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性别符码：女性从属地位分析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呈繁荣之势，但是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并未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人们对此现象依然熟视无睹，针对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解释更是十分贫乏和肤浅。高等教育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性别问题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诠释，本论著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解读高等教育，将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归于哲学认识论意义中知识的性别等级图式，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检视了大学和高等教育在社会性别制度建构和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对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性别盲视”和“价值中立”的知识立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中的各个环节可以说都是一种“知识理论”的呈现形式。高等教育体制不仅仅具有科学研究、培育人才的功能，而且是进行思想创新、知识创造、设立知识标准和制订人事规格的重要机构，在追求社会性别公正的进程中，重构高等教育作为塑造社会性别价值观与性别秩序的核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本书的意旨并不仅局限于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该问题引发人们对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更深入的知识探索和更广泛的社会思考。

本论著以“知识与性别”为主要线索，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中的四个核心概念（高深学问、学科、课程、教学）来批判人们习以为常的基于男性中心的传统解释，重新审读高等教育和有关高等教育的“科学”话语，破译了高等教育自身所蕴含的性别符码，揭示了高等教育中性别歧视的认识论（知识论）根源，为高等教育中性别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和解决策略。在研究中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本论著通过对女性与高等教育关系历史与现状的审视，得出如下结论：基于男性中心的对于女性与高等教育疏离渊源的传统解释，要么从生物决定论的本质主义出发，认为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以及基于生理差异出现的社会角色分工决定了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存在状态；要么以女性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发展的缺陷来解释她们在高等教育中与男性的差异。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解释方式实际上都是囿于“女性匮乏论”的认识框架，把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被排斥、被忽略以及发展中的障碍归结于女性自身，把高等教育视为与性别无关的客观存在。本论著认为这样的前提假设实际上蕴含着两种观念上的偏见：一是性别观念的偏见，即对女性的定义出了问题，它仅从生理特征方面来定义女性而忽略了其社会文化内涵，高等教育中所有关于女性的认识与解释都是以此为依据的。二是对高等教育认识的偏见，即把高等教育视为与性别无涉的客观存在，即高等教育自身并不对蕴含其中的性别歧视和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中的性别差距负责任。正是囿于以上认识，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总是以同样的理论假设，用不同的言语方式表达着、解释着，但它重复的却是同一个主题——男女天生有别。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知识立场在此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有关高等教育的所有认识与知识，都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建构并通过社会主流话语进行言说，在父权制文化下，就是由父权制文化建构并以男性权威来代言，高等教育在其间扮演的是一个受主流文化操纵的重要媒介，它与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同盟关系。在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个知识系统中，男性只就他们自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而通常使女性隐而不见或将其归入异类，那种拒斥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观点与理念更是充满了男性的意识形态，高等教育系统所标榜的客观性与逻辑性实际上体现了男性的政治学，高等教育长期对女性的集体无意识遗忘与忽略实际上是源于对性别与高等教育认识上的偏见。由此看出，高等教育与女性疏离的渊源不在于女性自身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人们的“女性”观念以及对高等教育的认识。

第二，本论著通过对“高深学问”的社会性别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规约下，无论中外，女性都由于其女性特质被传统社会合理、合法地置于私人领域和从属地位，这也是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图式在社会结构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无形的制度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知识系统以及个体的生活选择。作为打造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材料，“高深学问”是整个知识文化系统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所体现的理念、性质、建构过程、论述主题及研究的方法都与社会性别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和同构性。本论著认为，“高深学问”并非性别中立或性别无涉的，它实际代表着的是一种男性形象，从本质上与女性（女性气质）是相悖的，而这个“本质”又与社会性别制度一样，是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通过对“高深学问”的认识论解读实际上经历了从法律层面、社会文化层面解释性别歧视向人类精神与知识生产层面关注性别问题的转换。在笔者看来，作为高等教育核心概念的“高深学问”在其间扮演的就是一个使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合理化的角色，它通过所谓知识的“客观性”、“中立性”、“普遍性”为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性别制度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实际上也就是为实现社会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性别霸权提供认识论与知识论上的解释。(www.xing528.com)

第三，本论著通过对学科的社会性别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一向以价值中立的形象出现。本论著通过对性别与知识关系的探讨，看到了学科自身所蕴含的性别意识形态，并把它与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就像知识是被建构的一样，学科也是被建构的，隐含其间的权力、利益基础以及意识形态不容忽视。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规约下，知识的生产者及占有者基本上都是男性，而这些人的知识身份、政治身份以及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优越地位与其所掌握的权力，影响着知识生产的全部过程，所以在知识的专门化和知识生产的组织化过程中，只有他们才是学科化知识的局内人，而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了学科知识的局外人。本论著认为，从学科上划分为男性和女性以及潜意识的价值分层，实际上是社会性别符号系统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学术和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体现，它反映和延续的依然是一种男性中心（或优越）的社会文化，在学科与专业中，无论是社会选择还是女性的自我选择都必然受到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这一认识为高等教育中学科与专业的性别隔离、性别歧视提供新的认识思路。女性主义通过“女性学”这个重要媒介，对学科重构进行了深入探究，试图超越传统思维模式，坚持学科建构主体的多元性、多样性、模糊性和流动性，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解学科的性别隐喻和打破学科间的等级划分。

第四，本论著通过对课程的社会性别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女性主义通过对男性中心课程中女性的缺失、歪曲、忽略、刻板化进行揭露与批判，从而把课程理解为性别文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女性在历史上没有成为主体，在知识创建与课程知识的选择中没有成为主体。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大学课程及其话语主要都是由男性创造和规定的，从知识的确认与选择、知识的价值认可与地位分等、研究方法等方面来看，它都是符合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因此它与父权制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同盟关系，它注重的是男性所关注的领域和议题，忽视和排斥女性的经验与认识，使女性的世界成为课程领域中无形的或扭曲的东西。因此，要想消除课程领域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女性就应该成长为“提问题的妇女”，那就是：女性不仅要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应该把她们的历史、声音变成教育的内容，即大学课程中还应该有她们的声音、经验和体验，她们有权利作为主体参与到知识的建构和课程知识的选择、解释、研究之中。“女性学”课程的诞生正是女性主义学者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以女性学课程为媒介和重要工具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向各个学科领域进行有效渗透，使被边缘化甚至隐形化的众多与女性有关的问题或者所谓非正统的议题“浮出历史地表”，并将其纳入课程体系，改变课程文化的男性权威形象，改变大学课程中以男性及相关论题为唯一正统和标准的局面，为女性融入高等教育体系，成为真正的知识主体，提供一个重要的知识基地和平台。

第五，本论著通过对教学的社会性别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传统教学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去性别化”的，实际上它已内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与社会性别规范，并视其为先验合理的，在教学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践履着，这主要表现在教学知识、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方面。女性主义通过对传统教学理念、教学知识的知识论、传统师生关系的批判，揭示了大学课堂中的权力问题和隐藏其间的性别立场，创设出了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女性主义教学论。女性主义教学论对知识界定、知识传授过程、师生关系等方面革命性的理解和创见，打破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并对长期以来教育领域中少数精英人物拥有的知识霸权、知识垄断形成了挑战，它所倡导的平等、多元、包容、互相激励、赋权的学习关系和积极主动的知识创新精神引起了教育学界的关注。女性主义教学论的基本理念是：尽管人们的出身、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但都有可能运用各自特有的方式来吸取知识、共享知识，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达到整合与提升。女性主义者相信，通过贯彻女性主义教学论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可以逐步消除教学领域内的各种偏见（包括性别偏见），实现女性主义课堂所追求的理想：在这里，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学习是合作的，解释是复杂的，身份是相互联系的，理性和感性是相结合的。

从哲学认识论意义上探讨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是一个全新的、复杂的学术难题。本论著以西方女性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工具，面对这一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学术观点，笔者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和拾人牙慧的惶恐。这一方面来自女性主义思想和流派的繁杂多变，以及东西方文化和学术语境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受制于笔者疏浅的学术功底、有缺陷的知识结构和有限的外语水平等诸多条件，因此驾驭这个颇有难度的选题存在很多先天不足，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缺憾。所以，笔者认为，本研究离真正意义的完成似乎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而只能是“在路上”。未来的路，还需要远离喧嚣与浮躁，保持一份平静的学术心境，艰辛而努力地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