文化，容易割断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有时候会犯糊涂。历史给后人的遗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不管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后人是不能将它抹煞的。承认历史传统，就不能是简单地批判，而是要去理解它、说明它，扬其有益因素，弃其有害成分。现在学术界提出“主位观”的认识历史上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态度及观察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人们的行为，不论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都有他的根据，他的需要，他的原因；后人去认识它，首先应弄清事实，其次要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样行事。即要理解它，说明它，而不是简单地给它定性，去指斥它，批判它。定性、批判并非不需要，而是应抱着理解的态度，去作出说明。否定传统文化者，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看得过重，本身思想中理想的因素较多，而割断历史，不免有虚无的毛病。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容或有一致性，也许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表现出来。理解的态度，是对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含有一种敬意，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读史的应有信念：必须具有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说得是何等中肯啊!

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与无益因素，努力挖掘其积极成分。理解传统文化，自然也有个标准，但这不是以后人的科学文明水准去衡量古人、要求古人，否则只会视先人的行为为落后、愚昧、迷信，对他们多所误解。传统文化，很难绝对地区分为精华与糟粕，精华中有糟粕成分，糟粕中也许有精华成分，笔者以为以对今日社会“有益”“无益”为区分、去取原则，或许更客观。比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隋唐时代出现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打破贵族与士族垄断官场，选拔人才，促进人口的社会流动都有好处，有益于社会发展；迨至明清时代，以八股文取士，限制人才的产生，不利于社会前进；清末变法，废科举，设学堂，是有益之举，然而增加上学成本，令穷人更难于进学堂，又因废除科举中南北、中卷制，使落后省份之读书人更难取得学历。所以废科举是好事，但也还有某种程度的消极面，如果不辩证地、历史地去作考量，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均难从中得到应有的教益。再如，科举中殿试的历史，以往研究者不太留意，以为是形式，或者是皇帝及阅卷大臣以情感取人，不足为训，笔者曾经留心过清朝康熙帝、雍正帝的殿试试题，发现他们往往以所关注的政事、社会现象命题，希望贡士给他们出些主意，加强国家的治理。可知科举试题也是值得研究的事情，也有有益与无益的价值之别。以有益与无益区分传统文化，使用辩证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使它成为建设当代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源。

传统文化在今天还有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就我国的现实情况，以及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形来看，笔者以为下述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其一，传统伦理中的仁爱精神。发达国家社会的金钱至上，财富占有的不平均，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的某种不稳定，乃至恐怖主义的出现，俗话说“物质文明飙升，精神文明下降”，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寻找对策。一位在某某国家生活多年的学者回国后，谈其感触，谓某某国人是经济动物，而国人在向兽性发展。伤时疾俗，莫此为甚。我国传统伦理最讲究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高的原则是“仁”，主张“仁者爱人”。仁，是两个人的组合，是讲人群，而不是讲单个人，在群体之中，以互相爱护为游戏规则，反对绝对的利己主义，摒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观念；与“仁”相对应的，或者说仁的另一个内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人际关系就容易和和。或谓这种儒家人伦是小农封闭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行不通。笔者不敢说“仁”的精神能够贯注于现代社会，不过可以作出努力，不妨试一试。就笔者所知，当今有的家族在制定新的家训、族规，讲求伦理建设，强调家族成员的互相尊重，注意克服家长制观念的影响，尤其讲究男女平等，丈夫尊重妻子，父母、公婆尊重子女、儿媳的人格，有的家族在续修家谱时，不仅书写出嫁女，还将女婿及其子女上谱，以此处理人际关系，力图营造和谐的家庭、家族气氛。20世纪初期、后期都有人说儒家伦理能救世界，笔者绝非持有此种见解，只是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仁爱精神，可能有助于世界伦理建设而已。

其二，传统文化中的中庸理念。“天人和谐”一词，时下成为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但对其所反映的道理却知之甚少，只是从生态环境的破坏，感到“人定胜天”的愿望，有积极的一面，而其破坏性可能更大，这就是忽视了“天人和谐”。“过犹不及”，以“中”为理想。近日研治乾隆初政的历史，看乾隆帝及其子嘉庆帝君臣评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国方针，认为康熙帝实行的是“宽仁”政策，雍正帝施行的是“严猛”方针，乾隆帝追求的是“宽严相济”的境界，康熙帝宽仁政策的实践，企盼社会的稳定，但是出现政事废弛的现象；雍正帝纠之以严猛之策，于是产生暴虐的弊病，他也知道被整饬者对他的不满，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恢复到仁政方面，以为出现那种情形才是他的福气；乾隆帝试图用宽严结合的办法弥补前朝的缺失，争取达到中庸的境地。可知传统社会的君主在理论上讲是憧憬中庸之道的，期望出现中庸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今日世界性的恐怖主义的出现，笔者以为是弱势群体的非理智行为，是危害全人类的坏事，要消除它，就需要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使得国际社会自然地增强和谐因素，而以恐怖主义手段反对恐怖主义，恐怕难以达到目的。(www.xing528.com)

其三，重视后代品德和文化教育的观念。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天地君亲师”，老师是受崇拜的三种人之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是国家纪念日，在清朝，甚至被定为大祀，与大行皇帝忌日的祀礼同等重要。人们早就懂得，给子孙千万财富，不如有文化、功名在身。正是看重教育，所以才特别尊师。我们从某些现象上对比，发现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及虔诚态度比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海外的华人，出了很多科学家，还有不少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华人学生到移居地不久，就能在智力比赛中力拔头筹，不是家长刻意于教育培养怎么能够取得!国内这几年希望拉动经济发展，想出许多办法，效果都不明显，但发展高等教育，结果非常灵验，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最舍得花钱，因而大城市中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进入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就读。重视教育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后人的宝贵财富，事实上人们在自觉与不自觉地继承着。

其四，发挥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的优长。我国历史悠久，历史文献学、历史学夙称发达，我们的邻国往往要到中国古典文献中寻觅该国中古时代的历史资料。我国的典籍，在欧洲启蒙时代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我们到一些历史较短的国家参观旅游胜地，常常感到自然景观很好，而缺少人文的东西。而我们不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是融为一体的，即使新开辟的景点，也会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为我们有历史文化资源，有文献提供采择的素材。到了现代，我们的治史手段和方法不够用了，需要借鉴西方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但是我国的治史传统，在人们中形成的历史意识是极其深厚的，那些有悖历史常识的“戏说”影视片，能有那么多观众，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如何发挥其作用，应当是我们考究的事情。

以上说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要素，不是简单地拿过来就用，而是有分析地选择运用，是传承其积极因素，这是毋庸赘言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