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解析高等教育的性别符码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是普遍的、久远的，也是国际性的。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露丝·海霍比较了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传统之后指出，“尽管在历史上，双方的大学几乎没有彼此影响，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初期（约12世纪）妇女都被完全排斥在大学之外”^[2]。19世纪中叶之后，世界各国陆续以各种形式向女性开放了高等教育系统。从表面上看，目前，男女已有平等入学的法律与制度保障，接受公共教育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但事实上，这种形式上的机会均等并不能保证高等教育渠道的性别公平，在机会和资源的享有上，在教育过程中的发展期待以及发展结果上，女性依然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微妙的性别偏见的围墙仍然继续制造着迥然不同的教育环境，引导着女性与男性走向分离与不平等的未来^[3]。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解释，主流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么采取漠视的态度，并不将其纳入问题的视阈加以特别关注，更谈不上成为重要的研究关怀；要么视这一切不平等为自然合理的，几乎所有教育学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学科都在“合理”地淡化和消解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都在“科学”地把性别不平等解释为自然的“性别差异”^[4]。即使到了“男女平等”已成为全球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今时代，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还在某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宣称，男女天生有别，是导致女性在科学与工程领域难以像男性那样做出突出成就的原因之一^[5]。此语一出，立即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萨默斯不乏支持者，但公众及学术界的强烈谴责之声也不绝于耳，此事经过全美各大媒体跟进后，萨默斯显然难以招架。这位以心直口快、口无遮拦、态度强硬、坚持己见而著称的铁腕人物，也不得不数次公开道歉，不断与哈佛的教工、学生座谈，当面诚恳认错。但众人依旧不依不饶，很快，人们开始检视他主持校务以来针对女性教职员工和女学生及少数族裔的方针政策等，为此“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萨默斯最终失去了哈佛校长的职位。耐人寻味的是，接替萨默斯的德鲁·G.福斯特恰好是一位女性，她也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的首位女校长。福斯特在就职感言中希望所有方面都男女平等，但是，对此她有自己的观点。在福斯特看来，不要特别地从性别上去看一个人，而是应从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做某件事来判断适当与否。因为在人的层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不必去看是男性还是女性。所以，福斯特对于她的当选特别指出，“我是哈佛的校长，不是哈佛的女校长”。把哈佛大学的女校长与女性主义（feminism）联系起来，可能有些牵强。但这位女校长确实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分析的例证：女人同样可以做男人做的事情。不过，这样一种表述恰恰也是一个叙述陷阱。自女权主义兴起以来，一直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可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和男人做得一样？这其中暗含的表述可能就是：在当下的社会构架之中，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女人要想做出一些成绩，在社会上就要表现得像男人一样。美国密歇根大学就有一位资深女教授曾深有感触地说道：“我的职业是男性导向的，非常平等，只要你像男人一样做事，男人们就会对你一视同仁。”^[6]

仅以高等教育中女性教师的职业发展为例，就有大量研究成果显示：在当今时代，尽管有更多女性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还有一些杰出女性担任了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但全球大学女教师面临的问题也相当突出：（1）大学女教师总体人数依然低于男教师，特别是在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中性别比更为悬殊；（2）从女教师所处高等学校层次和类型来看，女性教师所处的学校层次普遍偏低，学校类型也以社区学院、专科培训学校、非全日制大学、教学型大学等为主；（3）从女教师所从事的专业来看，仍存在着严重的性别隔离现象；（4）从女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来看，她们更偏重于教学和服务岗位，在研究成果、学术声誉上与男教师还存在明显差异；（5）女教师在学术职业阶梯中所处的位置普遍低于男性教师，其中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少，临时兼职的多；（6）高层学术管理中女性管理人员缺乏^[7]。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学术界的女性要想成功就必须依赖于相当的文化适应过程，而且她们需要适应的并非一个为她们准备的社会，甚至可以说她们面临的还是并不“友好”的环境^[8]。可见，虽然女性在数量上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社会性别（gender）已成为社会分析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为分析和研究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教育领域的许多关涉性别的议题，也开始从“教育领域的性别问题”转换为“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教育问题”^[9]。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教育学者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鲜明的理论特色逐步形成了教育领域的新流派，其主要通过女性视角来考察教育领域中的问题。研究者从女性主义的认识立场出发，用独特的社会性别视角批判了传统学校教育中有关知识、学科、课程和教学的基本理念，并对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如教育机构、教育组织、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环境、教育空间区隔以及教育建筑等都进行反思，通过对传统教育中的权力内涵以及体现着控制关系的权力概念的局限性进行重新认识，开启了以“另类”方式诠释教育、解读教育领域性别问题的新思路。(www.xing528.com)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女性与男性在本体论上是完全相同的，即他们拥有一样的灵魂与理智，女性之所以受歧视，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与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和受到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训练^[10]。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要解决高等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方法就是平等地对待男性与女性，包括入学权利的平等、资源分配的平等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第二次西方女性主义浪潮给整个高等教育界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这一时期，女性主义的关注点已不再局限于高等教育中的“妇女问题”和对“性别歧视”的批判，而是强调女性在历史中、研究中和高等教育中的主体身份，希望赋予父权制结构下被剥夺权力的女性以话语权和影响力，并赋予那些非客观性、非等级性或权力附属性的知识以合法性（这些“知识”往往与女性的经验和感受密切相关）。在此，女性的身份也由传统学术研究中“关于妇女的研究”中的客体地位变成了“女性学”（women's studies）中的主体地位^[11]，套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论述女性主义科学的话来说，在教育研究中，这一过程实际上也经历着由“教育中的妇女问题”到“女性主义中的教育问题”的转变，研究的对象也深入到了对认识论层次上性别与知识关系的探讨。在对高等教育的重新审读中，女性主义学者从知识的角度发现：高等教育的主题与女性经验和生活经历基本无关，是性别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研究者从一门门学科开始，逐步对整个知识系统进行清理，发现高等教育所标榜的“价值中立”的知识立场和传统教学内容的“真理性”、“权威性”和“客观性”都需要质疑。事实上，所有关于高等教育的认识与建构无不呈现出性别化特征并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不是像学术权威所声称的：知识是绝对公正、客观、价值中立的。

从女性主义的认识立场来看，高等教育呈现的这种性别化特征与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可以形成因果解释或进行互释。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性别问题”，而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且相互关联的“教育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问题。显然，女性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审视已触及有关高等教育的“元认知”，在女性主义看来，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偏见与高等教育所蕴含的性别化特征密切相关，而这种性别化特征又深藏于它所依据的传统认识论（或知识论）基础之中。

本论著认为，以女性主义认识论为理论手段，通过对性别与知识关系的解析，可以透视出高等教育中性别歧视的认识论根源。因为高等教育中有关高深学问的观念、建构主体、建构原则、建构逻辑、论述主题和研究方法，学科的意识形态，课程知识，教学原则、教学知识的传授过程等，在女性主义视野里无不打上了社会性别的烙印，女性主义认识论正是破译这一性别符码的有效工具，它为重新解读高等教育奠定了可选择的、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揭开了高等教育的性别屏蔽，为认识和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