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疆辽阔，北起奴儿干都司沿海辖区（包括苦兀，即库页岛），中经辽东沿海（明属山东省），京师所属永平府和河间府，山东半岛，南京所属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和松江府，浙江，福建（包括台湾、澎湖等岛屿），广东沿海地区，南至琼州（海南岛，明属广东省）和南海。海岸线蜿蜒万余里。从北到南，除居住着汉族以外，还有女真族各部、苦兀人、吉里迷人、回族、畲族、高山族（亦称番）、瑶族、壮族和黎族等少数民族。其中部分汉族、女真族、苦兀人、畲族和高山族以海上捕鱼为业。沿海回族和部分汉族从事着传统的海外贸易。东南沿海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手工业、商业发达，是明朝赋税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明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区。在明初北方战事激烈，帖木儿帝国雄踞中亚时，沿海地区不仅是海外各国、各族入贡的必经之地，也是中西交通的要道。
明太祖初建国，即留心海上交通，并加以利用。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命“汤和提督海运。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广东”[1]。廖永忠率水师至广州，平广东，又收降海南、海北诸道。洪武二年，太祖令户部于苏州、太仓储粮2000万石，以备海运。郑遇春从征云南归京后，奉命督金吾诸卫，造海船180艘，运饷辽东。洪武二十年，封张赫为航海侯，命督辽东海运，每岁一行，军食赖之。其后朱寿海运有功，封舳舻侯，岁运71万石。洪武三十年，海运粮70万石于辽东。永乐元年（1403年），以北方军储不足，命海运粮49万石于辽东、北京。自是岁以为常。北直、辽东等地的军粮要依靠从江南海运，可见海上交通之重要。
太祖、成祖二帝为招徕海外诸国入贡，许载方物，与中国贸易，予优惠，免征商税。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专务海外入贡及互市事宜。洪武七年，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因近京师（南京），寻罢。改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2]。但太祖为防海盗，海禁森严，影响了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
明成祖即位后，执行了松禁的政策，鼓励入贡和对外贸易，也积极派使者至海外诸国，与海外的交往日益频繁。“（永乐）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 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3]为扩大明朝的影响和沟通海上交通，自永乐元年起即先后派尹庆、郑和等出使海外诸国。郑和奉命七次出使“西洋”，历时28年，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和东非37国，到过60多个地方。最南到了爪哇，最北到了波斯湾和红海海岸的麦加，最西到了非洲东岸，越过赤道以南。郑和等下西洋说明了明朝的远洋航海能力强，航海技术和造船技艺等先进，以至在变幻莫测的大洋里“云帆高涨，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4]。他们绘制的《航海图》和积累的经验又为以后的海上交通提供了极宝贵的借鉴。航线的开通，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来中国访问和经商，东南沿海的大批中国人随之移居南洋。
[1]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www.xing528.com)
[2]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3]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4] 《天妃灵应之记》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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